這片上海最後的“兩萬戶”勞工住宅之一，将在不久的将來被整體拆遷。
文 | 李曉棟
上海最後的“兩萬戶”勞工新村之一——普陀區“普陀一村”，終于要拆遷了。
筆者驅車從金碧輝煌的武甯路橋一拐彎，穿過漂亮的逸流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和我格廣場，突然出現一排低矮的“普陀一村”老公房，孤零零地矗立在高樓大廈中，似乎有說不完的故事。
幾十年前，這種“兩萬戶”勞工住宅，在當時上海人逼仄的居住環境中，已算“中檔住宅”。小時候，聽外人說這裡叫“兩萬戶”，我一直以為是“兩層戶”的意思。這種老式公房，分上下兩層，有一家人住的帶獨立煤衛，上下四間房的獨棟公房。也有兩家人分别住上下兩層，合用廚房和衛生間的兩層公房。
确切地說，“兩萬戶”的來源，最初是指1952年，上海市為解決十餘萬勞工的住房問題而建造的“21000戶”新式勞工住宅的簡稱。而普陀一村，是1958年為解決原普陀區委區政府機關人員住宿問題和其他企業機關職工住宿問題而建造的 “勞工新村”。
上海城市規劃建設住宅新村的“裡程碑”
“兩萬戶”是上海第一批由新中國建築師自主設計的成建制建築作品，妥妥的“中國造”，開創了上海城市規劃建設住宅新村的裡程碑。
“兩萬戶”勞工住宅是1952年由希馬柯夫等蘇聯城市規劃專家指導下由新中國自己的建築師設計施工完成的。它由中國傳統磚木結構材料建造，參考了蘇聯聯排集體宿舍的風格。其中水、電、煤俱全，每5戶合用廚房和廁所，并配套道路、下水道、學校、商店和綠化。
1953年，上海市共投資5677萬元，建設了2000個單元住宅的“兩萬戶”勞工新村，分布滬東、滬西、滬南工業區周邊，10萬戶職工家庭遷入新居，命名為長白新村、控江新村、甘泉新村、曹楊新村、天山新村、日晖新村。
當時，普陀區産業勞工聚集地“藥水弄”，還是一片由“旱船”、“滾地龍”、草頂泥牆“鴿子棚”組成的“赤膊棚戶區”，住着1萬左右勞工家屬。
1956年，我的外公帶着全家從普陀區長壽路一個十平方米的石庫門亭子間裡，搬到了嶄新的武甯路的“兩萬戶”裡。據母親回憶，和每天要倒木頭馬桶，燒飯用鐵皮煤爐，一家人吃喝拉撒都擠在亭子間裡的家相比，住進有獨立煤衛，樓上樓下六十多平方米的“兩萬戶”新居，簡直就像做夢一樣。
“兩萬戶”的出現，大大改善了解放初期上海勞工階級的居住環境。
走出一批職工文藝創作者
“兩萬戶”也是上海解放後三代勞工階級的命運、地位、興衰的“見證者”。
以我家為例，我外公的四個女兒，除我母親插隊落戶外地外，三個阿姨分别被安排在毛紡廠、燈泡廠、鍛壓機床廠，全家其樂融融。
與當時道路狹窄、規劃淩亂、人口擁擠的市中心區相比，當時的“兩萬戶”勞工住宅，有着較完善的市政和社群配套設施。“普陀一村”的北面是區政府、區少年宮、滬西勞工文化宮。西面、北面是鋼鐵廠、鍛壓機床廠、印鈔廠等，東面是交通樞紐曹家渡以及商業中心長壽路“大自鳴鐘”。
我童年時，“普陀一村”的道路寬闊、綠樹成蔭、房屋整齊，附近衣食住行一應俱全，人的精氣神也很不錯。我常看着朝陽下正在建設中的武甯路高層建築群，基建外牆上挂着碩大的智語：“為實作四化而努力奮鬥”，巨大的施工塔吊在逐漸“隆起”的城市天際線上來回晃動，在陽光下反射着紅色的光芒，充滿了勃勃生機。
住在“兩萬戶”中的第二代勞工階級，有的成了勞動競賽标兵、技術能手，有的被提拔為團委黨委的儲備幹部，也有的通過努力自學，成為了文化人。例如，電影《都市裡的村莊》描寫了從上海勞工居住區走出的記者舒朗與造船廠勞動模範丁小亞的故事，而該片的部分内容來自于上海江南造船廠業餘作者梁星明創作的話劇《第二小組》。
在上世紀80年代，上海業餘文藝創作人才幾乎被滬東勞工文化宮、滬西勞工文化宮（西宮）、上海市勞工文化宮（市宮）“三宮”囊括。如“市宮”創作的《于無聲處》，西宮的影評創作和東宮的文學創作。
陣痛轉型
從1998年上海紡織廠的12萬錠落後棉紗錠在煉鋼爐前化成廢鐵開始，上海傳統産業轉型帶動的上海勞工下崗潮開始了。“兩萬戶”中的居民們紛紛簽完“協保”、“買斷”工齡補償協定走出工廠大門，走進了上海的便利店、街道三産、小飯店、快餐店、指揮交通、開計程車、開殘疾車、去“東方書報亭”賣報等崗位上再就業。
2000年後，“普陀一村”“兩萬戶”中的上海勞工階級，突發奇想闖出一條生路。一家會廚師手藝的下崗鄰居，首先在臨街的一樓開出了小飯店，由于飯、面、菜價廉物美，不想生意興隆，食客趨之若鹜。之後，“普陀一村”的人們紛紛“消化吸收”、“築巢引鳳”将一層樓面裝修為各種特色飯店、小吃攤檔，從川菜到粵菜，從奶茶到拉面。或樓下開店或破牆尋租，一時間“普陀一村”成了附近小有名氣的美食街，連我外公家的樓下也開出了“精武鴨脖”。
舊區改造
當初規劃時設計的居住時間15年的“兩萬戶”，居民們一住就是幾十年。“兩萬戶”内一間20平方米的房子住進了三代同堂，容量達到了極限。幾家人共用的廁所和廚房，設施陳舊，擁擠不堪，排隊如廁都要憋得臉通紅。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本世紀初的企業“下崗潮”，“兩萬戶”中的人們，日子更難過了。
一些“兩萬戶”的屋頂上開始出現老虎天窗，因為搭出了閣樓夾層作為儲物和“兩萬戶”的第三代們睡覺學習的地方。一樓居民的前門被搭出了“自建”的“獨用”衛生間、廚房和儲物室。後門的天井被搭成加蓋“陽光房”，用來安置老人和做起房間。二樓的平台上則搭建出了一間“學習室”，小孩子在裡面做功課。
“普陀一村”成了各種違法建築自由發揮、任意生長的“表演”舞台。這些由各種建築材料遞增起來的“多邊形不規則盒子建築”，配上風格獨特的晾衣架、電視天線、花草雜物、蔥盆魚缸，成為了充滿“煙火氣”的地方。
2002年後改造“兩萬戶”逐漸列入政府議程。上海全市最大的“兩萬戶”住宅群“鳳城一村”被拆除。2016年，楊浦區最後成片的“兩萬戶”——楊浦區228街坊200多戶居民也完成了搬遷。不過與其它地方“兩萬戶”的結局不同，這裡的12幢兩層“兩萬戶”将被整體保留下來改建為特色曆史建築群向公衆開放。
普陀區的“普陀一村”隻是經過幾次修繕，無法避免建築結構老化的結局，其中大部分居民已另外購房，留下的“兩萬戶”主要被出借給外來人口。
如今，這片上海最後的“兩萬戶”勞工住宅之一，将在不久的将來被整體拆遷。普陀區的“兩萬戶”，也将成為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