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
杜甫也經曆過漫長的待業期，
關漢卿就是古代的斜杠青年，
海瑞竟也面臨職場上能力和情商的雙重考驗？
最早的KPI創始人是張居正……
近日，一些看過紀錄片《中國》第二季的年輕人在社交平台上這樣熱議。
從曆史關照到當下，見仁見智，《中國》終究沒有辜負追随了兩季的觀衆。
《中國》劇照
《中國》第二季仍用錢穆《中國史綱》所強調的“溫情與敬意”，诠釋中國人的文明源流與精神底色。推出後在教育界亦反響熱烈，不僅是清華、北大等高校教授對本片一路好評，很多家長及中國小生在看後也接連點贊。
“最沖擊我的還是它的畫面，整體非常唯美，尤其李白杜甫、宋徽宗那兩集。在安靜的背景下去呈現故事，演員去營造曆史的氛圍，和我們之前所看到、用更多聲音去烘托的紀錄片還是有很大差別的。”作為首層閱讀者，該片的總顧問之一、中央民族大學曆史文化學院院長彭勇的觀後感很直接，他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直言，“《中國》是我這些年來看過的影視劇裡，文本品質最高的作品之一。”
《中國》劇照，宋徽宗趙佶
專業和非專業觀衆的肯定，正是創作團隊所看重的，創作者功德圓滿，平生不枉做了一次“曆史的搬運工”。
《中國》并不是通史，而隻是一個縮影，兩季共22集，其實講的是一個故事，把全片當成一個人的成長去領會，才更會真正了解主創的用心良苦。
總導演兼制片人李東珅這樣闡述：中國就像一個人，在春秋戰國時期樹立了三觀，在秦漢時期逐漸完善了體魄，形成了今天大一統的軍銜制的國家管理體系，魏晉南北朝那麼紛亂的時候，他開始成長，再後來他融合了外人的思想，成為了一個朝氣蓬勃的青年，當他覺得在巅峰的時候，也是一個下衰周期的開始，曆史有周期，曆史周期是客觀的。
突破
治大國如烹小鮮，講故事亦如此。《中國》的标題宏大，講述的方式卻很下沉。
看似輕描淡寫，在影像表達裡，卻盡可能同時展現了三種對話：人物與時代的對話、導演與人物的對話、觀衆與時代的對話。有了敦實的精神血肉，這也是每位觀衆都能在其中找到自我對照的原因。
從第一季開始，《中國》的影像表達就是極其主觀和詩性的，幾乎不正面表現曆史，而是通過看似不符合邏輯的戲劇化場景、加上強烈隐喻的文本，融合出一種意味深長的思辨。
片中常見到，一道門就是一座府邸，一屏風就是一座宮殿；一人一兵器代言一場戰争。
第二季的變化，是從對國家本身的極度關注，開始關注到一些更加細節的人。
其實在第一季最後一集盛唐篇，已經有了變化。放棄了名垂青史的大人物，選擇了三位“小人物”作為主人公：正準備考試的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一對即将離婚的敦煌夫妻，一位長安城内的粟特商人。
在第二季，除了帝王名臣，如康熙、乾隆、張居正、海瑞外，還有詩人李白、杜甫，畫家張擇端、王希孟，劇作家關漢卿、僧人八思巴、道士劉秉忠、教授徐一夔、翻譯馬歡、書生徐子龍、農學家徐光啟、實業家張謇……
《中國》劇照，海瑞
曆史會留下每一個人的價值，他們各自的掙紮求存和思辨之光都值得被講述。
有時候，影視作品追求好看，會将重點放到人們喜聞樂見的戲劇沖突裡去，濾鏡之下難以返璞歸真。中央民族大學曆史文化學院院長彭勇覺得，比如明朝的兩集《臣子》和《季風》，最成功的地方是抓住了明代的基本特征，打破了大衆固有的對明代一些陳舊的印象。
《臣子》劇照
“《明朝那些事兒》《萬曆十五年》《明代特務政治》，包括吳晗的《朱元璋傳》，這些書對閱聽人的影響太大了，以及高中曆史書一提到明清，還是閉關鎖國，資本主義萌芽也是沒有萌生新的近代化因素等等”，彭勇感歎，“這個觀念實在是太難扭轉了！”
事實上，他認為明朝整個社會處在一個從傳統到近代轉型的非常關鍵的時期，也是“國際化程度很高的一個發展階段”。
明末商業化出版空前繁榮，坊間刻書蔚然成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吳有性的《瘟疫論》、潘季馴的《河防—覽》、屠本畯的《閩中海錯疏》等一批足以比肩世界的科學著述先後問世。借助商業化的出版方式，明代最為傑出的成就得以儲存和傳播，也讓中國在世界科技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印迹。
彭勇認為，長期以來，很多學者都說明朝的學風很壞，因為明朝人喜歡抄别人的書，還沒有版權意識。
“但明朝的私人的販書刻書那麼發達，恰恰說明老百姓的閱讀量大了，尤其老百姓家裡也有好多旅遊的自助旅行圖，叫日用類書。《中國》确實下沉到了明朝的普通百姓，講到了閱讀和娛樂文化，這是很多作品幾乎并不關注的部分。”
片中這種關照還有很多處。比如講元朝的《市井》這一集，通過關漢卿，牽引諸如戲劇家楊顯之、白樸、馬緻遠等對元曲産生重要影響的曆史人物，展現以戲劇為載體的儒家文化“下沉”到市井鄉野的演變過程，激活中國人的精神基因。
《市井》劇照，關漢卿
總導演李東珅還指出一點：當文化開始下沉到市井的時候，群眾通過戲曲小說知道了“禮義廉恥，忠孝節烈”，這個時候産生了非常重要的一個新的文化變化，我們有了“家國情懷”，有了“民族英雄”這樣的概念。
關漢卿在晚年時最著名的就是“我是一粒銅豌豆”，這是一個頗有自黑氣質的文人。在創作這一集時，“颠倒夢想”這個詞忽然蹦出來，李東珅總覺得，關漢卿特别像周星馳。
“在我們的畫面裡，他（關漢卿）始終是一個很沉重的表情，其實他生活裡非常搞笑，他内心痛苦外在嬉笑怒罵，他非常特别。寫他非常難，是因為他并沒有記載的曆史細節，我們隻能從他的作品中感受他這個人。”
配音
在這一季，周濤和何炅輪流配一集。男聲溫潤祥和，女聲冷峻深邃。
《中國》劇照，何炅扮演的徐霞客
周濤的聲音被觀衆稱為“提神”的聲音，力道和了解恰到好處。
在周濤的了解中，《中國》的解說詞，有對于曆史事件和人物命運的描述，有主創的感慨，也有哲學和社會學的思考。這幾重内容統一于解說詞中，首先要求配音者對于文本有深入的了解和領悟，并且有調動自己聲音的能力和技巧，将“複調”式的内容融彙于有聲語言，在文字的有聲化之外，通過語調、氣息、停頓、起伏，将文字背後的複雜情感準确傳遞給觀衆。
在這次《中國》的創作中，周濤隐藏了觀衆熟悉的語言表達方式，更加深沉、冷峻。兩季相較，第二季則加入了溫暖的調性。
她表示，自己不是為了尋求變化而變，變化是依據片子的整體風格而來，同時也是自己經曆閱曆的變化。在整體把控上，她覺得，紀錄片裡，配音和畫面是對立統一的關系。解說詞文字内容可能遊離于畫面，但是聲音的情緒節奏跟畫面應該是和諧的。是以，配音創作要把握住全片的整體基調，在整體基調的統領下實作語言的大開大合或低回婉轉……用語言為畫面潤色，用語言為主題點睛，用語言為情緒注解。
“正如克羅齊所說‘所有的曆史都是當代史’，回眸曆史總是令人心生感慨唏噓不已。那一個個偉大而孤獨的背影，那一幕幕過往又似乎仍在眼前的畫面，讓我進一步感喟世事之無常，生命之脆弱。用聲音為曆史事件和人物樹碑立傳，傳達的導演的意圖，也是我個人的思考和了解。”周濤說。
當記者問到幕後有什麼好玩的點時，周濤簡而言之：導演本人是一個配音控。
倒也不驚訝，在第一季時她就曾透露，光是配70字左右的宣傳片，在錄音棚就待了整整三個半小時。對于“咬文嚼字”的難處，周濤認為，大家秉承着非常認真的态度，常常為了一句話、一個詞的表達方式進行反複的商讨和嘗試。不覺得難，因為覺得做的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文本
《中國》第二季從盛唐拐點講至辛亥革命，繼續梳理中國文化血脈傳承，鼓舞觀衆在鑒往知來中，更好地了解“今日中國是曆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
“為什麼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是今天這樣的？其實都是由無數時代的思想形成的。”在第一季，這個核心問句就有了。
《中國》的文本存在着很強的邏輯：首先文本一定是叙事主體，其次畫面不能成為文本叙事的負荷，它必須是增量，也就是影像要給文本叙事提供文本所沒有的東西，是以，文本和影像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分裂又統一的一個過程。
在第二季中，觀衆可以明顯感受到文字背後是海量曆史資料，一句旁白可能跨越了幾本書，看過正片，你會想要通過延伸閱讀去看到更多曆史中的細枝末節。而主創團隊也貼心制作出每一集的延展書目。
李東珅說：“我們在第一季的結尾講到，孔子與老子一儒一道成為未來中國人的雙重精神選擇。一千多年以後，杜甫李白，就好像是千年前的映照。他們身上映照出了一個開元，盛世從極盛到衰落的一個拐點的折射，它是一個命運的折射。”
的确，《中國》的文本值得反複閱讀。
第六集《季風》片尾這樣說道：“那個為許多普通人探索和記錄下的時代，如同一陣季風，忽然來了，很快又去了，大明帝國就這樣走到了它的尾聲，下一次季風的到來，還要再等很多年。”
講到王希孟和《千裡江山圖》時，旁白是這樣評述的：他如同迷一般的出現，又消失了。似乎，他來人間一趟，全部的意義隻在于這一幅畫。
《中國》劇照，王希孟
在采訪中，李東珅叮囑再三，文本先讀一遍，看畫面再讀一遍，兩次的擷取資訊一定不一樣。
和第一季開播時的興奮不同，這一次李東珅顯得頗為語塞，大概所思所想已在片中盡數放下，話已窮盡，他告訴記者，《中國》第二季是自己對曆史題材電視紀錄片的終極了解，或許有一天，他會推翻今天的認知，但正像片中的人物不斷的掙紮、和解和失敗重來，創作的用心良苦也都是應當的，他隻希望，每一個觀者都能真實感受到片中要傳達的力量。
如片中曆史人物，每個人都有一種東西叫天賦，有些人終其一生，都沒有找到屬于自己的使命，有些人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對李東珅而言，他始終會告訴自己，一定要努力把自己的使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