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何以謂中國商界精神領袖？

璞瑅學宮

五百年前，王陽明作出超越時代的判斷。他的“新四民說”，拓展了商業文化的空間，也為商人們立起了道德标杆。這也足以解釋，為何一生沒有涉足商業的王陽明，五百年後會成為一大批商人的精神領袖。

“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春秋時代，齊國思想家、政治家管仲提出了“四民之說”。蘊含重農抑商思想的“四民之說”，将商人排在了四民之末。

“四民之說”以及對商人的壓制，延續了幾千年。朱元璋甚至規定商賈之家，隻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也不許穿細紗。

至明代中晚期，為商人正名的言論開始出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王陽明的“新四民說”。他把傳統觀念中一直被視做“賤業”的工商擺到與士同等的水準。在《傳習錄拾遺》中，王陽明寫道：“雖經日做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

收“鹽老闆”為徒

明代嘉靖元年，一名泰州商人王艮來到王陽明家中。王艮見到王陽明後，表現得很不羁，直接坐到了本該王陽明坐的主座上。一番交談之後，王艮被王陽明折服了，一改剛才的不恭。史籍中這樣記載二人的初識：“講及良知，曰：簡易直截，予所不及。下拜，隅坐。”

但是第二天，王艮反悔了，認為昨日是被王陽明的氣勢和話語欺騙了，今天再辯論一次，假若輸了才會真正拜服。兩人又辯論了很長時間，王艮對王陽明徹底折服。對于這名生性狂傲的新收弟子，王陽明也給予高度評價：“吾擒宸濠（甯王），一無所動，今卻為斯（王艮）人動。此真學聖人者。”後來，王艮成為王陽明最優秀的學生之一，開創了泰州學派。

王陽明與王艮的故事，素來為人津津樂道，但人們在對這對師徒推崇備至時，卻忽略了王艮拜師或者說挑戰王陽明時的身份。對于王艮的身世，史料中這樣交代：“十一歲時家貧辍學，随父兄淋鹽，十九歲時随父王守庵經商至山東……”翻譯成白話文，王艮11歲辍學，跟着家人做鹽生意，19歲時随父親去山東經商。

王艮38歲投入王陽明門下，而他之前的經曆，或許已足夠“勵志”，少年辍學，青年經商，憑借個人奮鬥脫貧緻富，成為遠近聞名的“鹽老闆”。必須強調的是，這是今天人們的眼光，如同成功商人進名校讀EMBA，不會有絲毫違和感。但回到五百年前，大衆意識并非如此，很多人會議論，名聲在外的大儒王陽明竟然收個鹽商做徒弟？

這就是王陽明！這樣的王陽明才成就了王艮！

收一名四民之末的富商做學生，本就是王陽明在踐行自身學說。“雖經日做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

遍觀曆代聖賢，無一不是桃李滿天下，卻鮮有商人弟子。孔門七十二賢中，隻有子貢一個商人，況且他經商應當是在拜師之後。像王艮這樣原本家财萬貫的商人，大概也就王陽明敢收納吧。

“傍大款”，是儒家信徒尤其大儒們不恥于行之事，但王陽明卻堂堂正正地做了。他收富商王艮為徒，還欣然為一名江蘇昆山的富商題寫墓志銘《節庵方公墓表》。正是在這篇墓志銘中，王陽明驚世駭俗地提出：“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這便是日後的“新四民說”。

商界的第一批粉絲

人傑與地靈之間，原本是互相作用的。在曆代聖賢大儒中，王陽明成為少見的為商人鼓與呼者，應當與他所處的地域有密切關系。

王陽明是浙江餘姚人，自幼生長在江南，經曆了仕途沉浮與軍旅生涯後，中晚年又回到家鄉著書立說。江南的煙雨樓台、詩書畫集，自當深深烙印于王陽明的性格之中。江南自古富庶，王陽明生活的明代中葉，恰逢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江南地區出現。這些日常間耳聞目睹的場景，又會源源不斷進入王陽明這位心學大師的心頭。浙江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主任錢明認為，盡管當時社會普遍重農抑商，但浙東地區地域經商風氣也一定程度上為王陽明提供了思想創新的土壤。

明代中後期，随着商品經濟的萌芽和發展，社會出現了一股“士商合流”的趨勢。當時人口急劇增多，科舉名額沒有相應增加，産生了大量落第的士子。因仕途無望，這些讀書人紛紛下海經商。“儒商”一詞，也由此發端。

身處商場的讀書人，保留了士人的作風和喜好。同時，“儒商”以經商所得，更加注重培養子弟讀書。這些商人子弟，再由科舉進入士大夫階層，加上聯姻等形成的宗族關系。原先“士”和“商”的邊界進一步融合。

據曆史學家分析，民間講學運動，在宋代已經很發達，到明代更是達到極盛。宋代講學以朱熹為代表，主要面向士大夫，而明代講學，以王陽明為代表，施教對象擴大到了整個社會，特别是伴随着商品經濟發展而來的手工業和商人群體。

“新四民論”誕生後，當地崇商重賈風氣更濃。至清代五口通商時，“甯波幫”已是上海灘最重要的商業力量。

在甯波商界，數百年來湧現出一大批陽明心學的信奉者。在“緻良知”學說的影響下，這些信奉者成長為一支極其特殊的商業力量——既有商人的創新冒險精神，又兼具儒生的道德理想追求。而這，亦是被譽為甯波商幫延續三百年不倒的關鍵。中國第一套西裝、第一家華人銀行、第一位世界船王，都出自甯波商幫。

“王陽明，可以說是甯波幫的精神領袖。”甯波商幫研究學者王耀成拜訪過甯波幾大商幫家族的祠堂，在祠堂内都能尋到陽明先生的痕迹。其中一座祠堂内的一對楹聯上，直接摘錄了《節庵方公墓表》中的話。

顯而易見的是，故鄉的甯波商幫是王陽明在商人階層的第一批粉絲，粉絲們在商業領域的巨大成功，反過來讓王陽明在整個商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一名研究學者認為，人是有從衆心理的，當看到那麼多商界的大人物是陽明心學信徒時，自然也會想着多了解一番。這種互相作用之下，“陽明熱”就順理成章了。

企業家的“緻良知”

近年來，“陽明熱”已升溫成商界顯學。這其中，自然有附庸風雅的因素。比起婦孺皆知的孔孟，陽明顯得小衆而精英，比起看似枯燥生澀的程朱理學，陽明心學更接地氣。成功人士說自己鑽研陽明心學，絕對是一樁很上得了台面的事情。

同時，王陽明不僅是古代大儒中對于商業文明最友好的，其本身更是成功人士與行動派。所有這些，都太對現代企業家們的胃口。中國的企業家階層自從改革開放開始回歸以來，一直是一種敢想敢幹、敢試敢闖、敢冒風險的形象，這與王陽明所倡導的“知行合一”可謂天然契合。

王陽明是思想家，也是行動派。這個雙重身份在中國古代的思想家裡，稱得上是稀有。企業家特别願意學習王陽明而不是朱熹等其他傳統儒學大家，因為王陽明“建功立業”而非像朱熹那樣“著書立說”的生平，對于企業家們來說更有吸引力。他的一生靖難戡亂，屢立奇功：安撫贛南盜賊，平定甯王之亂，力保廣西安甯。如果沒有王陽明，明朝的曆史會改寫。

王陽明堪稱聖人，但與孔孟程朱不同，他會不時展現出“狡猾”與“冷酷”的一面。比如率軍剿匪時，他攻心為上，曉之以理，希望江洋大盜能夠回頭是岸。但對方不吃這套時，王陽明會立刻使出殺伐手段。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王陽明就是中國曆史上很少做到“内聖外王”的人。

據記載，王陽明平亂之後，在軍伍之中設宴請學生吃飯，向學生表示感謝，學生們都覺得很驚訝。王陽明說，諸君事實上對我有很大的貢獻，因為我每一次判案或者做決定要傷害人家生命的時候，我一定要問我自己，我做了決定以後能不能回來面對諸君講學，假如認為不行，我就不會做了，是以你們實際上等于做了一個借鑒，等于是我良知的一面。

對于衆多打拼出來的企業家來說，“内外皆聖”隻是奢求，他們孜孜以求的正是“内聖外王”。

時代發展到今天，中國企業家階層已走過原始積累階段。在尋求基業長青的答案時，陽明心學中的“緻良知”又給出了自己的解答。

需要特别說明的是，不少人把“知行合一”認為是認知和行動，其實“知”是王陽明口中的“良知”，而不是正常意義的認知，了解這點是了解陽明心學的關鍵。由此也可見，“緻良知”在陽明心學體系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王陽明強調“緻良知”，通過主體的自我道德修養來體認良知。對企業家來說，不僅要發揮創新、盈利、納稅這種企業本能，還要有良知。良知讓我做生意的時候童叟無欺，讓我搞生産的時候不能污染環境，如此等等。這種種體悟出的良知，大概和現在人們常說的企業社會責任有諸多交集，更是做大做優企業所必須遵循的信條。

對王陽明推崇備至的日本企業家稻盛和夫說過，企業從表象上看，是一個追求利潤的經營實體，本質上卻是一個修行的道場。稻盛和夫臨危受命拯救日航，便是陽明心學在企業管理中的一次成功運用。稻盛和夫要求管理人員每天必須用良知開展工作，并在晚上進行小結；第二天在改進的基礎上繼續用良知開展工作，晚上再小結。稻盛和夫認為，盲目擴張最要不得，它是私欲的表現，不符合天理，自然也就無法取得人心。

在當今社會，有不少企業大肆擴張，攻城掠地，固然是事功，問題是你自身的實力是否能夠支撐膨脹後的業務。正如王陽明所說，一個有桀纣之心的人，非要去做堯舜的事業，隻能是自讨無趣。

當然，在“陽明熱”愈演愈烈的今天，也有企業家提出警惕——不要神化他讓人頂禮膜拜。如果放到今天，王陽明一定是創新的典範，從不認為前人先師聖賢佛道終結了真理，而保持開放的心态，不然就不會有陽明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