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斑斑 | 滿目新綠在清明

清明假期就要到了。清明，既蘊含着慎終追遠的意義，又是一個親近自然的節日，融哀思與生機于一體。北京作為明清兩代的都城，有着怎樣的清明節俗？

文丞相祠：祭祀先賢雙淚垂

我們的清明之旅，從東城區府學胡同開始。明朝的順天府學設在這條胡同裡，因而得名。府學胡同63号，一座牌樓式大門上，“文丞相祠”四個大字熠熠發光。

這位文丞相便是那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在文天祥出生、求學、起兵、漂泊、犧牲的地方，大多建有紀念性的建築。但府學胡同63号這一處卻有不同尋常的意義，這裡是文天祥生命的終點站。

南宋祥興元年（1278年）底，文天祥抗元兵敗被俘，他被押解到大都，關在兵馬司一個土牢中。文天祥曾描述這座土牢的陰暗逼仄：“餘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污下而幽暗。”他在這座土牢中被關押了三年，期間元朝不斷派人或威逼或利誘文天祥投降，甚至元世祖忽必烈也加入了勸降行列，但他從來沒有屈服。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初，忽必烈召見文天祥，文天祥傲然挺立，堅持不跪不拜，忽必烈希望他改變想法，歸順元朝，并許以中書宰相的高位，文天祥不為所動。忽必烈最後問他：“汝何所願？”文天祥回答：“願與一死足矣。”

次日，文天祥在柴市受刑，柴市大概在今府學胡同西口，文天祥向南最後一拜，慷慨赴死。文天祥的妻子從他的血衣中，搜到了一張紙條，是文天祥的絕筆書：“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文天祥忠勇報國的事迹，具有強烈的情感力量，對文天祥的紀念活動自其遇難之後延續不絕。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時任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奏請在文天祥被害處建祠紀念，這就是文丞相祠的由來。後來，明朝遷都北京，将對文天祥的祭祀列入到國家祀典，文丞相祠的地位是以得到提高，宣德二年（1427年），朝廷規定每年仲春、仲秋各一次，由順天府官員到文丞相祠，以少牢之禮祭祀文天祥。這一年的祝文盛贊文天祥“卿昔宋臣，以身殉國。忠義大節，炳若日星”。

明清兩代，不少外地讀書人來北京都會拜谒文丞相祠，留下許多詩詞文章，文天祥本就是一位讀書人，他是白鹭洲學院的優秀畢業生，是詩文俱佳的狀元，他将聖賢的教誨予以實踐，最終付出生命的代價也不後悔。直至今天，每到清明前後，文丞相祠内仍有紀念活動，或是有組織的參觀，或是自發的憑吊，或是複原古禮緻祭，或是與東城區另外兩座英烈祠于謙祠、袁崇煥祠舉行聯祭。

在對文天祥的紀念活動中，有朗誦《正氣歌》的環節，這首詩是文天祥被關押在牢中兩年多時所寫的。終日囚禁在陰暗潮濕的牢房中的文天祥想起孟子的“浩然之氣”，他說敵人有七氣，他有一氣，但他敢于“以一敵七”，因為自己的氣是浩然之氣，是天地之正氣——“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高梁橋：惠風和暢踏青去

清明時節，春和景明，惠風和暢，滿眼望去皆是新綠，海棠花開，楊柳依依，一池春水，魚躍生波，這正是踏青的好時節。

中國人講究山水相依，山無水則缺媚，水無山則少剛，踏青之處最好是有山有水。北京的河與湖比不得江南多而潤，但也自有一番風采。明清時代北京人踏青，多選高梁橋和通惠河畔，這兩處地方都靠近河道，雖然都在城外，但又離得不遠，交通友善。

我們的清明之旅接下來到達的是高梁橋。高梁橋在今西直門外，明清時代是北京城通往西郊的必經之處。不過要講高梁橋的由來，還得先說說橋下的長河。北京作為都城，最大的短闆是水資源短缺。元朝定都北京後，水利專家郭守敬接下了整理北京水系的任務，這可不是一個容易完成的任務，他經過缜密調查制定了一個從昌平白浮泉引水的方案，這條線路收集沿線多股泉水和潛流，注入到今頤和園昆明湖中，再經長河連通今積水潭，水出積水潭，會在城中流一段，出城後再一路向東，注入北運河。郭守敬的方案，讓大運河的船可以直接通到積水潭，積水潭一時出現貨船雲集、首尾相接的盛景。

長河上的高梁橋據說是在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修建的，今天我們看到的古橋，其位置已不是舊時位置。明清時代，高梁橋是清明時節北京人踏青的首選之地，明代記錄北京風俗的《帝京景物略》說，清明“是日簪柳，遊高梁橋，曰‘踏青’。多四方客未歸者，祭掃日感念出遊”。

明人朱茂瑞有一首《清明日過高梁橋》：“高梁河水碧灣環，半入春城半繞山。風柳易斜搖酒幔，岸花不斷接禅關。看場壓處掉都盧，走馬跳丸何事無？那得丹青尋好手，清明别寫上河圖。”由這首詩可見，那時高梁橋一帶有不少酒家、飯店，清明時節人們出來踏青，少不了要消費一番，除了欣賞春光，也可造訪寺廟，還可騎馬、看雜技，好不熱鬧。朱茂瑞感歎，此情此景，當有一位丹青聖手畫下來，成就一幅北京高梁橋版的《清明上河圖》。

可以想象，清明時節的高梁橋必是人聲鼎沸、摩肩接踵，但也有人能在鬧中取靜。叱咤明代文壇的“公安三袁”中，有兩位寫過高梁橋遊記，袁宏道在有一年的農曆三月初一與友人遊覽了高梁橋。他說“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缙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既然别人都去踏青，他也與友人來到高梁橋。

在“山色微岚，水與堤平，絲管夾岸”的氛圍中，他與友人席地而坐，品茶賞景，浪紋樹影、魚鳥飛沉、人物往來，皆在這景中，他們隻是安靜地看。有人見袁宏道與友人枯坐樹下，不解其意，反而譏笑。袁宏道卻以為他們辜負了山情水意，何樂之有。恰此時又路遇友人，他們結伴而行，去看梅花去了。

陶然亭：詩文唱酬好雅興

古人為春天安排了許多節日，清明前後有寒食、上巳等節，這些節日處于競争關系，最後勝出的是清明節，雖然寒食、上巳等節的身影逐漸淡去，但沒有從人們的記憶中完全消失，它們的節俗也部分為清明吸收。東晉永和九年（343年）的上巳節，書聖王羲之與友人“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曲水流觞，吟詩作對，暢叙幽情，這也許隻是一時之興起，卻留下上巳雅集之傳統。由于上巳與清明在日期上實在離得太近，比如今年上巳是4月3日，清明是4月5日，兩個節日化為一體，清明雅集也是習俗。

若要說到清朝北京文人雅集之地，“江亭”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江亭之名，今人頗覺陌生，它的另一個名字陶然亭則為更多人知曉。我們的清明之旅就落腳于此。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提調黑窯廠事務，黑窯廠的地名至今仍存，是城内一家燒制磚瓦的工廠。江藻在公務之餘，常去附近的慈悲庵遊賞，他見庵西有池，“多水草，極望清幽，無一點塵埃氣”，十分喜歡，便在庵旁建起了一座小亭，從白居易的詩“更待菊黃家釀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中取“陶然”二字命名此亭，因是江藻所建，又稱“江亭”。

陶然亭建好後，很快就成為文人雅集之所。清朝北京城分為北城與南城，北城主要居住滿人，南城主要居住漢人，南城市井氣息很濃。與此同時，南城也是會館聚集之處，各地進京趕考的讀書人，都會首先到家鄉會館打聽消息，或暫居于此。他們的到來為南城增添了幾分文氣，士人相聚宜在環境清幽處，陶然亭是很好的選擇。

嘉慶二年（1797年）的清明，著名學者洪亮吉與友人在陶然亭雅集，此聚的主要目的是送别友人吳錫麟回江南，大家各自攜酒而至，分韻作詩。古人雅集必作詩，但不能随意作，得有一定的規矩，比如規定題目，規定詩中必有某個字或規定詩必押某韻。洪亮吉分到了郭韻，寫成了一首詩，詩中描述清明時節陶然亭的風景“梨棠間桃杏，花暗一層閣。春蔬羅數十，所喜新意各”，但離别總是讓人傷心，“泥飲苦不豪，停觞歎離索”。

陶然亭雅集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暮春時節迎來了一次高潮。雅集的主持人是大臣黃爵滋，這次雅集共有四十八人參與，效仿蘭亭故事，詩文唱酬，一卷《江亭展禊圖》流傳至今，照見當日衆人的風采。黃爵滋與林則徐、龔自珍等人為友，在這次雅集兩年後，黃爵滋向朝廷上書，力陳禁絕鴉片之必要性，林則徐對此極力贊同。

陶然亭雅集随着清朝的時局變化不可避免地衰落了，盡管雅集活動仍為數不少，但已不複往日的雅興，愁緒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雅集詩文中，讀書人在雅集時并非隻知吟風弄月，也談論時事，可是總也找不到可靠的出路。

1920年在陶然亭公園中的兩場聚會預示了新的方向。這年1月，毛澤東等人在陶然亭商讨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之事，探求救國之計。這年8月，天津覺悟社等五家進步社團的成員代表相會在陶然亭讨論救國方向，作為覺悟社成員的周恩來與會，李大钊前來指導，“他鼓勵大家要有一個共同的主義，好團結一緻”。先進的中國人在這時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嶄新的思想武器，一番改造中國的大事業已在醞釀之中。

今天陶然亭仍是清明踏青聚會的好去處，古典的詩意與革命的激情融會在此，天朗氣清，人也神采飛揚。（羅慕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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