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餘國的文化

在46億年地球發展的時間長河中，人類數百萬年的印迹隻是短短的一段，在這一段曆程裡，人類于蒙昧中徒步了百分之九十九，在之後的百分之一階段進入了文明時代開始奔跑甚至于騰飛向星空。當今社會的高速發展，得益于文化的曆史積澱，大陸各個少數民族與漢族人民共同創造并書寫着最為厚重的中華曆史文化篇章，多元的文化與無間斷的曆史光耀着中華大地五千餘年。讓我們翻開斑駁的中國東北史冊，放眼白山松水，一窺古籍與考古發現中古夫餘國的燦爛文化片段。

夫餘文化淵源。中國古代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原文明一直遙遙領先于周邊的少數民族，邊疆各少數民族的發展壯大也離不開中原文化的引領。在華夏古代統治階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念下，中原文化主動傳播四方，無論邊疆少數民族在多大程度上保有着本民族傳統文化，但大多推崇中原王朝、認同中原文化，以緻于産生了朝會貢獻、軍事征伐、羁縻治理、移民拓邊等或激烈或溫和的文化擴充與傳播手段。随着中原國家版圖的增大，中原文化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影響越來越強烈，與中原國家接壤且少有敵對的邊疆少數民族就會從其周邊的少數民族中脫穎而出，首先實作社會的進步和變革。

夫餘是大陸東北地區受中原文化影響較大較為深遠的一個少數民族，夫餘族的先民們3700年前就與中原王朝有了文化交流。夏末商初，也就是公元前1680年左右，商朝開國君王湯在位期間，命大臣伊尹召令四方各族酋長、諸侯用本地所産的物品向商朝進貢，其中要求位于商朝正東方的符婁等各個民族用魚皮制的刀鞘、烏賊魚醬、鲛魚制的盾牌利劍作為貢物；正北方的匈奴、東胡等各個民族用駱駝、白玉，野馬、駒賒、馱骣、良弓作為貢物。東方少數民族所獻均為水産品，北方少數民族貢獻的均為駝馬、玉弓等物品，并未有農耕文化的五谷等貢物，顯見漁獵文化和畜牧文化是當時東部、北部地區的主流文化，也就是說夫餘人的祖先們商初時期的文化狀态是建立在原始漁獵和畜牧養殖的生産方式之上的。在表達臣服商朝以貢獻地方特産的活動過程中，于中原的所見所聞便經由貢路斷斷續續傳播到各少數民族的生活地域，東北地區與中原地區原始的文化交流便以朝貢等方式緩慢地行進着。

公元前1124年，周武王伐纣，商朝滅亡，商纣王的叔叔箕子趁此混亂之際逃往了箕山（今山西陵川縣棋子山），後周武王尋訪箕子想予以重用，箕子推辭不受。随後便率領他的弟子門人以及商朝遺民離開箕山向東而去，在遼西建立了箕侯國（1973年在遼甯省喀左縣北洞村發現刻有“箕侯亞矢”銘文的銅器），西周後期箕侯國改稱北韓國，戰國中期燕将秦開卻胡千裡之時北韓自遼河流域遷至今北韓半島北部大同江流域。箕子東适北韓，向東北輸送了衆多醫、禮、樂、詩、巫等各類有學識的人才，同時也帶去了大批的能工巧匠，如此，中原地區先進的文化以嫁接的方式在東北地區南部迅速傳播開來。華夏族這一次大規模的進駐今東北地區南部促進了東北各少數民族與華夏族的交往，中原文化對肅慎、濊貊、東胡産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地域相臨的濊貊族所受影響尤深，為其發展農耕文明、加快社會進步提供了條件。

周成王七年（約前1036年）為慶祝洛邑營建完畢，周王室在洛邑舉辦了盛大的諸侯大會，周召公令各方諸侯、各部落族群都向周王室貢獻地方珍物，其中東方的稷慎、濊人、良夷分别貢獻了大麈（鹿類珍獸）、前兒（王應麟《逸周書補注》說:“鲵魚, 似鲶, 四腳, 前似猕猴, 後似狗, 聲如小兒啼, 大者長八九尺。”）、在子（鼈身人首的奇物）并且參加了大會。這次集會規模宏大，祭祀隆重，禮樂完備，等級森嚴，其文化盛舉空前未有，對于參與大會的各族來說都有了極大的觸動，對中原文明的向往如同發芽的種子迅速滋生起來。

戰國後期，燕國昭王遣在東胡為質回燕的大将秦開率軍進攻東胡，由于秦開熟悉東胡的地理環境、生活習慣和軍力軍備狀況，一舉擊敗東胡，東胡人一再敗退失地千餘裡，自此遼東地區收歸燕國版圖，而此時的箕氏北韓欲發兵擊燕，秦開率軍攻擊箕氏北韓西界，取地二千餘裡，燕國于是在北方設定了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自此華夏民族的實控範圍擴張到了遼河流域，中原文化在東北地區南部落地生根，帶動了臨近濊貊族群的社會形态産生跨越式進步，為其提高生存能力、擺脫原始族群狀态、建立國家提供了文化借鑒和經濟準備。

湯王召令、箕子東奔、成周之會、秦開卻胡擊朝足以說明秦漢之前東北地區少數民族的發展進步并不是依照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按步就班自然前行的，而是長期受中原文化影響的。東北南部納入中原國家的統治更進一步減少了向東北地區文化傳播的地域限制因素。東胡人的遊牧習性以及與中原的長期敵對因素使得他們對中原文化的接受程度較低，族群自然發展就使其社會進步相對緩慢；肅慎族系處于長白山以北與中原地區間隔濊貊族區域，也很難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下率先發展起來；濊貊系與中原接近以至于相臨，受到中原文化影響較東胡與肅慎要大得多，是以在中原一波波先進文化的影響下濊貊族系在東北地區社會發展長期領先于東胡族系、肅慎族系，率先發生社會變革也就成為了必然，其結果是于公元前200年左右濊貊族系首先建立了國家政權——夫餘國，從原始部落社會過渡到了奴隸制社會，在文化進步的推動下完成了社會制度的轉型更新。

夫餘語言文字。從目前有限的曆史和考古資料來看，夫餘人具有自己的民族語言，但沒有形成本民族的文字。在《三國志》《通典》《通志》《太平寰宇記》中記有夫餘“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字句，其他中外史料中未見關于夫餘譯人的表述，可知此“譯人”是夫餘人中從事語言翻譯的人，是為中原王朝所知的，是以中原史藉上把這一夫餘人專有的特點記錄了下來。從“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來看，夫餘譯人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可以用卑微來形容：在從事翻譯時譯人跪在“大人”們的身邊，手拄着地，在“大人”們高聲闊談的間隙小聲嗫嚅地向自家“大人”傳遞對方話語中表達的意思。譯人的“皆跪”與中原人的“跪坐”又有不同的文化含義，中原人的跪坐是一種禮儀，是主客平等的一種坐姿。而夫餘譯人的“皆跪”傳達出的文化内涵一是譯人在翻譯時沒有例外，都是跪着的，以表現其低下的社會地位；二是這種跪不是“跪坐”，同時還得以手拄地而使腰背彎起來，以表現其順從之态。夫餘人與鮮卑、挹婁及至高句麗等族交流時是否也是這樣的譯人形式史藉尚無記載。高句麗與夫餘同屬濊貊族系且高句麗貴族出于夫餘，他們應屬同一種語言，不應該存在更多的語言交流障礙，《三國志》卷30《高句麗傳》：“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足以表明夫餘、高句麗語言極為相近，從高句麗的相關史籍史料中可以發現高句麗有自己的民族語言，文字則使用漢字，好太王碑的漢字碑文是一例證。一項綜合了語言、基因和考古學證據的最新研究發現：日語、韓語、土耳其語和蒙古語起源于9000年前生活在中國東北地區從事種植的農民，據《南華早報》報道，這一發現是由英國、中國、捷克、法國、德國、日本、紐西蘭、南韓、俄羅斯、荷蘭和美國的研究人員2021年11月10日聯合公布在英國著名雜志《自然》（Nature）期刊上。是故，夫餘人作為從新石器時期以來東北地區原住民濊貊人發展形成的新的族群，有自己的民族語言也是理所應當，從夫餘、卒本夫餘（高句麗）、南夫餘（百濟）關系來看，夫餘的語言對高句麗、百濟的語言也有着深遠的影響。民族語言可以經過漫長的民族獨立生存發展中形成，但創立文字實非易事。夫餘國與中原漢王朝的交往比高句麗更早更為密切，受漢文化影響更深，高句麗對中原漢朝的依附程度遠不如夫餘國，在物質匮乏的時代，依附有着較高文明程度的中原漢朝并與之不斷交流，拿來其成熟的文字來使用，這對夫餘國來說是最為有利的，遠比自己創立文字要易行得多，況且文字并非是所有夫餘人生存生活的必須。衆所周知，新中國成立以前，“識文斷字”隻是少數人才能做到的，絕大部分的勞動群眾都是會說不會寫的，而在古代的夫餘這個比例應是相當大的。無論是史料描述還是考古發掘，目前尚未有發現獨屬夫餘族的文字存在的證據。

夫餘相關名篇。與夫餘國相關的文學作品，當屬東漢思想家王充代表作《論衡》所載東明王建國神話傳說。吉驗篇首指出人命禀于天，必有吉驗見于地。吉驗的形式或者是人物、或者是祯祥、或者是光氣。為了證明吉驗理論是正确的，接着列舉了遠古神話中黃帝、堯帝、舜帝物為之使、蛇龍潛處、人獸無傷的神異天象傳說。繼而又列舉了堯相後稷、烏孫國王莫昆、夫餘國王東明、商相伊尹誕生過程的靈異物象傳說，再列舉了齊桓公小白上位、楚共王五子争王、趙氏孤兒劫後登極等命不該絕終上王位的奇異現象傳說，最後又舉了發生在西漢高祖劉邦、東漢世祖劉秀身上的怪異顯象傳說。吉驗篇從叙事時間上作者總體上遵循從古至今的順序即：遠古——商周——春秋——漢；從主人公地位上則是除本朝（漢）以外按照從高到低的順序即：大帝——宰相和邊疆國王——中原王公。第一部分，黃帝、堯、舜為中原遠古大帝，第二部分後稷、伊尹分别為堯舜和殷商之相，烏孫國與夫餘國為漢朝邊疆屬國國王。第三部分小白、共王五子、趙氏孤兒都是春秋時期中原王公，第四部分為漢朝的高祖與世祖。夫餘國東明王的傳說能夠在吉驗篇中占有一定的篇幅和地位。就這一文學作品而言，一是東明王的傳說與其他衆多傳說能夠并列多此一例不多少此一例不少，顯然東明王的傳說源自夫餘而不是王充自行杜撰的，沒有必要杜撰這個傳說。二是說明東明王的傳說并不局限于夫餘國範圍，東漢王朝的統治階層也接受了這一少數民族建國始祖的傳說；三是夫餘人能夠創造這樣一個奇美的傳說，足以表達出夫餘國統治階層對“正統”和“天命”的渴望，利用這種文學手段給夫餘國披上神秘、傳奇、天予的色彩，關于夫餘國的起源賦予了夫餘族人一個合理的答案，給周邊的民族部落樹立了天命所歸的形象，也會促使遠在中原的漢王朝對夫餘國的扶持和重視。夫餘王建國傳說是一種曆史上常見的文化現象，表現為流傳較為久遠，使人不知其所始；奇異而有所本，易于民間口耳相傳；傳播較為廣泛，不限于一族一地。以至中原史家盡皆承襲這一傳說以為夫餘初始。與夫餘相關的另一篇重要作品就是好太王碑文。碑文雖是高句麗人所做，但其中部分内容涉及當時的夫餘，在文化上高句麗受夫餘影響很深。文中在交待高句麗國起源時記有“惟昔始祖鄒牟王之創基也，出自北夫馀”，這也是中原史籍中所說“高句麗，夫餘别種”的意思，高句麗的統治者出身是在夫餘國。在後邊鄒牟出生、建國的碑文故事與夫餘國東明王出生及建國的故事異曲同工，一個是生母吞氣團而孕育東明，一個是天帝與河伯女的子嗣剖卵而生，同是南行渡大河，同是水生動植物有靈自造浮橋使渡。兩則傳說相比較，高句麗族又具有強烈的壓倒夫餘國的文化意識表達：出身上，鄒牟王被描寫成天帝與河伯女之子，而東明王僅為一侍婢吞氣團所生，鄒牟王的父母比東明王的母親身份要高貴；王位稱号上，東明即為東明王，而高句麗建國始祖号稱東明聖王，多一個“聖”字就是要用文學作品和國民信仰壓倒夫餘文化；在過河方式上，東明王以弓擊水，魚鼈浮橋以渡；鄒牟王先講家世、亮身份，之後要求有蓮花嫩葦與河龜浮成渡橋，這又是一次身份比對上有意識地自我提高。神話傳說的作品中建國始祖的對比散發着高句麗人定要超過夫餘國的強烈文化意識，兩位王幾番對比下卻透出了高句麗民族潛在的不自信：“其先出于夫餘”或許是很多高句麗人去除不掉的文化痛點。這部碑文中出現了“北夫餘”與“東夫餘”兩個方位夫餘，從碑文上下聯系這裡的“北夫餘”是為鄒牟王“命駕巡幸南下，路由夫馀奄利大水。”的南行路線作的鋪墊而稱“北夫餘”；從以都定國的地理位置來了解“東夫餘”，那麼好太王征讨之地是夫餘國的前期王城一帶，因當時夫餘國都城早已經西遷，這裡是當時夫餘國的東部而且曾經是王城代表過夫餘，故碑文中稱“東夫餘”。簡言之，鄒牟王時期的“北夫餘”當時就是以夫餘國的王城為代表，處于夫餘國的東部；好太王在位征讨夫餘國時期夫餘國都早已西遷，被攻伐的隻是東部曾經代表過夫餘國的前期王城一帶，是以稱為“東夫餘”。

夫餘服裝飾物，夫餘人衣着的文化特征是尚白，麻布、高檔絲織物、毛皮制品組成平民與貴族的服裝。在國内人們通常都是穿着白色粗布廣袖長袍，褲子是沒有裆布的“袴”，這種服裝樣式來自于漢朝，因為胡服都是左祍緊袖以适應遊牧漁獵，冬季時夫餘人在布袍外加穿毛皮衣物以禦寒。夫餘貴族們前往他國時則着缯繡錦罽，也就是各種顔色的絲織衣物、繡有各種圖案的衣物、有着彩色花紋的絲織衣物、毛皮織就的衣物，如果是冬季就再加上狐、狖、黑貂毛皮做的裘袍。夫餘人生活在國内樸素典雅，人人粗衣麻布，白袂飄飄，足登革履，會面互揖，儀禮法度仿如中原。夫餘國的貴族前往他國時則衣着華貴，各樣絲織衣物、各式動物皮裘應有盡有，彰顯貴氣。夫餘人的飾物也極為豐富，金制耳飾就有帶葉耳飾、四環耳飾、六環耳飾、八環耳飾、孤片耳飾，骨瑱、琉璃瑱、瑪瑙珠、銅钏、銅腕飾、銀腕飾、金指環、銀指環。這裡，我們不難想象夫餘貴族壯年男子和青年婦人的形狀：男人身材魁梧，頭戴嵌着黃金帽飾的裘皮帽子，帽子兩側各下垂一串琉璃瑱，絲織的衣袍上繡着彩色的山河走獸，領口和寬大的袖口繡着金絲花紋，外罩着黑貂皮裘，腳踏皮革靴子，右手提着皮制箭囊内裝數支羽箭，左手持弓，弓長齊肩，弓背纏裹油亮的獸皮，弓弦為獸筋制做，腰懸一把銅柄鐵劍。如此之人持弓佩劍氣宇軒昂，英武豪邁貴赫非常。女人則着緊身高檔絲織衣裙，右祍曲裙深衣，通身狹窄，裙面團花簇錦，下擺呈喇叭狀，衣襟自腋下繞體旋轉而下，下襟向後擁掩，襟中部有帶子系在腰間，衣服邊緣使用厚重的錦縫制，身披白色狐裘，發髻後傾，步搖輕垂，頸部戴着由266顆橘紅色瑪瑙珠和6支金管相間串成的頸飾，紅黃相映典雅貴重，兩側耳端各串挂着金絲紐編，上綴18片金葉的精巧耳飾，手指上分戴金銀指環，雙腕上各戴有十節銀質腕飾。如此之女粉面華服環佩叮咚，金銀飾物耀目生輝。夫餘人把漢服的華美與胡裘的高貴融于一體，飾物種類、質地豐富，完美地展現出夫餘人對漢民族、遊牧民族和漁獵民族文化的包容和發展，地理位置天然地賦予了夫餘文化多樣性的特點。

夫餘飲食文化。夫餘人食源豐富，地廣人稀水草豐盛的夫餘地域，五谷繁茂，豬兔牛馬狐狼貂鹿不一而足。夫餘人傳統的烹饪方法當是先民傳承而來的燒與烤了，這種食物處理制做方式是最常見的也是傳承最久遠的，把采集的果實以及捕獲的鳥獸魚鼈置于火上或燒或烤，人們聚而取食。當陶器出現後，人們的飲食結構發生了變化，煮食與炒食為人們打開了食物多樣性加工制做的大門，粥、飯、蒸煮肉類率先置于人們餐桌之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常用的煮食器為鼎、鬲、雙耳陶罐，盛裝器為雙耳陶壺、陶豆、陶碗、陶杯，食器則有刀、俎。古老的飲食文化，常常能在我們腦海裡形成這樣一幅畫面：夫餘人的廚房内，三二個廚工在忙碌着，火膛内木棒噼啪燃爆， 竈台上有煮粥罐，空地處有燒水鼎，水汽米香彌漫，廚工們洗果品擇葉菜、料理野獸魚禽。廳堂上貴人大人各置一長條木桌，桌上擺放果品，随後肉醬、炒豆、米飯、肉粥、燒魚、烤肉盡用陶豆、陶盤、陶壺盛上，主人與客人互相示意，以刀俎（似砧闆）匕（似勺）著（似筷）取用，陶杯中盛上米酒主客暢談共飲，酒宴歡時徹夜歌舞不停。

夫餘圖騰牌飾。在有關夫餘國的文字史料中，僅記載夫餘人崇尚白色，笃信祭天，其他的文化信仰幾無表述。我們不妨從實物上來推演夫餘人的圖騰文化。在榆樹老河深墓葬出土文物中，有牌飾19件，牌飾上的圖案有神獸、虎、鹿、蔓草紋，均為模制鎏金。6件神獸鎏金銅牌飾有4件是完整的，2件稍殘。牌飾邊框為長方形的有2件；略呈長方形的2件，前端為圓弧後端為方角；扁圓形2件上端平直下為扁圓形。牌飾上的神獸整體如馬形，栩栩如生，首尾昂揚，肋有雙翅呈飛翔狀，四蹄虬勁有力呈奔騰狀；身形勻稱，吻部有一向上的彎角，牌飾背景如有風雲湧動。這一神獸圖案不同于虎、羊、鹿等圖形，這種神獸是通過人們有意識的創造出來的，現實中是不存在的。夫餘人創造這種神獸的根源是什麼呢？當然是充滿着對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夫餘是盛産名馬的地方，長期對馬的馴養和陪伴，産生了賦予馬更多靈性的想法，把夫餘幻化成矯健的駿馬，四足飛奔，給她插上雙翅，讓她在天地之間自由騰飛馳騁，不懼一切阻礙，吻部向上的彎角更顯威猛，犀角一樣的彎角承載着夫餘人自祖先傳承的與犀、象等大型動物生死相搏的記憶。健碩、自由、奮進、踏雲追風是夫餘人把對生活的向往和對未來的渴望通過神獸形象完美地展現出來。制做一幅現實中存在的動物形象圖案不難，難的是創造出一個能夠表達出民族思想并與現實有關聯又高于現實的瑞獸形象，中原的龍、麒麟的圖騰形象也是經過了漫長的時間，不知道多少代人對生活的感悟和期盼才凝結而成。這樣的牌飾明顯不是用于供奉祭祀，牌飾邊緣的孔洞告訴人們這是用來懸挂欣賞的，這是藝術品，是表達思想、展示美感的裝飾品，或許它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征…時至今日，在紛繁的文化主題之中，神獸鎏金銅牌飾便如一股清流自古夫餘而來，帶着夫餘人的智慧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