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石川（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文标題
《滿江紅》：劇情反轉得失談
節前，電影頻道約我對張藝謀新片《滿江紅》做個預測。當時我猜，《滿江紅》很可能是《三槍拍案驚奇》的一個更新版。為求自證，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就跑去影院怒刷了一遍《滿江紅》。
不出所料，一樣的幽閉時空，一樣的密室懸疑，一樣的黑色喜劇。不同在于，《滿江紅》的劇情布局和主題格調上都比《三槍》更精緻、更進階，就此而言，說它是《三槍》的更新版也不無道理。
《滿江紅》給人最深的印象是，這個發生在閉鎖時空中的懸疑故事具有高度的戲劇假定性，某種程度上也再次印證了張藝謀對傳統“三一律”的特别癡迷。比如封閉的叙事時空，似乎已成為張藝謀電影一種“簽名式”的鐵律。
從《菊豆》（1990）的染坊到《大紅燈籠高高挂》（1991）深宅大院，從《金陵十三钗》（2011）的基督教堂再到《阻擊手》（2022）的前線陣地、掩體，無不是在一個封閉的時空架構中讓角色去達成一項特定的使命。
《滿江紅》亦複如此，所不同的是，《滿江紅》對時空的限定更加極端，不僅将空間死死鎖定在高牆大院之内，并且還将故事時間嚴格限定在“一個時辰”，使其與影片的放映時間大體同步。這屬于一種叙事形式的極端化，它是一步險棋，走對了就能險中求勝，走錯了就會畫地為牢，作繭自縛。
據媒體報道，《滿江紅》的故事緣起，是因為山西當地原本就有這樣一座仿古院落。劇情的最初靈感便是以此實體空間作為依據。那些被重重高牆分割聯結的院落、樓宇、房屋、甬道，曲折蜿蜒、峰回路轉，不僅适合設定陷阱，隐藏詭計，也非常便于營造暗流洶湧和殺機四伏的叙事迷宮。
穿行其間，感官和心理的局促、壓抑、惶恐，大機率會讓人生出一種身陷囹圄的突圍沖動。于是，阻隔、圍困、逃離與僭越，便成為此類幽閉空間帶給人的一種特定心理體驗，也為影片《滿江紅》提供了最基本的類型基調。
電影的特質在于時空的自由，而《滿江紅》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時空的高度閉合決定了劇情不可能向更廣闊、更豐富的社會場景有太多橫向擴充，相反，它隻能在此有限的時空中輾轉騰挪，盡力去做縱向開掘。這就決定了故事脈絡不得不建立在不斷“反轉”的劇情之上。
是以，構成人物性格弧線的基本邏輯就成了從“僞裝”到“揭示”的循序漸進。張大（沈騰飾）、秦桧（雷佳音飾）、何立（張譯飾）、武義淳（嶽雲鵬飾）、瑤琴（王佳怡飾）等一衆角色無不如此。唯一例外的是易烊千玺飾演的孫均。這個角色的性格弧線，可以被描述為一種個人良知的覺醒，并由此完成了角色從鷹犬到英雄的人格升華。
劇情的走向也是處處反轉。故事始于追兇，中間轉向截回密信，再到最後發現并傳播嶽飛“遺詩”。這種層層剝筍的結構，讓整個劇情被賦予了一種俄羅斯套娃般的叙事趣味。毫無疑問，這個過程需要缜密的編劇構思和高度的寫作技巧。
這就不得不去讨論人們究竟應該如何去了解“技巧”二字？文壇巨擘巴金曾經說過，文學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這裡的“無技巧”指的當然不是技巧的匮乏和缺失，或對成熟技巧的視而不見，相反，它描述的是一種高度的技巧性，一種不着痕迹、不假雕飾、大象無形、渾然天成的至高境界。
具體到“反轉”的設定，也需要這樣一種“隐身性”的自我訴求。要做到隐匿編劇的匠心于無形之中。使得“反轉”的過程和結局，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落實在寫作上，所謂“反轉”絕不是突兀孤立、毫無因由、沒頭沒尾的大腦急轉彎，而是要去營造一種彼此前後呼應的因果關聯。如同希區柯克說的那樣，前面出現一把刀，後面就要讓它見血。前者是因，後者是果，因果相循，方為有機。
劇情中的任何人、任何事，隻要對其結局有了預設，前面就一定要有伏筆、有暗示、有鋪墊、有渲染。隻有熟練掌握了這一點，才可能達到“寓意料之外于情理之中”的劇作目的。
如果以此考量《滿江紅》的劇情和人物，則不足之處所在多有。最明顯的莫過于真假秦桧的設定。影片最後，兩個秦桧居然來了個真假同框，假秦桧居然還能壯懷激烈地當衆吟誦嶽飛遺詩。這個“反轉”不可謂不出人意料，但也太過跳脫“情理之中”，于情于理都還缺了一些說服力。其得在于也許滿足部分觀衆的觀影快感，其失則在于不免顯得生硬、斧鑿和匠氣。
電影在叙事技巧上的每一次進步和提高，固然都值得我們肯定和鼓勵，但也應該警惕一種對技巧的誤讀，那就是忽略了技巧本身所應具有的“隐身性”，而将它作為一種外部“奇觀”來展示給觀衆。畢竟，無論何時何地，形式大于内容，永遠都是創作者應該避開的一個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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