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在3世紀的是怎樣一種局面？
公元253-270年。羅馬的将軍們在帝國的勢力都由軍隊支援着，并以君主的身份統治着大省，對首都的國王沒有效忠可言。
如果邊境上的野蠻部落更大膽，或者戴克裡先沒有出現一位活躍而熟練的王子，在失去所有凝聚力之前将他們捆綁起來，那麼羅馬帝國的西半部可能會分裂成獨立的王國。
通過新的補救措施滿足改變的條件。他采取劃分權威的政策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虛弱的心髒不能再使身體的四肢感受到脈動。
羅馬皇帝将最高權力配置設定給四位君主，在四個首都以聯合皇帝的身份統治，然後試圖通過用東方來賦予它一種力量，而他的前輩們會鄙視這種盛況。
君主變得更加神聖，并且由于許多官員的幹預而遠離主題。羅馬的特權受到尼科梅迪亞的競争和米蘭近在咫尺的威脅，使君士坦丁走上了同樣的道路。
将頭銜制度發展成一種貴族，将文職人員和軍事人員分開，将伯爵和公爵放在一起，使家庭更大，禮儀更嚴格，辦公室更莊嚴，盡管在羅馬人的眼中，他們因對君主的依戀而堕落，王冠第一次成為榮譽的源泉。
事實證明，這些權宜之計不足以支撐搖搖欲墜的帝國管理結構，随着承擔稅收的人數減少，稅收總是變得越來越重，這讓貴族感到沮喪。
人口減少，農業枯萎，農奴制蔓延，發現籌集本土軍隊和支付任何軍隊都更加困難。
君士坦丁将皇室住所遷往拜占庭，如果延長了帝國東半部的生命，就會加速東西方的分離，進而動搖整個帝國。通過這一移除，羅馬可能将世界羅馬化的自我否定完成了。
盡管新首都保留了羅馬的名字，并遵循了習俗和先例，但現在帝國的影響力不再與創造它的城市聯系在一起。
是以，羅馬君主制的思想變得更加普遍，因為在失去了地方中心之後，它不再僅僅靠曆史權利而存在，而是自然而然地作為外部條件的變化無法擾亂的事物秩序而存在。
從此以後，羅馬帝國的想法可能不受城市災難的影響。在公元364年，帝國的分裂被瓦倫蒂尼安一世确認後，在狄奧多西大帝去世後，西方政府的所在地首先轉移到米蘭，然後轉移到拉文納。
既沒有破壞羅馬的威望，也沒有摧毀羅馬人的意志，所有臣民共有單一帝國國籍的概念。叙利亞人、潘諾尼亞人、英國人、西班牙人仍然稱自己為羅馬人。
關于基督教，這個帝國民族現在開始得到一個新的、充滿活力的力量支援，皇帝們确實反對基督教，認為它是不忠誠和革命的，他們不止一次地全力以赴根除它。
但是，帝國的統一，以及各部分之間溝通的便利性，有利于新信仰的傳播，迫害使種子撒得更廣，迫使它有一個堅定的組織，給了它英雄和曆史。
君士坦丁出于真正的道德同情，但無疑也基于一種有充分根據的信念，即他從支援中獲得的收益比那些仍然培養懶散的異教、容忍基督教并最終失去的更多時，它已經是一股偉大的政治力量。
能夠通過援助和順服來報答他與國家的聯盟。然而，聯盟受到打擊的不僅僅是唯利是圖，因為競争是不可避免的。
對于君士坦丁之後一個世紀中成長起來的公民權威和教會權威聯盟所遭受的邪惡和危險，還沒有任何抵抗的經驗，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對立在現代人看來是如此自然，甚至沒有一個不同的想法。
在詩篇和舊約的曆史書籍中（舊約對早期基督徒的影響是深遠的），國家的統一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以色列是耶和華的子民，集體和個人的敬拜，在他的幫助下征服和繁榮。
在羅馬人中，宗教一直是政治憲法的一個組成部分，與其說是個人對精神權力的奉獻，不如說是民族、部落或家庭感情的問題。
在以色列和羅馬，宗教與公民愛國主義的融合是和諧的，給整個政治機構帶來了力量和彈性。
在羅馬帝國，如此完美的聯合現在不再可能，因為基督教團體在那些統治者和教師中已經有了自己的管理機構。
聖禮主義的發展，以及聖禮主義的必然後果，每天都在賦予越來越多的權力，同時使他們與基督徒群衆更加明顯地分開。
是以，由于教會組織不能與民間組織相同，是以它成為其對應物。教會突然從危險和恥辱中被召喚到權力的寶座上，并發現自己缺乏經驗，對廣泛而多樣的行動領域感到困惑，教會被迫繼續她已經進入的程序，即以世俗政府的模式來建構政府。
參考文獻：
《羅馬帝國的衰落》
《羅馬帝國後期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