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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先生是老朋友了。他長期活躍在媒體評論第一線，評論佳作不斷，屢有新著出版，筆耕不辍，飽含情懷。
近日，随着新著《慈行三部曲》問世，再次引發關注。
本期政邦茶座邀請他共話“慈行”——從評論家的視野，如何看待教育、人生、文化等命題。
本期政邦茶座嘉賓：徐迅雷，《杭州日報》評論部原主任，現任首席評論員；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兼任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浙江省雜文學會副會長、杭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已出版《太陽底下是土地》《在大地上尋找花朵》《知知而行行》《中國雜文（百部）·徐迅雷集》等著作20多部，其中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11部，包括新著《慈行三部曲》（《人生慈行》《教育慈行》《文化慈行》。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庫理事長
高明勇：徐老師好，首先祝賀新作《慈行三部曲》問世。說到“慈行”，我們會說，以慈心滿懷為持心之法，以慈行遍地為行為指南。不知您如何了解“慈行”？
徐迅雷：感謝明勇先生！您第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的确，“以慈心滿懷為持心之法，以慈行遍地為行為指南”，慈心慈行都是慈悲。當初我把書稿交給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時候，一開始用的是“慈航三部曲”，後因為種種不可抗因素，于是和編輯商量，改成了“慈行”。
“世界讀書日”那天，我到家鄉浙江麗水的日益書院做閱讀分享，書院院長盧朝升先生說，“慈行”挺好，“慈”是心懷，“行”是行動，兩個字結合在一起，更具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意蘊。
《慈行三部曲》的封底，印着相同的簡介文字，開頭一句是“慈行慈航，是愛是暖，是千陽是熙光，是此岸是彼岸，是心心相印，是你我守望……”這裡仍然出現了“慈航”一詞。
“慈航”其實早已是個通用的現代詞。我年輕時讀著名詩人昌耀的組詩《慈航》，被震撼到了，就想：将來寫一部主題詞為“慈航”的書，可好？
高明勇：是以就決定以此作為三部曲的關鍵詞？
徐迅雷：無論是“慈行”還是“慈航”，關鍵詞都是“慈”字。“慈”字其實是離不開“悲”字的，就是“慈悲”。1942年10月13日弘一大師圓寂，臨終前3天他寫下7字絕筆“悲欣交集 見觀經”，這裡的“悲”就是“慈悲”。《大智度論》第二十七卷中對“慈悲”的闡釋：“大慈，與一切衆生樂；大悲，拔一切衆生苦。”“悲欣”展現了弘一大師的博大情懷：“悲”是拔一切衆生苦，“欣”乃與一切衆生樂。
我的《慈行三部曲》，其實并沒有直接涉及宗教的内容。但“慈行”是一種愛與善的溫暖，這一點本質上是相通的。寫作的“慈行”，本質上就是“為蒼生說人話”。
高明勇：《慈行三部曲》選擇人生、教育、文化這三個主題，有無特别的考慮？是從過往文章中梳理出來的，還是特意去結合？
徐迅雷：《慈行三部曲》總共有百萬字，每部超過30萬字。選擇人生、教育、文化這三個主題，一是因為這三個主題與“慈行”緊密相關，二是因為這三個方面的評論文章這些年來寫得多。
有評論說到，“《教育慈行》《文化慈行》《人生慈行》充滿着對教育的熱情、對文化的呵護、對人生的關愛”，确實是這樣。本來這個“三部曲”要早一年出版的，因為《文化慈行》這本換了許多稿子，靡費了許多時間。
《慈行三部曲》中的文章絕大部分都是已經發表過的，文章選擇跨度有十餘年，但主要是近些年的作品。我較早就列好了三個題目，不同的文章寫好了就歸類添加，很快每部書稿就超過了40萬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文藝分社社長羅财勇先生，十多年來一直是我書稿的責任編輯，他前年打電話向我約稿，我說想出個“三部曲”。後來交過去的書稿，每部都是40多萬字，編輯真是受累了，編一本書等于編兩本書，最後就有了今天的《慈行三部曲》。
不同于過去的集子，這三本書中，每一輯前面都有“開場白”，是我想表達的内容的精華所在。我提供給出版社的“封底介紹”，提煉了每一輯的要義：
教育慈行，燃燈授業，成就一生：
“師道一燈燃”，談師道，說師魂；
“授業一稔熟”，談教書，說立人；
“解惑一寸金”，談困惑，說出路；
“畢生一乾坤”，談學習，說成長；
“文苑一字錦”，談考試，說作文。
文化慈行，春風化雨，文化化人：
“人文一脈承”，談傳承，說文明；
“莳花一犁雨”，談文化，說書香；
“藝文一瓢飲”，談人文，說影視；
“閱讀一枝栖”，談讀書，說作品；
“錦瑟一弦心”，談文本，說心聲。
人生慈行，公益慈善，護生保障：
“公益一湛天”，談公益，說慈善；
“耄耋一柱弦”，談老齡，說老年；
“護生一葦行”，談醫療，說健康；
“群己一鹗鳴”，談社會，說權益。
心之所向，一葦以航。讓我們共同開啟慈行之旅……
高明勇：在網上的評論中，有不少人對《教育慈行》專門留言評價。有網友在讀過之後稱“做父母的都應該看一看，看看到底該如何培養孩子”。教育一直都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我知道您教育女兒也很成功，有什麼心得嗎？近年來，“雞娃”盛行，很多家長稱為此感到焦慮。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徐迅雷：《慈行三部曲》是汪洋大海中的三艘小船，帶頭的是《教育慈行》，收錄了有關教育的思考評論文章，有評論說到：“縱論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家庭教育、終身學習、勵志成長等，有褒揚，有批判，有呼号，更有期待。”
這本書主要是寫給教師和家長們看的，為培養孩子深感焦慮的家長尤其要看看，裡頭專門一節就是談“父母家長，緩解焦慮”的。高中生則可以看看最後部分，那是連續7年對聯考國文作文題的分析。
高明勇：經常看您在朋友圈曬自己女兒的照片，也很優秀。
徐迅雷：書中有一篇是《博士女兒的成長》，女兒徐鼎鼎是全國陸生（内地生）中首位完整經曆台港大學與碩博教育的女博士，前後曆時十年，其中在台灣讀大學4年、碩士3年，然後在香港中文大學讀博3年，學的是中國古典文學專業。她十年的學業成績極好，而且受到了良好的學術訓練。她的碩士論文《春秋時期齊、衛、晉、秦交通路線考論》，屬于“冷門絕學”，即将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已列為該社“大學問”重點圖書。這是她繼《認知與情懷》（中國書籍出版社）《古典新探》（浙江古籍出版社）之後，又一部學術著作，也是她從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畢業之後即将出版的第一部新著。
徐迅雷老師和女兒徐鼎鼎在台灣《海角七号》電影拍攝地阿嘉的家
我向來認為，孩子的教育培養，從小要有兩個“養成”：一是養成好的品格，尤其是善良的品格、堅韌的品格；二是養成好的習慣，尤其是閱讀的習慣、鍛煉的習慣。從家長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賞識教育”，因為“孩子是誇出來的”。我希望家長們千萬不要把“愛的教育”變成“恨的教育”，恨孩子這個不行那個不行，恨孩子不能成鋼，甚至為了做作業不讓孩子休息，剝奪他們玩的權利、快樂的權利，那就适得其反了。
人生可以不成功，但不能不成長，家長同樣也需要成長。《教育慈行》這本書如果能夠幫助家長以及教師有所成長，那就OK了。
高明勇：記得我剛畢業時就編輯過您的文章，那時好像您也是在從寫雜文向寫時評轉變，雜文家到評論家，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對您來說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徐迅雷：那是新聞評論的黃金時代。其實我最早是寫詩的，18歲時寫的詩歌處女作發表在《飛天》“大學生詩苑”上，那是上世紀80年代初。後來我還出版過一本詩集《相思的卡片》，也印了好幾次。
再後來寫散文随筆雜文，甚至也寫過小說；我1999年“棄政從文”之後，是從調查記者起步的，寫過一些新聞作品，不過很快轉向新聞評論的寫作，趕上了新世紀開始的新聞評論熱潮。我那時幾乎每天一篇，是“井噴式”寫作，全國開設新聞評論版面、欄目的報刊，幾乎都發表過。當年《文彙報》資深編輯、雜文家朱大路老師說過一句“名言”：“既要追捧徐靜蕾，也要宣傳徐迅雷。”
其實好的、有文采的新聞評論也是雜文。對我來說“最大的挑戰”是我不願意放棄雜文，我是學中文出身的，從骨子裡熱愛文學，總是想把時評寫成雜文，我當年說過一句話：“取時評之素材，寫雜文之華章。”不過後來純粹的雜文确實不怎麼寫了，而且發表雜文的陣地也嚴重萎縮了，《雜文報》都停刊了，是個遺憾。
高明勇：近年來您潛心評論寫作，筆耕不辍，寫出了大量有特色、有影響的評論文章。前期的雜文寫作為您後來的評論寫作帶來了哪些優勢？
徐迅雷：作為新聞人，每天緊盯着新聞事件，有許多感受，寫下來就是新聞評論。确實有不少評論篇章影響比較大，比如最近我應蔣豐總編輯之邀，在日本華僑報網站寫國際視角、“準專欄”式的評論，篇章幾乎都是兩三千字的，反響比較熱烈。我也是“說人話，切熱點，有态度”，比如這些文章：
《師者馬雲：走向教育，走向國際》《緬北，應該有和不應該有的“雙向奔赴”》《“言彈危機”與應急處理》《“酒店刺客”刺傷了什麼》《“數字經濟”時代更需注重“數字人文”》《呵護地球，除了合作别無選擇》《丫丫，不止是熊貓丫丫》，等等。
其中有一篇《籲請當機立斷恢複陸生赴台求學》，民革浙江省委會有關上司看到後，建議做成一個參政建言意見或社情民意資訊，供有關方面參考。之後稍作改編，由民革浙江省委會上報，他們告訴我：已被民革中央采用，并報全國政協和中央統戰部。盡管不一定有終極效果，但發出呼聲還是很重要的。海峽兩岸不應中斷教育文化的交流。
雜文為評論寫作帶來的優勢，那就是重視表達、重視文采。“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有“悅讀”才會有閱讀。我是《南方周末》2020年評論網絡音頻課的授課教師之一，談的就是“言之有文”。《南方周末》這個網課賣得挺好，後來大家的講義彙編成一本《南周評論寫作課》，2022年1月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沒想到比網課還賣得好，已經多次印刷。
高明勇：時評和雜文究竟有何差別，前些年業内也都有讨論，争來論去，尚無定論。在您看來，二者有何異同？
徐迅雷：我有個比喻：時評像西藥，雜文像中藥。
高明勇：“為蒼生說人話，為進步說真話”，這是您從事新聞評論寫作和雜文創作的理念。這個道理簡單，但知易行難。您認為怎樣才能“說出人話”“講出真話”？
徐迅雷：“為蒼生說人話，為進步說真話”，這個既難又不難。一直堅持說人話、講真話，就會形成習慣；如果像官場習慣于說官話、說大話、說套話甚至說假話，時間久了，也會形成習慣。
由于環境的影響，說人話、說真話确實越來越難，那麼可以“真話不全說，假話全不說”。在新聞評論裡使用雜文的春秋筆法，其實挺别扭的。
現在看《慈行三部曲》裡的文章，無論是之前寫的還是新近寫的，都是秉持“為蒼生說人話，為進步說真話”的理念的。
高明勇：您曾經說過，人生從業有三個境界：第一層是職業境界；第二層是事業境界；第三層是公益境界。多年來，您一直潛心公益事業，是一種怎樣的動力讓您一直把公益堅持了下來？
徐迅雷：我所了解的人生從業“三境界”：在初級階段的“職業境界”，以工作換取報酬，敬業盡責為重，這需要職業精神；在第二層面的“事業境界”，報酬多寡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實作自我價值，這需要事業理想；在最高層面的公益境界，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緻力于實作人類世界的共同價值，這需要人間情懷。
現在人們相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形成的話題，很少會是談及慈善公益的，談房子票子孩子的會比較多，這讓我很感慨。多數人還處在第一層面的境界，距離公益境界還是比較遠。
我的慈善公益理念是：及時行善，幸運的人要去幫助不幸的人。公益慈善，人生慈航，要将愛心進行到底！
“堅持公益”這個說法也沒有錯，但是做公益主要不是靠“堅持”，而是成“習慣”。及時行善，也是形成了習慣。
高明勇：能否簡單介紹下，您的公益“習慣”都有哪些？
徐迅雷：《人生慈行》中的第一輯《公益一湛天》，是專門談公益慈善的。“愛心最難沉靜”，我做公益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直接捐款，以幫助寒門學子為主；二是捐贈書籍，包括自己的著作；三是以自己的長處做文化公益，主要是開設公益講座。我是工薪階層，收入并不高，累計捐贈100萬多一點。
從1997年下派到浙江青田縣海口鎮擔任鎮黨委書記開始，我每年捐贈1個月的收入；最近這幾年有所增加，大緻是捐贈2個月的薪酬收入。主要就是為考上大學的寒門學子助上一臂之力，每年至少捐助3位貧困大學生，每人6666元。
捐贈書籍主要是兩方面：一是自己的著作，從出版社批量買來，多數是簽名贈送。在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我講授《新聞評論》這門大學生的必修課，已經好多年，每年都是給學生送書。今年班上七八十位學生，每人拿到我的簽名書至少有4本：一是剛出版的《慈行三部曲》，每位學生從中挑選一本；二是《南周評論寫作課》，這本書是新聞評論課程的很好的參考書；三是《中國雜文（百部）·徐迅雷集》，這是雜文評論寫作黃金時代的選本，書不厚，已出版了3個版本，十多次印刷；四是我其他的十多種著作，由學生自己選擇一本。還有，我連續兩年給母校麗水學院一年級新生捐贈自己的著作，每次都是1300多本。這次《慈行三部曲》出版後，我向出版社買了十萬元的書用于公益，我說這是“百萬字的三部曲，十萬元的公益送”。
另外就是我把自己的3萬冊藏書分批贈送掉了。這些是我曆經半個世紀購買收藏的書籍，先後捐給浙大甯波理工學院傳媒學院、麗水日益書院和浙江文學館等幾家機關，全部有了去處。我說我是“捐了整個書房”。
公益講座是重要的公益活動。在今年“世界讀書日”前後，安排了多場有關讀書的分享講座，不僅在杭州，還去了省内的台州黃岩圖書館、麗水市、青田縣等地，做閱讀分享，簽贈圖書，忙得連軸轉。我說這是“世界讀書日，锵锵公益行”，世界讀書日，其實也是“公益分享日”。
高明勇：多年前，您“棄政從文”，毅然決然的放棄體制内的工作，專心于“寫”。這一做法當下可能在很多年輕人看來并不是很了解，您為何做出這一選擇？
徐迅雷：我在1999年“棄政從文”，而且是“裸辭”，是因為感到還不幹自己感興趣的事情，這一輩子可能要毀掉了。後來我在都市快報、杭州日報工作，都把主任的職務給辭掉，專心從事評論寫作，也是一樣的想法。人生在很多時候，方向和選擇比努力還重要。如果沒有當年那樣的選擇，就不會有現在20多本書籍的出版，以及還有一批書稿等待出版。
高明勇：對當代年輕人的“擇業困難症”，您有何建議？
徐迅雷：如今的年輕一代，相比于“擇業困難症”，我覺得更大的問題是“無業可擇痛苦症”。2023年大陸高校畢業生将達到1158萬人，這是繼去年首破千萬後再創新高，同比增長了82萬人。專科生找不到工作，可以專升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考研成為重要選項；碩士畢業如果找不到工作，又得考慮讀博；博士還找不到工作，則去做博士後；總不能連博士後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經濟的“水”漲了，就業的“船”就高了，但現在的“水落船低”需要警惕。是以年輕人有基本适合的工作先去幹，從最基層做起并不可怕，人生的“今後”一定是有變化、可變化的。
高明勇：“世界讀書日”剛剛過去，我知道您非常喜歡閱讀，藏書頗豐。在讀書這方面您有什麼心得體會？可否給其他正在學寫評論寫作的讀者推薦一些書目？
徐迅雷：最是書梯能登高，最是書香能緻遠。人其實是很矮小的，都是被書給墊高的。我每年買書大約要花3萬元，家裡藏書放不下，“書滿為患”，于是就分期分批贈送掉。
“世界讀書日”我做閱讀分享，有個講座名稱就是《最是書香能緻遠》，談人文閱讀，推薦好多書。對于學寫評論的讀者，完全可以看我的任何一本評論作品集，無論出版時間是早是遲，都沒有過時。
評論寫作，閱讀和閱曆兩者不可或缺；如果閱曆不夠，那麼需要閱讀來補。我在浙大講授《新聞評論》課，給學生推薦過的書籍有上百種。這裡從“言之有識”的角度推薦幾本吧：
一是《沉思錄》，古羅馬帝王哲學家馬可·奧勒留寫的，一個個片段都是哲學思考，吉光片羽，穿透千年，沒有過時。朱汝慶先生翻譯的版本我最喜歡，梁實秋翻譯的版本也挺好。
二是猶太人智慧書《塔木德》。我有句戲言：“中國人有‘他媽的’，猶太人有《塔木德》。”重慶出版社、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的精選譯本比較正宗。
三是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卡羅爾·德韋克的《終身成長》。我們需要積極思維、成長思維，要從固定型思維模式轉變為成長型思維模式。德韋克憑借這項“成長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她在2017年榮獲了首屆“一丹獎”，獎金3000萬港元。“一丹獎”由騰訊主要創始人陳一丹于2016年在香港創立，是全球最大教育單項獎。
四是彼得·海斯勒的《中國三部曲》，尤其是第一部《尋路中國》。第三隻眼睛看中國，彼得·海斯勒是最厲害的，他善于思考，觀察，寫作，他的書拿起來就放不下，會讓你一口氣看完。
以上幾本都是“老外”的書。
第五個我想推薦周有光，“漢語拼音之父”，中國的“兩頭真”老先生，我家書架上有他的全集。他是老而彌堅的思想家，他有一句名言，“要從世界看國家，不要從國家看世界”。《周有光百歲口述》《我的人生故事》《朝聞道集》《晚年所思》《常識》等等，本本精彩。
高明勇：您“棄政從文”後一直生活在杭州，如何看杭州這座城市，杭州對您的寫作生活有何影響？
徐迅雷：有一首歌《夢想天堂》，就是唱杭州的：“我們的家住在天堂，碧綠的湖水，蕩漾着美麗的夢想……”我生活的杭州，自2004年開始評選“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以來，年年入選，一直蟬聯，是全國的“幸福示範标杆城市”。我挺喜歡杭州的。杭州也是著名的曆史文化名城，我曾經寫過一篇長文章《杭城群星閃耀時》，當年發表在《南方人物周刊》上，後來成了我的一本評論集的書名。
杭州是我寫作、生活的“基地”，《慈行三部曲》中不少篇章就是寫杭州的。杭州比較重視文化，這對文化人來說，無論是直接影響還是間接影響，都比較大。我在《都市快報》做評論員時，南方報系中有幾家希望我能跳槽去，我都沒有動心，一是因為喜歡杭州，二是因為《都市快報》有好上司總編楊星。我就不想動了。再過兩年我就退休了，我這個曾經的“新杭州人”就要變成“老杭州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