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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起，中國煥然一新地出現在世界舞台上。作為新成立的國家，外交成為一項至關重要的工作。周總理以其風度翩翩的形象自然成為首選代表，而他的妻子鄧穎超女士也常常陪同出使。
然而，不僅鄧穎超，其他外交團成員的夫人們也面臨着類似的情況，丈夫忙于外交事務，而她們則需要陪同。然而，這引發了一系列問題。這些夫人們并非擺設，她們是革命的親曆者，但如今卻要在國際舞台上充當丈夫的附庸，這令許多人感到不滿，甚至要求留在國内工作。
外交與戰争不同，充滿複雜的門道，充滿着外交的細膩。是以，面臨左右為難的丈夫們将這個問題送出給了周總理，但他的工作已經繁重，難以抽身解決。于是，他委托了自己的夫人鄧穎超女士來協調這一問題。
鄧大姐立刻采取行動，召集了夫人們開會，講了一個小故事，會場氣氛一下子輕松了起來。她強調，作為優秀的革命幹部的配偶，需要在各方面充分發揮作用。
那個小故事是關于鄧穎超接電話的經曆。當時有人打電話找“周太太”，鄧穎超回答：“沒有這個人！”然後才意識到對方是要找她。這個故事生動地展示了她對于“夫人”這個稱呼的态度。
“夫人外交”的淵源可追溯到舊中國，但新中國的“夫人外交”有了中國特色，這要歸功于鄧穎超的存在。她是一個堅決主張男女平等的女性，早在1923年，她就寫過一篇文章批判封建的男女觀念，呼籲婦女站起來，成為獨立的個體。是以，在她擔任外交部長的時候，她能夠出色地完成工作，而不是被動陪同。
然而，時至1954年，新中國國際地位上升，外交工作更加繁重。周總理力不從心，需要一位合适的人來協助。最終，陳毅被選為合适的人選。在此期間，鄧穎超對夫人們的教育訓練非常重要，她讓她們擺脫了思想包袱，培養了積極的心态，她了解夫人的工作不僅僅是陪同，而是代表着一項重要任務。
在張茜的身上，鄧穎超的教導最為成功。在1961年，張茜在陳毅元帥的代表下出席了國際會議并發表了緻辭，表現得非常出色，這讓各國大使感到驚訝。鄧穎超常以張茜的經曆勉勵其他夫人們，告訴她們要充分利用這個角色，展現中國女性的氣質和文采。
鄧穎超還關心夫人們的思想建設工作，她的大局觀和對國際形勢的分析讓她不斷适應新的角色，從最初對于“周太太”這個稱呼的不适，到後來成功地處理夫人們的工作，她的成長成就了中國特色的“夫人外交”。
總的來說，鄧穎超在新中國的“夫人外交”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她以開放、靈活的态度解決了夫人們的沖突和沖突，使外交工作更具中國特色。她教導夫人們要充分利用這個身份，同時遵循國際慣例和中國國情。這一系列努力讓“夫人外交”成為了中國外交的一項特殊任務，為國家外交工作增添了溫和的元素，成為了外交的“潤滑劑”。這一曆史性的進步得益于鄧穎超的堅持和努力，也是中國外交的一項成功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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