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雷頤
雷頤，祖籍湖南長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漢；中學畢業下鄉當農民、參軍當兵、複員當勞工。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曆史系，1982年畢業考研，在吉林大學獲曆史學碩士學位。1985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現為研究員。其感興趣的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當代中國史。著作《取靜集》《時空遊走：曆史與現實的對話》《雷頤自選集》《經典與人文》《圖中日月》《薩特》《被延誤的現代化》《曆史的進退》《曆史的裂縫》等。
本文原載《東方文化》2000年第4期，10多年過去，今日重讀，更覺振聾發聩、發人深思。經作者最新訂正、授權，與朋友們分享。
法西斯主義無疑是20世紀人類最大的災難之一，這一思潮是如何産生、發展的？為何産生在最為“現代”的歐洲？又為何偏偏在文化最為發達的國家之一德國達到頂峰，得到“萬衆一心”般的狂熱擁護，表現出滅絕人性的殘酷？這确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現在，法西斯失敗已逾半個多世紀，人們對法西斯的罪行已日漸淡忘，對法西斯的危害已不以為然，對法西斯當年興起的緣由則更不經意。在這樣的時候，對法西斯思潮的理論來源、興起的社會背景再作探讨，或許會使我們于麻木中悚然警醒，對災難産生的根源進行深刻的檢討的探索，提防這類悲劇的重演。
1
作為記者，他多次參加德國納粹在啤酒館、咖啡館的聚會，發現許多激烈的發言者都是勞工。
第一次世界大戰（因實際是歐洲列強間的戰争，“歐戰”一詞更為确切）無疑成為歐洲曆史上“昨日”和“今日”的分界線。“昨日”是一個安全可靠、溫馨幸福、繁榮發達、充滿信心和樂觀精神的世界，“今日”則是一個滿目瘡痍、頹敗不堪、精神備受創傷、充滿動亂和絕望情緒的悲觀的世界。在這動蕩不安、尋求不到歸宿的“價值真空”時代，各種強有力的極端思想必然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最為極端的法西斯思想，便是在這種背景下産生的。
希特勒與墨索裡尼
衆人皆知，意大利的墨索裡尼可說是法西斯的鼻祖，但他在第一次大戰前卻是個“極左派”社會黨人、堅定的國際主義者和革命者，激烈反對議會政治，尤其反對黨内“溫和派”參與議會政治和支援政府侵略利比亞的主張，并是以于1911年被判刑五年。他寫道：“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無産階級是我們的兄弟，而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資産階級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
另外，他對暴力的愛好在社會黨人中是出了名的，他堅決反對黨内溫和的知識分子上司人，鼓吹“街壘好漢”，相信在“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的持久戰中”，“将産生新的活力、新的道德價值，以及接近古代英雄的新人。”（〈英〉弗·卡斯頓著，周穎如等譯：《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7頁。）
羅馬的法西斯集會
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墨索裡尼卻轉向極端民族主義，積極主張參戰，反對意大利社會黨的中立政策，表示“要提高嗓門，用洪亮的聲音高呼這個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詞：戰争！”（《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第47頁。）結果，他被社會黨開除，成立了法西斯組織。戰後，法西斯主義在歐洲蔓延開來，雖然其具體綱領和表現形式在各國有所不同，但憎恨自由精神、反對民主制度和議會政治、宣揚堅決排外的極端民族主義、推崇強權和暴力、主張專制統治、無情鎮壓反對派，卻是其共同特點。
墨索裡尼
作為戰敗國，德國的狀況更是等而下之，尤其令人失望。德意志帝國于1918年11月崩潰，代之而起的是軟弱混亂的魏瑪共和國。這時，通貨膨脹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一個雞蛋價錢高達40億馬克，一根鞋帶比從前擁有兩千雙鞋的豪華店還貴，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以往買整幢房子還要貴，一本書的價錢比從前有幾百台機器的印刷廠還要高，幾家工廠的價錢甚至還不如從前一輛手推車貴……馬克不斷貶值，到1923年11月，一美元竟能兌40億馬克，而後就數以兆計，馬克完全崩潰。
高通脹必然帶來“高投機”，一些人在各類黑市大發橫财，買下城堡和農莊、輪船和汽車，買下整個街道、整座工廠和礦山。結果，造就了一小批洋洋得意的暴發戶和成千上萬的憤怒的赤貧者，大多數人的終身積蓄化為烏有，社會道德空前敗壞。“凡是會識字和能寫字的人都做起買賣來，搞投機倒把和想法賺錢，而且心中都感覺到：他們大家都在互相欺騙，同時又被一隻為了使國家擺脫自己的負債和義務而蓄意制造這種混亂局面的隐蔽黑手所欺騙。我自信對曆史比較熟悉，但據我所知，曆史上從未出現過與此類似的瘋狂時代，通貨膨脹的比例會如此之大，一切價值都變了，不僅在物質方面是如此；國家的法令規定遭到嘲笑；沒有一種道德規範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惡淵薮。”這時，全體德國人民對此感到忍無可忍，迫切需要秩序、安定、法律、道德，“誰經曆過那些象世界末日似的可怕歲月，都會有這種感覺：當時必然會有一種反沖、一種令人恐怖的反動——盡管他對此十分厭惡和憤恨。” “整個民族都在暗中憎恨這個共和國。這倒不是因為共和國壓制了那種放縱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國把自由放得太寬了。”為了複仇，“整個一代人都不會忘記和原諒德意志共和國時期的那些歲月，他們甯願重新招回那些大肆屠殺的人。”（〈奧〉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譯：《昨日的世界》， 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346、348、349頁）
與經濟崩潰相對應的，是德國國家地位的一落千丈。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必須支付巨額戰争賠款，将從前侵占的法國、波蘭、丹麥、比利時等國的領土歸還原主，當德國無力支付賠款時，法國便強占魯爾工業區相抵，德國軍備還受到嚴格限制，陸軍隻能有不超過十萬的志願兵，不許有飛機的坦克，不許建造潛水艇和萬噸以上的艦隻。
世界各地的遊人都趕到德國搶購，來自異國的窮人在德國卻過起了帝王般的生活。所有這些，都強烈地刺傷了素來自負的德國人的自尊心，在廣大群衆中、尤其是軍人中激發起強烈的複仇心理和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思潮。人們自然又将這種民族屈辱歸罪于共和國的軟弱無能，轉而企盼能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或個人來報仇雪恥，複興民族。
顯然，“凡爾賽條約以及國民議會接受這一條約的恥辱、德國以前的敵國提出的新要求、軟弱而又不斷變動的政府，很不受愛戴的新成立的共和國、議會代表的愚蠢無能和缺乏經驗、德國權力和威望的衰落，尤其是日益惡化的經濟狀況，都提供了許多可以用來鞭打“這個體制”的有用的鞭子，而這些鞭子也一直被利用着。”（《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第93頁）最成功地利用這鞭子的，便是希特勒法西斯納粹。最終，希特勒手執鋼鞭在萬衆歡呼聲中将共和國“這個體制”撻為齑粉。
1920年2月末，希特勒在慕尼黑宣布将德意志勞工黨改名為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工黨，簡稱“納粹”，同時公布了該黨頗具吸引力的“二十五條綱領”。綱領雖有二十五條之多，但精神實質隻有兩點：激烈地反對壟斷資本與強烈的民族主義。在經濟方面，它提出“取締不勞而獲的收入，打碎利息奴役制”，“取締和沒收一切靠戰争發财的非法所得”，“要求對所有（到目前為止）已經組合起來的企業（托拉斯）實行國有化”，“要求制定一項為了公益而無代價地沒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廢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機倒把”，“要求對賣國賊、高利貸者、投機商處以死刑”。在政治方面，主張極端民族主義，提出“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決權的基礎上聯合成為一個大德意志帝國”，要求廢除凡爾賽和約和聖·日爾曼和約”， “要求得到領土和土地（殖民地）來養活大陸人民和遷移大陸過剩的人口”。由此自然發展為種族主義和極權統治，“隻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為公民。不分職業如何，凡是具有日爾曼血統的人才能成為本民族同志”，尤其要反對猶太人；第二十五點明确“要求建立帝國強大的中央集權，中央政治國會及其一切機構擁有絕對權威”。這一點，後來又發展成為以領袖獨裁為核心内容的“領袖原則”。
應該承認，這“二十五點”緊緊地抓住了德意志當時的心靈，獲得了廣泛的支援和擁護，隻有少數人看到了潛在的危險性。盡管德國經濟從1924年開始好轉，但納粹勢力一直在迅速發展，成為一支咄咄逼人、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認識到：“如果我們占有權力，那麼我們第一個要争取的對象是勞工群衆”，是以十分注意用“社會主義的勞工語言”争取群衆（朱庭光主編：《法西斯新論》，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頁），對商人、金融家、資本家、 地主等都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上個世紀整個20年代，納粹黨員成份絕大多數都是下層群眾，其中，大、中學生和榮民又格外活躍，因為法西斯運動的“勁頭及其狂熱勁和拒絕作任何妥協的态度，創造‘英雄’業績的無數機會，與政敵的不斷沖突，所有這些都吸引了這些年輕人和退伍士兵。在這幾年間，表現整個運動特征的，與其說是黨組織，不如說是黨的強有力的助手沖鋒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第139頁）那種橫掃一切、建功立業的霸道和浪漫，與“平時”的平庸、刻闆和沉悶迥然不同，對熱血方剛、充滿英雄情懷和理想主義的年輕人有着強烈的吸引力，是以，許多青年狂熱投身于法西斯運動。
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長期駐往西歐，親眼看到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全過程。在意大利，他一次次看到黑衫黨暴行和規模越來越大的遊行，他寫道，那些法西斯黨徒相信“他們的領袖正在引導意大利走向繁榮、社會正義并擺脫國際資本。”（愛倫堡著，馮南江等譯：《人·歲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中卷，第83頁）他還聽到墨索裡尼在一次閱兵式上的演說：“法西斯主義的和無産階級的意大利，前進！……”（《人·歲月·生活》，中卷，第257頁）作為記者，他多次參加德國納粹在缭繞着濃濃劣質煙味的啤酒館、咖啡館的聚會，發現許多激烈的發言者都是勞工，這點使他感到“難以忍受的痛苦”，“當然，我先前就知道在納粹分子中有不少勞工，但是在報上看到這一點是一回事，親眼看到卻是另一回事。難道你能說那個上了歲數的勞工是法西斯分子？”（《人·歲月·生活》， 中卷， 第200頁）他痛心地看到，在納粹的選票中，勞工選票占了相當大一部分，而“他們之是以投票擁護納粹分子是因為他們憎恨資本主義”。（《人·歲月·生活》，中卷，第198頁）這些生動直覺的記述，或許更能說明問題。
2
希特勒毫無顧忌地說：“我是民主的死敵”。
當然，除了這些較為直接的社會現實原因以外，德國法西斯之是以能如此長時間且如此強烈地吸引如此多的人，還在于它精心編織構造了一個頗為完備的關于民族特性、民族文化優越最終導緻種族優越論的意識形态理論體系。
這種理論制造了有關曆史、民族和國家的種種神話，聲稱世界曆史中隻有金發碧眼的雅利安人是高貴的（在納粹語言中，雅利安人有時指非猶太血統的白種人，更多是單指日爾曼人），其中日爾曼人又最高貴，世界曆史是由雅利安人創造的，人類的科學文化都是由日爾曼人創造的。人類曆史就是一部優劣種族間血統對血統、種族對種族的鬥争史，當代日爾曼人是最優秀的人種，是被上蒼賦予“主宰權力”的高等民族，理所當然地“應該主宰世界”。
這種種族主義成為納粹民族主義的核心和基礎，但反過來又可說，民族主義又是種族主義的溫床的基礎，極易導緻種族主義的産生和發展。這種民族/種族主義具有強大的精神煽動性， 激發起一種熱血沸騰的英雄主義浪漫情懷。但是，在這種“英雄浪漫”之下，可能“還有一種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這種動物身上暗藏的無意識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騰到表面上來，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稱之為‘對文化的厭惡’，即要求沖破這個有法律、有條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縱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許這種暗中的力量也參與到飄飄然的感覺之中。熱烈的陶醉混雜着各種東西：犧牲精神和酒精；冒險的樂趣和純粹的信仰；投筆從戎和愛國主義言詞的古老魅力。那種可怕的、幾乎難以用言詞形容的、使千百萬人忘乎是以的情緒，霎時間為我們那個時代的最大犯罪行為起了推波助瀾、如虎添翼的作用。”當然，要反對這種燃燒的激情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誰表示懷疑，誰就妨礙了他們的愛國主義事業，誰提出警告，他們就嘲笑他是悲觀主義者，誰反對戰争——反正他們自己在戰争中不會受苦——誰就會被打成叛徒。時代幾經變遷，但總是這一幫子人，他們把謹慎的人稱為膽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稱為軟弱的人”（《昨日的世界》，第252、281頁）。
為了對外擴張，他們還制造出了與種族理論緊密相關的“生存空間”理論。這種理論竭力論證弱小種族沒有獨立生存的權力，因而“空間”多餘，其領土可由強者任意宰割。相反，一個強大、“優秀”的民族必須擁有足夠的空間才能生存下去，是以強者擁有剝奪弱者空間的自然權利。一本名為《德意志民族及其生存空間》的讀物，成為納粹思想入門的基本教材，“為德意志奪取生存空間”成為最富煽動性的口号之一。“奪取生存空間”這一非常抽象、“中立”的概念，的确很容易掩蓋血淋淋的“侵略”的實質。“這一事例清楚說明：一種簡潔而又内容豐富的表述由于言詞的内在力量可以轉化為行動和災難，就象先前的百科全書派關于‘理性’統治的表述一樣，最終卻走向自己的反面，蛻變為恐怖和群衆的感情沖動。”（《昨日的世界》，第211頁）
“以施本格勒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思潮是納粹主義興起的直接背景之一，被認為是法西斯的直接先驅和同路人。”（《法西斯新論》，第249 頁）一戰後歐洲興起的這種“新保守主義”的主要特點是反對自由主義、法國大革命及民主制度，主張以強權、擴張、民族（國家）社會主義等方式，來解決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施本格勒的成名作《西方的沒落》影響巨大，其基本理論是把“文化的生命周期”作為曆史研究的對象，将一切都歸結為直覺和體驗，并上承尼采的“超人”哲學，認定曆史由“超人”創造，是以可以主宰一切。由這種“超人”哲學出發，納粹意識形态對自由精神和民主政治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認為民主制是一種照顧遷就庸衆的軟弱的制度，隻有領袖獨裁的制度才是真正強者的制度。是以早在還未掌權時，納粹就公開聲明要破壞民主制度。希特勒毫無顧忌地說：“我是民主的死敵”，“共和制度和曆屆政府毀滅了德國的一切，這種制度最終被消滅的時刻到了。”戈培爾兇狠地咆哮：“我們進入國會，是為了在民主武器庫中用它所具有的武裝為我們自己服務。我們将要成為國會議員，以便用魏瑪民主的支柱去瓦解魏瑪民主。如果民主那麼愚蠢，竟為了這種給人幫倒忙的差使給我們發免費車票和津貼，那是它自己的事，……我們是作為敵人而來的！如狼沖入了羊群，我們就是這樣來到了。”（轉自《法西斯新論》第211、275頁）這段話倒是說中了民主政治的困境和軟弱的根源：作為民主制度，獨裁者也享有民主的權利；倘不給獨裁者以民主，那就違背了民主原則。是以，在民主政治中，每個人都應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
對自由、民主的批判必然導緻個人獨裁，“領袖原則”是成為納粹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它的極權主義便是以“領袖”或“領袖原則”為指導的。這種“領袖”是“絕對正确”的神和聖人，不僅是政治的、行政的上司，而且是信仰、道德等精神世界和世俗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導師，不僅是國家、民族的唯一代表和化身，而且高于國家和民族，“領袖意志”便是最高法律，是以領袖的各種權力是無限的，有權幹預、監管任何組織和個人的任何事情，而絕不充許對領袖有任何反對、批評、不滿甚或懷疑。“誰要是在德國參加過有希特勒在場的集會，都不會忘記他所能喚起的那種感情，那種宗教狂熱與虔誠的氣氛。他的那種吸引力後來竟使得久經沙場的将軍在他面前發抖。”（《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第254頁）
3
強烈的民族主義、狂熱的國家社會主義、對強權政治的鼓吹、對個人的徹底否定、對暴力的熱烈頌揚、對偉人/強人的崇拜迷戀，是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特點。
公平、公正、社會正義……無疑應該是社會追求的基本目标，也是“人性”的基本要求。法西斯主義深谙此點，是以如前所述，十分注重以“社會主義的勞工語言”、以反對“國際資本”、以為平民大衆争“平等”……等種種宏偉言辭來吸引大衆。事實證明，這種“宏偉言辭”很容易成為野心家的工具，那些野心家往往憑此被當成“人民”的化身，當成“平等”的配置設定和保障者，而實際上成為至高無上、權力不受任何監督制約、為所欲為的獨裁者。當社會動蕩不定、政治嚴重腐敗、貪賄無藝、權勢者不擇手段化公為私、社會配置設定極度不公時，法西斯主義的這種宣傳、理論對大衆卻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對政治腐敗、社會不公的痛恨，确使人一時難看清法西斯思潮的真面目，難以認識到它将造成更大的災難。是以，對這種理論上無比完美崇高、确能深深打動人心的“宏偉理論”一定要高度警惕。
1939年,希特勒接見崇拜他的奧地利女學生
曆史一次又一次證明，正是這種“理論上”無比“公正”的理論，在實踐中最不公正，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最為深重。與之相反，自由主義在“理論上”并沒有那些“宏論”“公正”，甚至坦承種種難以避免的不公，認識到并不存在“完美的社會”，是以在制度層面上更注重對權力的監督制約和對個人權利的保障。以自由主義理論為架構的社會建構确有種種不公，有種種嚴重弊病，但在曆史/現實中确實沒有比其更加公平、公正，比其弊病更輕的社會。
當然，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會有形形色色極端思潮的産生與存在。在承平時期，在一個健康的社會中，種種極端思想隻能蟄居一隅，始終是無足輕重的配角。但在社會利益進行調整的轉型期或社會危機嚴重時，這類思想卻使人如飲狂泉，往往能突然掀起最終毀滅一切的狂風巨浪。進一步說，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對權力進行制衡的政治制度，任權勢者無止無盡地化公為私，配置設定不公急遽加大，公民權利不獲保障，恰為種種極端思想提供了現實的社會基礎。
概言之，強烈的民族主義、狂熱的國家社會主義、對強權政治的鼓吹、對個人的徹底否定、對暴力的熱烈頌揚、對偉人/強人的崇拜迷戀，是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特點。隻要一有條件，它将一躍成為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
近年來，大陸的某些“學者”由于種種原因，也開始不負責任地大肆鼓吹狂熱的民族主義、強權政治，宣傳暴力，堅決否定個人權利。此種觀點、思潮發展下去極端危險，為害匪淺。
墨索裡尼之死
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危機，使經濟剛剛開始好轉的德國再次堕入深淵，為法西斯最後奪取政權提供了現實條件。1933年1月30日晚上，希特通過合法程式組成納粹政府的消息傳來，舉國若狂，全德大小城鎮都舉行了規模盛大、通宵達旦的火炬遊行，人們向希特勒熱烈歡呼，以為找到了德意志的拯救者、找到了反抗以英美為代表的國際資本壓迫的英雄、找到了“公正”的庇護神。直到十幾年後，德國人民才意識到自己當時犯下了災難性錯誤，但為此已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原載《東方文化》2000年第4期，作者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