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1月26日，我出生于江西省吉安縣城西北的栗山郭家村。這是一個隻有10多戶人家的窮山村，離吉安縣城大約有40華裡。父親郭朝秀，母親劉氏。家中隻有3間房屋、2畝水田，收入微薄，不得溫飽。
我的母親生二男一女，我是老大，妹妹老二，弟弟老三。我剛滿6歲時，弟弟出生不久，母親便離開了人世。父親又要勞作，又要操持家務，難以撫養我們兄妹三人，被迫将弟弟送給了别人。為維持家庭生計，父親娶了繼母毛氏。
我父親為人忠厚，勤勞樸實，剛正不阿，敢于抗争。父親一生以農為業，是種田的一把好手。由于家境貧寒，年輕時曾在石邊村做過長工和零工，别人都願意請他，農忙插秧、割稻時，一天能掙一塊多白洋。父親除耕種自己和已故伯父及叔叔外出留下的田地外，還租種了别人部分土地。每年除交租及苛捐雜稅外，很難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隻得向地主借糧，借一鬥要還兩鬥，受高利貸剝削。每年秋收後，除還借糧外，所剩無幾，又隻得再借，年複一年，寅吃卯糧，一遇荒年歲月，日子更加難熬。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年春節，地主要賬，官家要稅，有錢的人家熱熱鬧鬧過年，而我們家卻是過關。就在大年三十的夜裡，父親把全家叫在一起，說是要為我的妹妹送行，其實是為了弄錢還債，把3歲的妹妹背出去賣了。此後，妹妹杳無音信。每當想起這件事，心裡就發酸，痛恨那黑暗的舊社會。
我六七歲時，就跟随父親參加勞動，放牛、割草、打柴、下地幹活，什麼都幹。在我10歲那年，父親為了讓我學點手藝，長大後能混個好日子，送我到外地去學裁縫。每年要給師傅交兩吊錢的學費。學徒期間，白天要給師傅家打柴、幹農活，還要看孩子，夜晚師傅才教我做衣服。雖然不是天天的事，也是經常的事。有時遇到急活，就得做到半夜三更，做不完不能休息。不論做什麼，都要快，不快不行，慢了不是挨罵就是挨打，實際上成了師傅家不花錢的傭人。我學了兩年裁縫手藝，隻學到很一般的拿針線縫衣服，其它什麼都不會。有一次，我因十分疲勞，幹活沒精神，又被師傅狠狠地打一頓。當晚我徹夜未眠，思前想後，實在受不了，下決心走。天亮起來，就離開了師傅家。半路上下起了大雨，但又不敢跑回自己家去，為了讓他們找不到我，便跑到繼母村子的舅舅家裡去。大舅看我脫了衣服身上青一塊紫一塊，也心疼我，說不要走了。我在大舅家呆了3個月，他們哪裡也找不到我。臨近年關，大舅送我回家。我同父親母親說了學徒期間的經過後，他們心裡都很難受，要我再也不要去學徒了。從此，我就和父親在家放牛、種田、割草、打柴，還經常同父親挑柴到固江圩去賣，掙點錢買油鹽。我也成了家中一個勞動力。13歲時，父親怕我今後娶不起親，給我娶來一個七八歲的童養媳。農民暴動後，我家的人都跑散了，她隻好回到自己家。
我的家鄉吉安，是一個具有革命光榮傳統的老區，早在1923年，就有了共産黨的地下組織，革命的種子在貧苦農民中生根發芽。1926年8月，北伐軍攻克吉安縣城後，在革命的大好形勢下，黨的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吉安縣城裡，共産黨員一度為工農謀利益。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工農革命的大好形勢被壓下去了。吉安這塊土地上，革命的種子深深地埋在熱土裡，等待時機發芽開花結果。那時，我才13歲，在吉安發生的革命故事，在大人中不時地傳說，我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沒放在心裡。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隊伍上了井岡山。緊接着，1928年4月上旬，朱德和毛澤東會師。緊靠着井岡山這塊紅色革命聖地的吉安縣，在革命的大潮中也沸騰起來了！
1928年春夏之交，在我們小小的山村裡，流傳着朱、毛上司的紅軍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這些事我聽了特别開心。五、六月間，我家來了幾個陌生人，我隻認識其中一個，那就是我的表兄劉和。他家住河塘下村。我的表兄30歲左右，長得精明強幹，常在外辦國術場。表兄和另外幾個人都是身穿長袍大褂，以看病為名掩護進行革命活動。那天，來我家的幾個人很神秘地與我父親一起商量事情。他們怕我聽到，于是我父親就有意讓我喝了些酒就去睡覺。但因天氣悶熱，我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着，心裡在想，他們究竟商量什麼事？側耳仔細一聽，才知道他們是在商量組織農民暴動的事。我聽之後，不一會就起床走到他們面前，他們問我聽到說什麼了？我故意說：喝了酒就想睡覺，什麼話也沒聽到。他們會心地笑了。
1928年9月上旬的一天，晚上9點多鐘，正當人們忙着按當地風俗習慣過"祭九皇"節時，村子裡的男人們都集合在一起，有一二十人，手裡拿着大刀、土铳、棍棒等武器。我父親背着一把馬刀（因為父親好作惡夢，聽說枕頭下放把馬刀就不作惡夢了，馬刀為此而備）。他們去幹什麼？我突然想起前不久表兄和那幾個穿長袍大褂的先生在我家裡說的事，已猜到八九分他們要去幹什麼了！我決心要同他們一塊去。于是，我故意問父親，這麼多人去幹什麼？父親看了看我，就說："要去幹大事，小孩子别多問。"我當即堅定地說："我也要去！"父親再也沒有對我說什麼，然後對大家說："走"。就這樣，大家都跟他走了。我也抄了根木棍在手裡，跟在他們的後邊。
在我父親帶領下，大家向三四裡外的王家山村奔去。快到王家山村時，我表兄劉和也帶着河山沖的人趕到了，大家彙合在一起，約有三四百人。王家山村是個大村，有百十戶人家，有錢的地主老财住在這裡。我們幾百人一進王家山村就首先包圍了一座祠堂。人們"打倒土豪劣紳"的呼喊聲、土铳的發射聲、大刀在牆上的刮碰聲響成一片。當時有我表兄和我父親等領着一群人沖進祠堂，把幾個正在祠堂内"祭九皇"的土豪劣紳抓了起來，然後把他們拉到擠滿人群的祠堂外面進行批鬥。這一舉動大殺了豪紳們的威風，大長了工農群衆的志氣，人們從未這樣痛快過。後來我寫了一首贛南農民起義的打油詩：
贛南九月正秋收，農民起義好時候。
刀棍土铳來武裝，打倒土豪報冤仇。
我參加農民起義時，雖然不懂革命道理，也不懂馬列主義，但為了自己、為了窮苦群衆不受剝削和壓迫，需要大家團結起來進行鬥争這一點是知道的。當然，農民起來革命，主要是有黨的地下組織和革命進步分子的影響和上司。
農民暴動後，接着在橋上村成立了鄉蘇維埃政權（又稱農協會），推選我父親為主席。鄉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後，繼續深入做宣傳工作，發動群衆開展革命活動。主要宣傳鏟除封建、打土豪分田地等。我也參加了兒童們組織的革命活動，如學唱《打土豪分田地一個不留情》、《打倒列強除軍閥》歌曲等。
新的工農政權的建立，大長了貧苦工農群衆的志氣，刺痛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心，他們舉着屠刀向着革命的人民砍來。
1929年1月，大約是下旬的一天，從吉安縣城開來了國民黨軍隊。他們氣勢洶洶，先包圍了橋上村鄉蘇維埃政府，進行搜查。随後包圍了郭家村，放火燒了村西的一棟三層的大祠堂和一些民房。他們抓人、牽牛、殺豬，家家戶戶被他們翻了個遍，把許多東西砸的稀巴爛。見到這種情景，我跑到了僻靜的地方躲藏起來。我父親和村裡的幾個年輕人，避之不及被他們抓走了。後來我繼母去吉安想把我父親保出來，沒想到國民黨反動派這樣狠毒，繼母也被關進了監牢。1929年3月間，我父親作為農民暴動的首領被敵人殺害了。被抓去的其他人後來也都殺害了。我的父親為無産階級的革命事業捐軀了，我一直十分懷念他。
1976年4月間，我到湖南長沙鐵道兵軍政幹部學校參加一次會議結束後，專程回了趟闊别多年的江西老家。到井岡山參觀後，省軍區的同志派車将我們接到南昌在省軍區住下。在南昌革命烈士紀念館參觀時，在陳列室的烈士名錄上見到了父親的名字。我父親作為革命烈士載入了史冊。父親的鮮血沒有白流，他不朽的業績，永遠受到後人的敬仰和紀念。這使我得到極大的慰藉，内心無比激動。可還有一件事：父親是當時參與上司農民暴動的骨幹，但他是不是一個共産黨員？我至今也不清楚。那時黨的組織是秘密的，除組織内部人員外，别人無從知曉。在我的心裡，此事一直是個懸念。
國民黨反動派把我父親殺害之後，才把繼母從監牢裡放出來。由于我也是參加暴動的一分子，他們揚言要"斬草除根"，非抓住我不可。父親已經被害，他們連我也不肯放過，這使我悲憤填膺，仇恨的烈火在胸中燃燒！但在那暗無天日的社會裡，我這個才14歲的孩子，又有什麼辦法呢？為了避過風頭，先到求亢村親戚家暫住下來。誰知，沒過幾天，不知怎麼走漏了消息，一天晚上，幾個便衣闖進了求亢村，叫村裡的人把我交出來。還威脅鄉親們說"知情不舉，罪加一等"。在善良的鄉親們的掩護下，我才幸免于難。幾個家夥走了之後，鄉親們勸我趕快離開這裡，越快越好，否則敵人還會來抓人。我聽了之後，心裡非常着急。知道鄉親們是為我好，也知道鄉親們怕受牽連。可是，這時天又下起了大雨，在這風雨交加的黑夜，我能往那裡去呀？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啊！心裡難過極了。
我想來想去，想到了表兄劉和。于是決定到河塘下村去找他，好尋個脫險的辦法。從求亢村到河塘下村有十幾裡路，而且全是山路，加上雨夜路滑，困難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途中要經過一座山，山上有座破廟，傳說廟裡常鬧鬼，還有劫道的，想起這些，我心裡更是害怕。但為了脫離險境，為了不讓鄉親們受連累，我不得不走。于是我鼓足勇氣向鄉親們告别，戴上鬥笠，在夜深人靜的黑夜中冒着雨上路了。走出3裡路，到了新屋昌村的後山上，山路兩旁林木、野草茂密，特别是那種被風雨襲擊嚎叫的怪鳥聲真叫人害怕。當我走到破廟前的時候，心裡更加驚恐，渾身汗毛都豎了起來，好象眼前有什麼鬼怪似的。但想到父親的深仇大恨，又想到敵人可能還在背後追捕我，于是咬緊牙關，深一腳淺一腳地繼續往前走。走完這段陰森恐怖的山路，踏上了開闊地帶的田埂路，才覺得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輕松了許多。
當走到表兄家時，天已大亮了，才感到渾身疲憊無力。我姑姑和表兄見我滿身泥水，衣服都濕透，便問我又出什麼事啦？我把父親被害的事及敵人又來抓我的情況告訴姑姑和表兄。姑姑一聽抑制不住強烈的悲憤，大哭了一場。表兄讓我換了衣服，姑姑熱了菜飯給我吃。等我吃完飯，表兄說："這裡也不安全，你還是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吧。"我一聽這話，心裡頓時更加害怕了，心想還能到什麼地方去呢？真是無家可歸，有親也不能投了！我的心裡真不是個滋味。我轉念一想，知道姑姑擔心我的安危，也知道表兄為我着急。我想到表兄曾和我父親一起參加了農民暴動，地主老财們不會放過他，他自己也面臨着危險，是以才說"這裡不安全"。我沉默不語，思忖着還有什麼好辦法？表兄見我有思想負擔，勸我說："别害怕，要勇敢點。我寫封信給你，你帶上信到長東、阜田一帶去找一個叫'北盧辦事處'的機構，那溜的人見信會接待你的。"我相信表兄所說的話。
帶着表兄寫好的信，我又上路了，照表兄說的位址，去找北盧辦事處。我從未出過遠門，這次單獨遠行，就像離群的孤雁。一路上，渴了就在路旁水溝或稻田捧點水喝，餓了就找好心的大爺大媽要點吃的。幾經周折，終于找到了"北盧辦事處"。這裡像是地主家住的一個大院，有不少人在裡邊工作，不斷有人出出進進。院門口有塊木牌，上面有字，因為我不識字，不知寫的什麼。一打聽，這裡就是北盧辦事處。我一進門就遇上一個人，他看我是個小孩，就問我"有什麼事嗎？"我說："我有封信要交給這裡負責的。"他接過信看了之後又問了一些情況，我一一講述了我家的遭遇。他聽了之後說：你找對了，這裡就是你表兄要你找的地方，你不要害怕了。他熱情地接待了我，為我安排了食宿。從此，我結束了那艱苦坎坷的童年生活，開始踏進了革命的門檻，有了"安身立命"之處。
在我離開表兄家不久，國民黨反動派到河塘下村，把表兄全家都殺害了，村莊也被放火燒成了一片廢墟。
【郭延林，江西省吉安縣人，1929年參加遊擊隊，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加入共産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産黨，1961年授予少将軍銜。曾任鐵道兵副政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