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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綠松石因其礦源和産品不多，是用來觀察商時期不同區域文化交流和社會關系的新視角。晚商王朝的綠松石器種類很多，主要出現在高等級貴族墓葬中，且有不同的品質品級。李家崖文化綠松石器主要發現在以寨溝遺址為代表的地點，其類别和形制都與晚商王朝中心區域的同類器物高度一緻，多數産品很可能直接從晚商王朝中心地區輸入。綠松石器可反映晚商王朝與李家崖遺址等北方地區文化之間的親密關系，這還可能與歐亞草原車馬資源東漸、商王朝都城北移等現象相關。晚商王朝可能通過對綠松石等資源和生産技術的掌控，從周邊擷取所需資源。
殷墟文化時期，晚商王朝的周邊興起諸多的青銅文化，其中位于今陝晉之間黃河中遊的李家崖文化尤其引人注目。李家崖文化分布區與商王朝核心區域之間有呂梁山和太行山等阻隔，在地理上并沒有接壤（圖一）。李家崖文化區域内出土數百件商式青銅器，是商王朝核心區域之外數量最大的。是以關于李家崖文化的性質，也引起長時間、熱烈的讨論[1]。不過除了根據出土文獻做出“鬼方”“土方”等族群、根據青銅器做出文化因素的判斷外，李家崖文化與晚商王朝之間的關系如何，基于已有考古材料很難展現出進一步的社會景觀。
圖一 晚商王朝以西地區形勢圖
近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連續在李家崖文化中心區域清澗一帶進行考古工作[2]，發現了辛莊大型建築以及鑄銅遺存[3]，最近又在寨溝發現不同等級的墓地[4]，這些都是李家崖文化考古的極大進展和突破。雖然寨溝墓葬被盜嚴重，但出土的高品質綠松石器，可讓我們從一個新視角觀察李家崖文化與晚商王朝之間的關系。
一、晚商王朝的綠松石産業
青銅、玉石等貴重材質及其制品，是早期中國跨區域文化交流的标志物，也是觀察各區域社會高層之間關系和觀念疏密的重要視角。不過，青銅和玉石礦料分布甚廣，又有重熔、改制等因素混淆其産地資訊，這使其資源和産品都較難定位。相比之下，綠松石隻有不多的礦源、少量的産品。同時，綠松石有作為礦源、産源以及終端産品等不同的階段，綠松石資源流通可能呈現出更為具體的細節。
研究表明，中國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綠松石礦，礦脈主要分布在鄂豫陝交彙的秦嶺東麓、馬鞍山地區，以及青海烏蘭、新疆烏蘭地區[5]。這些綠松石資源開發以及由此形成的綠松石産業，幾乎貫穿古代中國文化并成為其重要内容[6]。二裡頭文化至殷墟文化時期開發的礦源地集中在今陝鄂之間[7]，從考古學文化和綠松石産品歸屬可知，中原王朝一直掌控着綠松石産業資源。
晚商王朝是早期青銅文明發展的高峰時期，其突出的成就展現在青銅等手工業生産及其産品上。近年來在殷墟周圍又發現諸多新的遺址如辛店、陶家營等，讓學界重新認知大邑商的範圍。新發現的鑄銅、制骨作坊揭示了晚商王朝大型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複雜程度，重新整理了對商王朝社會生産能力的了解。殷墟迄今未發現綠松石生産作坊，不過已發掘的大量不同等級墓葬中的随葬綠松石可反映晚商王朝綠松石生産基本情況。
殷墟所見綠松石主要有如下五類。其一，以聯片的方式鑲嵌在不同用途的器物上，包括有兵器、車馬器、容器等青銅器，以及骨器、石器，甚至是帶刻辭的骨器。這是殷墟最為常見的綠松石器大類。其二，以獨片的方式鑲嵌動物型器首。往往以一對嵌片作為眼珠鑲嵌在動物裝飾的眼部，嵌片多為不規整的圓形。其三，串飾。較為少見，作為項飾或耳飾，高等級墓葬中有多顆綠松石串聯，一般為單顆者。其四，象生器。單體的綠松石被雕塑為蟬、蛙、鳥等造型，和同時期玉器的鹿、鳥、魚等小型象生器一樣，這些動物造型多附飾在其他主體上。其五，多嵌片綠松石，迄今未見原來依托的母體。往往出現在墓葬中，多見于西北崗王陵區墓葬，因其多被盜擾，原來的器形不明。
最後一類的多嵌片綠松石數量很大，非常值得注意。20世紀30年代史語所在西北崗侯家莊王陵區多個墓葬中都有發現，可惜這些嵌片發掘後多有遺失。如M1001“出土之綠松石制之鑲嵌片共約5100餘片（大多已佚失）”[8]，其他大墓中如M1002出土340餘片[9]，M1003出土282片[10]，M1004出土超過2000片[11]。嵌片大小不一，有的長度達到2厘米[12]，在綠松石嵌片中屬于最大者，數量上也是最大的類别。這些嵌片包括形狀多樣的無固定形狀者，也有圓形、半圓、三角形等規則形狀的，出土位置多在墓葬棺室或相近位置的盜洞。可以推測，這些嵌片原來應該像二裡頭2002VM3龍形器那樣，依托在木、皮之類的有機體上，鑲嵌拼出某種圖案。這些器物原屬于商王所有，很可能也是像二裡頭龍形器那樣作為高等級禮器使用。
殷墟文化的不同階段，綠松石産業發展有所不同。殷墟文化第一期開始，鑲嵌綠松石裝飾開始出現在戈等兵器上，這是綠松石功能與性質轉變的發端。在此時段前後的小屯墓葬中可見随葬綠松石裝飾的戈，如殷墟小屯的曲内戈（M232R002104）等[13]。殷墟文化第二期綠松石裝飾最為多見，這一時期高等級墓葬婦好墓、其他中小型墓葬随葬綠松石器較為常見。婦好墓是目前所見商王之外随葬綠松石器最多的貴族墓葬，雖然發掘報告未能全面報道其綠松石情況[14]，仍然可見其大概。
在婦好墓出土的91件青銅戈中，報告标本舉例中有8件鑲嵌綠松石裝飾；出土的6件青銅弓形器中，鑲嵌綠松石的有4件。此外婦好墓還有鑲嵌綠松石青銅虎或虎頭飾4件、綠松石串珠6件、單體綠松石鴿1件、蟬蛙合體1件[15]。與婦好墓年代接近的花園莊東地M54，也出土較多的綠松石器[16]。其中，發掘報告認為7件钺可能有6件在獸面紋上鑲嵌綠松石，6件鈴首或獸首弓形器帶有綠松石鑲嵌，73件戈中的2件長胡戈、1件玉援戈鑲嵌有綠松石，發掘報告還認為有更多戈的綠松石裝飾已脫落。而殷墟文化較晚階段，綠松石嵌片在青銅器上的裝飾似有減弱之勢。同屬于殷墟文化第三期的郭家莊M160、戚家莊M269是這一階段的兩座進階貴族墓葬，墓葬中車馬器、兵器都未見鑲嵌綠松石裝飾，隻在一些小型墓葬中偶見綠松石嵌片随葬。
從生産總量上估算，晚商王朝綠松石生産遠超此前。二裡頭文化一般被視為綠松石使用的高峰，在二裡頭遺址第v區發現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的綠松石作坊，且還有其他綠松石加工地點[17]。二裡頭綠松石産品主要為聯片動物紋樣的青銅牌飾和龍形飾，學者統計二裡頭遺址可能出土過超過15件綠松石鑲嵌牌飾[18]，二裡頭文化2002VM3龍由2000餘片聯片綠松石組成[19]，構成了已知中國青銅時代最大的鑲嵌綠松石器。不過，殷墟文化時期綠松石産品種類和數量都應該遠大于二裡頭文化時期。
前述婦好墓僅聯片綠松石器就不少于12件，西北崗王陵區大墓多片綠松石嵌片也展現出産業規模。迄今殷墟所見綠松石器最多的單體遺存是20世紀30年代發掘的小屯M20車馬坑。M20位于乙七基址之南，是5座車馬坑一排中較大的[20]。學者一般認為，這座車馬坑應該附屬于乙七基址，基址和車馬坑都屬于祭祀性質遺存[21]。M20車馬坑出土的車馬器，普遍裝飾有綠松石，器類包括
飾、踵飾、車軎、
、衡端飾、轭首飾、轭腳飾、泡等[22]。M20出土超過500件車器的泡，其中超過200件裝飾有綠松石嵌片。此外，M20出土的弓形器、獸首刀、曲内戈也飾有綠松石嵌片。M20綠松石紋飾的種類，有獸面紋、蟬紋、六角星或八角星紋等，展現了綠松石産業發達而繁盛的景象。
當然，像小屯M20車馬器上大規模裝飾綠松石的例子是特例。相較于青銅器、陶器、骨器的生産規模而言，商王朝的綠松石生産無疑隻是小型産業。當時的綠松石資源一定是珍稀的，消費占比在社會中仍然是極其少數。比如2004年在大司空發掘的354座殷墟文化各時期中小型墓葬，墓主等級較低，僅發現綠松石串飾和泡各一件[23]。1992~2002年發掘的花園莊東地墓葬42座，隻有M54這座高等級墓葬随葬有鑲嵌綠松石器[24]。
發達的生産系統之下處理珍稀的資源，可以将其細分為不同的品級。分級的加工方式，可以使細碎的綠松石邊角料材料也得到充分利用。晚商綠松石嵌片很明顯還被分為不同的品級檔次，對應不同品質的終端産品。殷墟銅内玉援戈（HPKM1487 R006804）内部綠松石聯片大而規整（圖二，1），能夠形成整齊的紋路[25]，殷墟婦好墓出土的象牙杯（M5:101）綠松石嵌片中的眼珠周邊經過打磨（圖二，2）。
兩件器物上綠松石嵌片的品級，明顯高于其他各器的，兩件器物的等級，無疑也較高。殷墟婦好墓戈（M5:716）内部綠松石嵌片，難以組成圖案（圖二，5），和花園莊東地玉援戈（M54:313）上鑲嵌的綠松石（圖二，6）一樣，屬于最低下的品級。這些産品還說明，綠松石器并不完全代表使用者的地位，高等級貴族如婦好也不是必定使用工藝精細的綠松石器物。顯然，綠松石器可以表達出使用者可能較高的地位，但卻不像青銅禮器那樣，作為表達地位的必備物。
圖二殷墟文化時期綠松石嵌片品級示意圖
殷墟還有一類與李家崖文化等北方草原文化風格相同的器物，經常鑲嵌綠松石。這些器物包括不同的獸首或鈴首刀、弓形器等。婦好墓出土有1件獸首刀、6件鈴首和馬首弓形器[26]，可見與北方文化關系的密切。此類器物較多鑲嵌綠松石，如婦好墓6件弓形器，有4件鑲嵌綠松石。特别是那些刀、弓形器獸首的雙目上，往往鑲嵌綠松石。西北崗M1311出土的駝首刀（R022110）長31.9厘米，駝首的雙目以及刀柄兩側各6個圓孔中，各自鑲嵌獨立的綠松石片[27]（圖三，1）。
這件刀及其鑲嵌綠松石風格，與1961年青龍抄道溝出土的羊首刀相同[28]，可見當時這類北方型青銅器與殷墟文化之間的密切關聯。有學者認為這些北方型刀、匕的獸首部分結構複雜，如獸首動物為全雕的造型，需要殷墟文化那樣超高的鑄造技術才能完成[29]。也有不少學者推測這些青銅器可能是北方地區的産品輸入，特别是考慮到這些刀和弓形器在北方區域分布廣泛，在各青銅文化中生産似乎更為合理。不過，花園莊東地鈴首弓形器（M54:393）長32.6厘米，在弓身鑲嵌有墓主“亞長”的銘文（圖三，2）。這說明弓形器這種有外來文化因素的器物，可以在王朝政治中心生産。
圖三 殷墟文化鑲嵌綠松石的刀和弓形器
二、李家崖文化的綠松石器
李家崖文化綠松石器主要發現在最近發掘的寨溝遺址，這裡分布有後劉家塔和魚塔梁兩處墓地。後劉家塔是一處4座墓葬組成的高等級墓地，墓葬呈一列南北分布，4座墓葬的墓主顯然有緊密的社會關系。最北的M1規模最大且帶有墓道，簡報者認為是最高首領的墓葬，應該是可信的。後劉家塔墓地的墓葬盜擾嚴重，但不少綠松石器仍然得以存留。根據形态，後劉家塔墓地為主的李家崖文化綠松石器可分為如下幾類。
1.多嵌片綠松石。分别出土于M1、M2、M4盜洞中。M1D1:021一組3片，長0.5~1.1、寬0.4~0.8厘米。這些嵌片應該是類似獸面紋的部件，其中橢圓形的一片應該為獸面紋的眼珠，中部尖凸的一片應裝飾在獸面紋鼻梁頂端（圖四，1）。M2:03一組63片，長0.35~0.8、寬0.2~0.5厘米。M4D2:013一組17片，長0.5～1.3、寬0.2~0.8厘米（圖四，2）。M2、M4盜洞中的嵌片形狀多為長方形、梯形或圓形的片狀。
圖四 寨溝和金沙的多嵌片綠松石
以上多嵌片綠松石讓人聯想到殷墟西北崗王陵區墓葬的同類器，這些嵌片原來應該都是獸面之類的組成部分。這類圖案組成的禮器自二裡頭文化龍形器以來并未中斷其傳統，而一直在高等級場合使用。在盤龍城M17發現有黃金和綠松石組成的獸面形飾件[30]，在李家嘴M2等墓葬中也發現有類似的綠松石嵌片[31]，這兩座墓葬的墓主應該都屬于盤龍城最高首領。在年代稍晚的鄭州小雙橋祭祀區，也發現類似綠松石嵌片[32]，有的嵌片伴出有金箔。以上嵌片的長度都在1厘米左右，絕大部分的側邊經過打磨，嵌片大而規整，屬于綠松石最高等的品級，其成品無疑也應該是最高等級的禮器。看來，綠松石嵌片的獸面類禮器從二裡頭文化到晚商文化一直未有中斷。
寨溝遺址後劉家塔墓地中出土的多嵌片綠松石（圖四，1、2）也并不是殷墟文化範圍之外唯一的例子，成都金沙遺址也有類似的發現。金沙祭祀區L11祭祀遺迹出土有鑲嵌綠松石漆器（L11:11），漆器原為木胎，今僅存表面為紅漆紋樣和黑漆勾邊，其間鑲嵌方形或長方形綠松石片。漆器殘長15、殘寬7.2厘米。根據殘存形态，應接近原來完整器物的一半，報告者複原的原器上應該是一獸面紋[33]（圖四，4）。
筆者點數複原線圖上畫出的綠松石片，共有60片。實際上L11位于祭祀區IT8304北部，開口在第12層之下。據《報告》該層出土綠松石片68件[34]，原來很可能也是屬于L11:11的獸面紋，其中IT8304⑫:1-1長1.1、寬0.6厘米（圖四，3）。金沙祭祀區還出有更多的類似嵌片[35]，用于祭祀說明了此類器物的社會等級。此類綠松石嵌片大小、形狀與後劉家塔墓葬出土的類似，相似或略小于侯家莊墓葬的，再次說明這些嵌片原來的用途和等級。
2.聯片綠松石器。主要為車器，多出土于葬車的M1、M4。有青銅、骨質兩類。
後劉家塔墓葬中青銅衡飾有形制相同的2件，均為八角星形。M1:5外徑6.6厘米（圖五，2），在中央的兩個圓之間的環形區域内，鑲嵌兩周綠松石嵌片，又在八角内各鑲嵌綠松石片。殷墟小屯M20發現大量圓形的青銅泡，其上多有八角星圖案的設計，八角星内鑲嵌綠松石（圖五，5），方式與此飾件完全相同[36]。可見這兩類器物雖然功能不同，但制作背景是相同的。
圖五 寨溝與殷墟的聯片綠松石器
青銅泡是後劉家塔墓葬中殘存最多的器類，器形多樣。同殷墟所出一樣，圓形是後劉家塔最為常見的形态。鑲嵌綠松石的青銅泡，有燕形、工字形兩種各1件。M1D1:025為燕形泡，燕的背身先鑄出小格，再在各個小格内鑲嵌聯片或單片的綠松石，燕身長7、翼寬5.3厘米（圖五，1）。M4D2:011為工字形，内填綠松石嵌片，長3.5、寬3.1厘米。殷墟未見類似形制的青銅泡，不過車馬器上類似工藝鑲嵌綠松石的例子（圖五，6），并不少見。
骨器也有骨泡鑲嵌綠松石者，其他還有骨策和骨柶。骨泡（M1:4）為扁圓體（圖五，3），鼓面一周4個渦紋，其間鑲嵌綠松石。直徑2.7厘米。殷墟花園莊東地M54出土有完全相同的渦紋骨泡，隻是鑲嵌綠松石已不存[37]。M1D2:09策為圓帽形，頂部一周龍紋，其間鑲嵌綠松石。高2.3、最大徑2.8厘米。類似骨器工具或飾品鑲嵌綠松石，在殷墟時有所見。M3:03骨匕，由牛肋骨修整而成，為略有弧度的扁平長條形，雕刻多重獸面紋，其間鑲嵌綠松石。長46、寬2.5~4.2厘米。類似的骨匕在殷墟頗為常見，其上也多飾這種多重獸面紋。安陽市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骨匕，也是在多重獸面紋上鑲嵌綠松石（圖五，4）[38]，與後劉家塔M3:03骨匕幾無二緻。
以上鑲嵌綠松石器物的背景及其形制，表明後劉家塔相關器物的殷墟文化性質。在後劉家塔M1、M4未鑲嵌綠松石的車器中，如器形和裝飾較為複雜的青銅衡端飾、踵飾、軎、鈴等車器，都與殷墟出土的完全相同。
3.象生器。M1的兩件綠松石獸面飾，器形和紋飾與玉器的獸面飾相同。M1:47寬1.6～1.8、高1.9厘米。在殷墟，相同形制的獸面多為玉器，也有少量材質為綠松石的。
4.串飾。M4出土有3件卷雲形片狀金耳飾，其中的M4D2:09的耳針上穿有綠松石串飾（圖六，1），耳飾長3.6、寬3.3厘米。與此相同或稍早的時間，在殷墟以北、西北地區多發現有類似卷雲形金耳飾。屬于李家崖文化的石樓桃花莊（圖六，2）[39]、永和下辛角[40]兩個地點的各一對卷雲形金耳飾上，都帶有綠松石串飾。這些綠松石串飾和殷墟文化的一樣（圖六，3），有較為突出的形制特征，即串飾為較規整的圓或扁圓體，兩端稍稍内收。簡單的形制中，展現出很高的一緻性。
圖六 卷雲形金耳飾及綠松石串飾
5.獨立的嵌片。寨溝遺址後劉家塔墓地之東500米有魚塔梁墓地，發掘墓葬33座。墓葬與後劉家塔墓葬的文化性質和年代相同、社會等級較低，随葬品中未見有綠松石器。不過M23出土的蛇首匕（M23:4）（圖七，1），通長32.4厘米，蛇首的雙目中空，原來很可能各鑲嵌一圓形的綠松石。
圖七 獨立嵌片的綠松石器
此類蛇首匕在李家崖文化中頗為常見，如1957年山西石樓後蘭家溝出土的蛇首匕長32.4厘米[41]，以及1965年陝西綏德墕頭出土的蛇首匕長36厘米[42]。類似這樣器形的蛇首匕，《陝北出土青銅器》中還收錄了多件。
上述類型的匕，以及前述獸首刀、鈴首弓形器，是李家崖文化以及其他北方地區文化獨具特色的青銅器類。這些器類的蛇首、獸首處兩眼内凹，内凹處原來應該是有鑲嵌綠松石的（圖七，1）。在獸首刀、匕、弓形器等器類的動物雙眼處裝飾綠松石，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李家崖文化出土的綠松石器數量不多，但基本上包括了殷墟所見綠松石器的全部類别。以上諸類綠松石或綠松石器是否是來自晚商王朝？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多嵌片綠松石組成獸面紋之類的高等級禮器，使用人群極少，但出現在遠距離、文化性質完全不同的地點，無疑是高品質禮器在上層社會之間的直接交流。綠松石象生器和串飾的性質、聯片綠松石器從綠松石形制到終端産品的形制，都與殷墟發現的同類器具有高度的一緻性，其生産産地也應該是相同的。
以上認知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基于綠松石産業特征。晚商時期綠松石礦源集中，且為中原王朝所控制。不同區域出現相同形制的綠松石産品，正是集中生産、單一産源的展現。同時，稀有的資源也不支援在遠離産源之地建立獨立、非量化的綠松石産業。李家崖文化隻使用高品級綠松石嵌片，說明本地不存在流程完整的綠松石制作，也暗示晚商王朝将綠松石高端産品作為輸出資源以換取重要利益。
不過，獸首刀、匕以及弓形器等北方文化器物數量較大且分布廣泛，不太可能集中統一在晚商王朝生産。鑲嵌在其上的獨立綠松石片，形制簡單而一緻，可能是批量輸自中原王朝，再在制作終端産品的過程中鑲嵌。
三、晚商王朝與李家崖文化的關系
學術界對李家崖文化等北方地區文化有長久而熱情的關注，但所獲認知較為有限。從考古材料出發，學者們多關注李家崖文化類型、譜系源流，分析其文化因素與殷墟文化之間的異同。這樣純粹基于物質文化材料的認識，很難說明二者之間的社會關系特别是社會交往。基于甲骨文等出土文獻，作出“土方”“鬼方”等族群的判斷，這樣近乎标簽式的認知同樣不足以說明晚商王朝與周邊地區政體的關系。
李家崖文化的深入研究是随着20世紀80年代後對該地區持續的考古工作、并在李家崖城址的發現中有了根本性的推進[43]。其後，曹大志通過調查發現李家崖文化至少有300處以上的小型聚落，其生計方式為粗放農業，定居程度高[44]。這些發現改變了學界對李家崖文化人群遊牧式生活方式的印象，說明李家崖人群不僅存在定居農業，且建立有中心聚落。2013年在辛莊一帶山峁頂部發現多組大型建築基址，其中一組面積不小于770平方米的兩重回廊下沉式夯土建築，發掘者認為這是一處“具有禮儀性質的高等級建築遺迹”[45]。顯然，李家崖文化形成有複雜社會組織和社會結構的國家級政體。
最近寨溝發現的兩處墓地，一方面墓葬中不使用腰坑、殉人和殉狗的葬俗将其與商人離析出來，另一方面表現出與商文化一緻性的特征：不同等及墓地的規劃特别是王室成員獨立埋葬，土坑豎穴、設立墓道的墓葬結構，棺椁的結構、随葬品的配置方式等等。這樣，我們看到的李家崖文化，在生計方式、禮儀方式、社會習俗諸方面，都與晚商文化具有近似性。
實際上，如果我們再回頭簡單總結過去李家崖文化諸地點發現的青銅器，也可以看到其在器用、生産上與殷墟文化的接近。如學者們對文化因素分析所呈現的，李家崖文化青銅器可分為商式、商式的變體、本地特色。這些不同的因素在器類表現有所不同，在容器中，有鼎、鬲、甗、簋、觚、爵、斝、壺、卣、尊、罍、瓿、盤等器類。學者們一緻的看法是，這些容器大部分為典型的商式，其次為商式的變體，少量為本地特色器物。
二類是戈、钺、斧、刀、匕等兵器，也包括有商式和本地兩類。再一類就是車馬器，絕大部分都屬于商式。李家崖文化這些青銅器雖多屬于采集品，但相信多是作為墓葬随葬品。是以我們可以将其視為社會習俗的表達物，觀察到如下幾個方面的特征：其一，從禮制角度而言，李家崖文化青銅容器的器類幾乎包括了殷墟文化青銅器的全部，是晚商王朝周邊地區中，器用方式最接近商人的，反映了該文化在社會觀念上對商文化的認同。
其二，在社會關系上，李家崖文化有不少商式青銅兵器包括帶有徽識銘文的兵器，這是在周邊地區文化中少見的現象，顯示出李家崖文化人群與商人更加密切的交往。其三，在青銅器産地上，聯系到綠松石器很可能來自晚商王朝，李家崖文化中一些典型商式青銅器也可能産源相同。再結合李家崖文化發現的陶範等鑄銅遺存，相信這裡還有來自晚商王朝的鑄工，生産商式或商式變體的青銅器。其四，與殷墟文化相同的車馬器，暗示在車馬資源上李家崖文化與殷墟文化廣泛合作的關系。
李家崖文化以上文化特征及其與殷墟文化的關系，在殷墟以西以北地區文化中具有代表性。後者各區域的考古學文化有所不同[46]，但青銅器的類别、形制特征也如同李家崖文化那樣，表現出與殷墟青銅文化的近似。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包括李家崖文化在内的殷墟以西、以北地區文化，與殷墟文化一同構成了面貌接近的青銅文化圈：前者共有殷墟文化的青銅容器、兵器與車馬器，後者共有李家崖文化等北方文化風格青銅器，如刀、匕、弓形器等。
殷墟文化中，刀、匕、弓形器等北方風格青銅器多與其祖型文化别無二緻，這有時在一些細節上都有突出表現。石樓桃花莊出土一件虎飾匕[47]，長18.2厘米（圖七，2）。匕為常見器類，但爬虎的裝飾少見，還特别在兩眼各鑲嵌一獨片綠松石。殷墟劉家莊北M217出土的鈴首弓形器[48]，長39厘米（圖七，3）。弓形器正面中央鑲嵌一圓形綠松石，兩側展開浮雕的雙虎，雙虎的雙眼也鑲嵌獨片綠松石。
類似的同一性在其他刀、弓形器等常見器類上的表現也很突出，乃至許多學者懷疑殷墟出土北方文化風格青銅器系進口獲得。殷墟所見北方文化風格青銅器也有很大的廣度，如前述婦好墓、花園莊東地M54各有若幹此類器物。殷墟小屯M20出土大量鑲嵌綠松石的車馬器、戈等兵器，其中的3件北方風格刀，分别為不同的羊首、牛首、馬首[49]（圖八），似乎别有深意。羊首刀（M20R1857）長30.1厘米，羊頸部兩側有兩長條綠松石，羊耳孔、鼻孔、雙眼瞳孔鑲嵌綠松石。牛首刀（M20R1859）長31.4厘米，牛額、鼻頭、雙眼瞳孔均鑲嵌綠松石。馬首刀（M20R1858）長32厘米，馬耳孔、雙眼瞳孔均鑲嵌綠松石。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殷墟文化還是李家崖文化等北方風格青銅器，綠松石鑲嵌的晚商王朝因素串聯其中，加強了這一文化圈的内聚性。
圖八 殷墟小屯M20出土的羊首、牛首、馬首刀
小屯M20車馬及其裝飾性器物是以特殊的、禮儀性的方式展現車馬，上述北方風格青銅器也與車馬的使用存在密切的關聯。從地理位置而言，上述李家崖文化等西北地區是殷墟文化與長城地帶以北地區直至歐亞草原文化之間交流的必經之地。從時間的次元上看，始自夏商文化時期，中原文化就開始頻繁與北方地區文化接觸。在商文化系統的藁城台西出土有羊首匕，在屬于北方文化的克什克騰旗發現偏晚的青銅甗[50]。殷墟文化第二期前後，中原文化與西方、北方地區的關聯達到高峰，突出的表現是殷墟文化中大量的北方文化因素，李家崖文化如辛莊、寨溝遺存中大量商文化成分。
如果我們環顧晚商王朝周邊，除了東方的山東半島屬于商文化勢力範圍，其他方向和區域，都不及西北方向這樣與商文化有緊密的關系。這一文化和政治背景之下，商王朝都城向北移動、殷墟大量出現車馬等重大的社會景觀，就變得可以了解了。寨溝墓葬綠松石器等因素還表明，晚商王朝可能是通過輸出包括綠松石器等高品質禮器與技術，擷取不同地區不同材質的戰略資源，由此達成了在遠小于早商疆域範圍的條件下仍取得高度發達青銅文明的成就。
晚商王朝政治模式的短闆也是顯而易見的。不夠廣大的疆域範圍使之缺乏地理上的戰略縱深，外向型資源依賴容易導緻經濟與社會在短時間内萎靡。當某一方向關系出現僵局時，很容易由資源系統引發經濟、政治困境。比如李家崖文化與殷墟文化密切的關系到商末出現根本性的改變，有學者敏銳地指出“聞喜酒務頭、浮山橋北、臨汾龐杜以及靈石旌介等墓地為代表的商文化自南向北呈線狀分布在汾河東岸附近，這種分布态勢很顯然與竭力抵禦來自汾河以西呂梁山地的李家崖文化人群有關”[51]。西部政治格局的劇變，使商末期王朝面臨困難的局面。其後滅于周人的崛起之下，崩潰很快就是系統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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