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二孩政策施行，這一年，我們迎來了1867萬個新生兒；2023年，對出生人口的統計數字是902萬，不到2016年的一半。
經曆過“二孩”生育潮，産科最先感受着當下新變。
一個顯著迹象是醫院産科關停、調整的公告頻出。今年1月，廣州中醫藥大學金沙洲醫院發出了産科停診通知；2月，浙江江山市中醫院宣布不再開展産科分娩業務。2022年以來，類似案例還出現在江浙豫皖桂等地的數十家醫院，一些私立醫院也悄然停止了産科服務。
迷茫和焦慮在産科人中間蔓延。2月，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主任醫師段濤和上海浦東的産科主任一起開會，一位幹了20多年産科的主任哭訴，她所在醫院的産科關了，她愛産科，也隻會做産科，不知道自己能轉到哪裡去。
産科護士正在給新生兒做護理
之後，段濤在微網誌呼籲“救救産科”，道出“各種形勢都不利于産科的發展”，擔心“産科學科的塌方”。
此後的3月27日，《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關于加強助産服務管理的通知》（下稱《通知》）釋出，為産科服務調整劃定底線和規範的同時，更對提高助産服務品質提出了新要求。今後，産科人仍将守望着每年數以百萬計的産婦和新生兒，從中尋找出路。
一頭冷一頭熱
肖潔是福建一鄉鎮衛生院的助産士，但約從2018年開始，她的工作更像是護士，而不是助産士。因為她漸漸不再需要在産房裡幫孕婦分娩了。
在此之前，每年還有村鎮上的孕産婦就近來找接生，可“後面就慢慢沒有了”。如今她最主要的工作是幫鎮上的孕婦建檔、提醒産檢、做資訊管理。
即便是産檢，衛生院也往往建議孕産婦到縣裡或市裡去做。“現在産檢項目很多，早期幾次産檢都是重要的排畸形檢查，我們基層沒有條件做，也缺人手，大家也就不往我們這裡跑，轉移到縣裡或市裡去了。”肖潔告訴南風窗。
《今生也是第一次》劇照
産檢況且如此，肖潔所在的衛生院也不具備應對難産、産後出血的緊急處理能力，轉診路上也可能耽誤時間，安全起見，孕産婦們也傾向于去條件更好的醫院分娩。
“現在很多人晚婚晚育，加上二胎，高危人群比較多，像年齡超過35歲的、多次流産的、剖宮産的，都算是高危因素，都得更小心，現在的孩子也比較寶貝。”肖潔說。
在基層産科工作了10年，肖潔在系統的神經末梢處、每年的孕婦建檔數字裡，見證着生育的變化。
二孩放開後，她所在鄉鎮建檔的孕産婦數字竄到了高峰，一年就有600多人。到了2019年，建檔數字就降至不足300人，過去3年裡，“一年也就100多個”。
不僅如此，肖潔所在鄉鎮原先的一家私立醫院也停掉了分娩業務，縣裡的另外兩家私立醫院也不再提供助産服務。
即便是段濤所在的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這樣的大型婦幼專科三甲醫院，分娩量也從2016年的3.4萬名，減少到如今的2.4萬名到2.5萬名之間。
黃亞夢離開産科已經一年多了。2023年辭職之前，她在江蘇一家三甲醫院産科工作了8年。她也從沒想過，這間産科會關停，而她會從助産士分流到其他科室當護士。
同樣的夜班，她要勉強自己去适應從“迎接新生命”到“搶救病人”的轉變，面對男性患者、死亡病例。不堪重負之後，她辭職進了一家醫療類公司，過起了朝九晚六的生活。隻有當熱搜上彈出“産科關停潮”的消息，她才唏噓地回憶起從前在産房裡“洗娃娃”的苦中作樂。
醫護人員正在給新生兒敲腳印
但對于另外一些産科醫生來說，産房裡仍然忙碌。
至少北京某三甲醫院産科醫生薛語對産婦數量變化沒有明顯的觀感。“大醫院沒有小醫院感受到的沖擊多，稍微是少了一些，”她告訴南風窗，“大醫院還是搶救中心，别的地方處理不了的會轉院過來，是以沒有太大差別……北上廣大醫院永遠人滿為患。”
當人們為一些産科門庭冷落的消息而感慨時，一些孕産婦現身說法，表示疑惑：我去的醫院，排隊産檢的人太多、候診等待時間太長了。
我們依然能從統計數字裡讀出這份冷暖不同的現實：盡管新生兒數字在減少，但2023年902萬的新生兒，基數仍然很大。
産科退潮的多重考量
新生兒數字的變化，是産科調整的大環境和導火索，卻不是唯一的因素。
細究其裡不難發現，調整産科業務的醫院當中，最顯著的一類是縣區級的中醫院。
青島市黃島區第二中醫醫院就在通知中道出了調整産科服務的考量：我院将更加突出中醫特色。
青島市黃島區第二中醫醫院釋出的公告
另一類作出調整的則是鄉鎮基層衛生院。和肖潔的處境類似，廣西武宣縣祿新鎮中心衛生院也在通告中表示：住院分娩的高風險孕産婦逐年增加，潛在風險指數很高，結合我院實際，停止接産服務。
與此同時，“關停産科”的說法也不嚴謹，因為産科有包括但不限于分娩接産的多項服務，醫院宣告停診的大多隻針對“分娩服務”，而門診産檢、産後康複等服務大多保留；相比之下，直接停止所有産科業務的醫院是少數。
贛州市第五人民醫院是直接宣告停止産科服務的一家三甲醫院，而這家醫院的專長是防治肝病、肺病、職業病、感染病。
同樣宣告産科停診的甯波鄞州區第二醫院，其産科資源及服務并入了鄞州人民醫院婦女兒童醫學中心。有當地群眾稱：鄞州二院的強項是腎病，周圍朋友一般生娃都會選擇離它不遠的明州醫院。
怎麼了解這些調整呢？若查詢各地市提供助産服務的醫療機構名單，會發現它主要集中在專門的婦幼醫院和綜合性的三甲醫院，前者突出術業有專攻，後者則承擔疑難雜症、危重孕産婦救治。不在二者之列的醫院，往往更容易被調整。
3月27日，回應相關問題時，衛健委在《通知》中強調公立醫療機構要承擔産科服務兜底責任，但沒有否定助産服務規劃布局和資源調整的行動，而是根據人口規模、地區特點，對應當配備的醫療服務機構數量給出了原則底線和規範。
事實上，過去十餘年間，中國醫院經曆了一個規模快速擴張的時期，由此也引發了許多新問題，床位使用率就是其中之一。
新生兒科房中，醫護人員正在照料新生兒
2019年，華中科技大學一篇《三級綜合公立醫院産科績效考核體系建構與應用研究》論文，經實證對比後指出，現實中，産科床位利用效率兩極化嚴重。
其調研的一家醫院，床位供不應求，醫務人員高負荷工作，也會降低患者就醫體驗，相應的醫療糾紛數量也更多；而另外兩家樣本醫院則是床位使用率過低，資源有閑置現象。
在提升效率的指揮棒下，就有了重新規劃、調整資源的空間。不僅如此，床位使用率又是醫院績效考核的重點名額，也就成了調整科室資源的另一重推動力。
于是，我們看到鄞州區第二醫院并入人民醫院婦女兒童醫學中心，中醫院們開始瘦身、聚焦于自己的專長，而那些先天不足的鄉鎮衛生院接受了自己的局限性。
産科之難
無論是資源優化配置的需要，還是為産婦的安全考量，對比其他科室，産科都處在相對弱勢的地位。
在“救救産科”的微網誌呼籲裡，段濤提及：“産科運作成本高，不管你一天生幾個孩子，你都得有24小時開放的産房和手術室，你需要365天24小時随時都在現場的産科醫生、新生兒科醫生、麻醉科醫生、助産士，一天三班倒。”
不僅如此，産科風險大。“哪怕是很正常的孕婦生孩子，也有可能發生産後大出血、羊水栓塞、子宮破裂、臍帶脫垂、胎兒宮内窘迫，更不要說那些有内外科合并症的高危孕婦了。一旦有意外會帶來很大的醫療糾紛和巨額賠償，不僅僅是醫院要賠，科室跟着要賠，當事産科醫生本人也要按照比例賠償。”段濤寫道。
《親愛的生命》劇照
與此同時，三級公立醫院還要面對被業内稱為“國考”的績效考核壓力。國考引導三級醫院解決疑難雜症、做高難度手術的初衷，與産科“保障母嬰安全”的服務原則不相适配。
沖突集中在CMI指數和四級手術兩項考核名額上。CMI指數越高，意味着醫院收治疑難危重症的水準就越高。“産科的CMI指數很低，隻有可憐的不到1。”段濤指出，“産科的四級手術很罕見，比罕見病還要罕見。”
來自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四川省人民醫院、成都大學附屬醫院的研究者印證了這一點。他們分析了某三甲醫院2015—2020年的16380例病案資訊，做過手術的孕産婦中，以一級和二級手術為主，占比93.71%。
“産科做得好的時候更多是順産，預防工作做好了，就沒有各種并發症，CMI指數很低很低，也不需要手術，自己順産生就可以了。孕期管理做得不好，分娩管理得不好的時候，會有很多的并發症，會有很多的大搶救，CMI指數和手術級别反而上去了，名額好看了，但遭殃的是孕産婦。”段濤解釋。
不僅是科室的管理者，一線産科醫生還有另一重壓力。
薛語深感孕産婦及家屬對醫生的不信任度與日俱增，錄音錄像的就診者幾乎翻倍：“産婦經常接受不了自己在孕期的一些突發合并症，或者生孩子出血搶救，堅定地認為是醫院給她看壞了。”一位廣西産科人也感慨：二孩放開時那麼忙都沒覺得累，現在産婦少了，但是醫保DRG，還有其他的開會、台賬什麼都要做，越來越心累。
薛語多次想過辭職，但即便如此，門診坐診時，遇上一個抗拒治療、隻想吃中藥的患者，最終她還是用自己的情面，給對方加号聯系了第二天主任的專家号。
下一個目标，生育友好醫院
工作内容轉向孕産婦管理的這些年裡，肖潔的工作并不輕松。建一份孕婦檔案之後，管理要求也越來越嚴格。
“懷孕3個月要提醒她們做NT初篩，4個月要做唐氏篩查，5個月要做三維彩超，這幾項都是重要的排畸形檢查，到時間了我們一定要打電話催她們去産檢，如果我們做不到位，就要被上級批評。”肖潔說。
在她工作的鄉鎮衛生院，提醒産檢是“二孩”政策放開後增加的一項要緊工作，而現在，要求比之前更高。提醒産檢以後她還需要電話回訪，确認産檢是否完成，一名産婦大概要完成10次左右的産檢，而高危産婦更是重點關注對象，管理愈發精細——肖潔把這個變化歸結為：從追求數量到追求品質。
孕婦正在産檢
在衛健委的《通知》裡，“強化助産服務品質管理”寫在了突出位置，對諸如剖宮産手術的時間，也提出了更高的細緻要求：緊急剖宮産自決定手術至胎兒娩出時間，努力控制在30分鐘以内并逐漸縮短。
不僅如此，“生育友好醫院”也成為政策檔案、從業者、普通孕産婦的共同期待——它具體到産婦能不能住進更人性化的單人間，能否享受鎮痛分娩服務，又或者家屬是否有機會陪伴分娩，醫患溝通是否良性，服務價格是否普惠……
苗靈是一名新手媽媽，孕早期産檢時，她挂了上海一家婦嬰醫院的普通門診，光候診等叫号就需要大半天時間，等做完檢查，一天就過去了。為了節省時間，她隻好去挂費用更貴的特需門診，才有了一路綠燈的暢通體驗。
孕晚期出現疑似臨産的迹象時，她挂了兩次急診，但第一家醫院醫生的解釋沒有解答她的困惑，隻是讓她回家繼續觀察。幾天後，焦慮不已的她換了第二家醫院，才得到了解答和安撫。
在上海東方醫院婦産中心，同樣的特需門診，她感受到不同的服務。不僅有預檢台幫忙開好檢查，讓她直接進診室，醫生劉銘更耐心解答了她的疑惑。“她一上來就安慰了我的玻璃心，包括其他醫生和護士，整個團隊都特别能夠給我安全感和人文關懷，就是會記住每一個産婦，還會主動解決問題，并且安慰好。”苗靈說。
事實上，許多醫院和醫生都在更新理念，提供更人性化的産科服務。
《親愛的生命》劇照
最顯著的一個進步是推廣無痛分娩。人們逐漸意識到，分娩疼痛隻是增加産婦的痛苦和恐懼，忍耐産痛不會給生育帶來實質價值。衛健委資料顯示，2022年，913家試點醫院分娩鎮痛率從7年前的27.5%提升到60.2%。
但值得注意的是，限于傳統觀念、經濟負擔、麻醉師人手不足等因素，衛健委分娩鎮痛試點專家工作組組長米衛東在2022年指出，中國整體分娩鎮痛普及率隻有30%，仍有近七成女性承受着分娩疼痛。
生育率走低，但渴望生育的人群依然龐大。收縮調整之後的産科，今後的生存和發展，拼的不外乎是技術、服務、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