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董其昌是晚明最負盛名的書畫家,在文學創作上也取得了不俗成就。他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間創作的館課詩,雖沾染有歌功頌德的典麗之氣,但整體上表現為慷慨任氣。董其昌為何會形成這樣的詩歌風格？
«——【·起家詞林,素負時望·】——»
董其昌經常“出人石渠天祿,閱曆名山大川”擁有文學創作所需的良好素養,其詩文并非如四庫館臣所言“多率爾而成,不暇研煉”。實際上,早有部分學者發現了他不凡的文學才能。
康熙年間的梁穆敬稱他“詩文璨然大備”乾隆年間的禮部尚書董邦達稱他“家文敏公為有明一代文苑宗師”。這其中雖不免有溢美之,但也從側面反映出董其昌的詩文創作确有可觀之處。
董其昌詩文長期不被關注的原因:一方面為其詩文被成就更為突出的書畫所掩蓋:另一方面,與晚明那些朝秦暮楚,毫無氣節的文人相比,董其昌在立場上旗幟鮮明地站在明王朝一。
詩文中對女真部族及後金多以“寇”“賊”“虜”稱之外,還積極上書獻平敵之策。正因如此,清王朝不容董其昌的立場其詩文集被禁毀,流傳甚少,一般人無緣得見,自然也就研究得少了。
館課詩即明代庶吉士在館課考試中創作的詩歌。為選拔和培養進階文官後備人才,有明一代實行庶吉士制度。庶吉士的人選,一般從新科二甲三甲進士中進行選拔。
兩種考試除考核時間不同外,考官也不同。館試由館師進行考核,而閣試則由庶吉士赴内閣參加考核。在考試過程中,考官出題,庶吉士作答,要求庶吉士分析問題産生的原因，提出解決問題的方略”。
堂堂探花郎“不知何謂之詩”從側面反映了當時應試教育下士子畸形的知識結構。庶吉士制度在培養及考核庶吉士過程中對詩賦科目有所強化。
這“彌補了八股取士的不足,促進了文學知識的普及,文學經典的傳承和一代文學家的成長”例。而董其呂的詩文才能就是在任庶吉士時得到了初步展現。
董其呂在麼吉士任上的四年時間也稱得上是他詩歌創作生涯中精品較為集中的一個時期。其中在館課考試時所作的18首詩歌不僅藝術上達到了較高水準，而且在風格和思想上也與他此後的作品迥然相異。
館課詩命題作文的性質與庶吉士的身份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詩人創作時的自由發揮，是以作品很容易流人歌功頌德的俗套中去。董其呂這個時期的作品雖有部分笃章,詩句難免受台閣詩風影響。
«——【·慷慨 初登仕途·】——»
劉勰在總結建安文學時說:“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辔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争驅。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
東漢末年戰亂頻仍,人民朝不保夕,這激發了詩人憂國憂民,建功立業的情思與壯志。表現在詩歌中,便形成情思慷慨的動人鳳貌。彼時的明王朝已經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憂患不斷。
初入仕途的董其呂,懷着積極的人世态度,對充滿熱情,幻想着建立一番功業。這使得他的詩歌也表現出慷慨任氣,激昂澎湃的風格。在董其呂人館進學的四年時間裡，大明邊事不甯。
“萬曆三大征"中的之役、甯夏之役就發生在這個時期。之役為明王朝協助王朝粉碎日本侵略者野心之戰，素來關注國事的庶吉士們不可能不在詩文中對這兩次重大戰役有所反映。
在《征虜将軍出寒歌中,董其呂塑造了征虜将軍及其麾下将士忠心為國,英男殺敵的形象。詩歌首句“皇家執契靜三邊"乃化用唐太宗李世民《執契靜三邊》一詩的題目。
經過番緊鑼密鼓地準備,将軍“身挾期門射雕子,匣裡吳鈎泠于水"出征迎敵。“雕戈赤羽三千騎,落日黃雲一"一聯,氣勢磅礴地描繪出将士們裝備精良、動作迅捷的特點。
“連空幕影随塵遁,竟夕笳聲暗不呼",使人身臨其境,感受到戰場上兩軍拼死搏殺的喧鬧與血腥。可将士們出征作戰,并不為功名利祿:“功成不受封候印,隻為長纓志欲酬"
一心報國之情展現的淋漓盡緻縱觀全詩,環境渲染到位,叙述戰事節奏張弛有度情感真摯,思想昂揚,讀來有酣暢淋漓之感。而《擊劍篇》則借詠古劍,抒發自己的報國之情。
古劍寒鋒青槭械，昔年得之豐城客。陰陽為炭天地爐，誰鍛鈍物金跳踯，古劍寒鋒青槭槭",鋒利無比,寒氣逼人。寶劍之是以如此,實與鍛造工藝有關。
“陰陽為炭天地爐誰鍛饨鈎金跳踯”天地為鍛造寶劍的鐵爐,陰陽為燃燒的木炭,難怪古劍會極其不凡!寶劍的外殼也極為精緻:“疏璃匣裡蓮花色,明月環端秋水碧"。
這是刺秦的荊轲佩戴後頻頻擦拭才形成的光澤。寶劍神能無比,“傳聞西陲烽火驚,龍泉夜吼如有神”,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戰場殺敵平寇。
末尾兩句“決盡胡雲,血濺胡天淨虜塵"則寫的蕩氣回腸、氣度不凡作者看似在寫寶劍，實則借寶劍抒發自己的豪情壯志。在詩歌中寶劍成為作者的化身,二者融為一體密不可分。
在這兩首詩中,如“誓刳胡腸飲胡血"“血濺胡天淨虜塵"等句顯然不符合家“溫柔敦厚”的詩教與詩歌含蓄蘊藉的特性,而顯得有些血腥。
但如此的筆調,不僅凸顯了将士們的英勇與豪氣,更表達了作者對于寇虜的仇恨,反倒有一種粗悍之美。
這兩首的風骨氣象，整體上看與唐詩中的同題材作品相比也不遑多讓。
此外，石妓歌》也為董其呂慷慨任氣詩風的代表。秦石妓在唐代初年出土于天興三疇原,後被遷人鳳翔孔廟。
此後數百年時間内,石鼓與國家命運共沉浮,幾經流轉,最後被金兵運回燕京(今北京)。自元至清,石妓一直被放置于北京國子監中。董其昌見到秦石鼓後,思緒紛飛。
緊接着,作者思緒活躍,迫憶了秦統一後李斯創小篆而廢籀文之事。最後,作者的思緒又回到現實中來:“吾聞吏都希古道，一代山鬥稱宗師。绮靡馀習混雅正,眼見槌碎淮西碑。
«——【·雅正平和·】——»
董其昌館課詩的另一面除慷慨任氣外，雅正平和是董其呂館課詩的另一面。何詩海在《明代庶吉士與台閣體》一文中認為:“明代台閣作家輩出,乃至代表中央文學精神的'台閣體'的興起和盛行。
實與'庶吉士'這種進階文官選拔和培養制度密切相關。”庶吉士作為館閣儲才,在代表官方正統文學觀念的館師培養與自身身份的雙重影響下,在館課詩歌創作過程中。
很難不受到藝術上迫求平正典雅,思想上“頌聖德,歌太平"的“台閣體"詩風影響,在董其昌的館課詩中也可找到台閣詩風的影子。但彼時董其呂畢竟不是身居高位的館閣大臣。
作為初出茅廬、還在接受教育的青年士子,受台閣詩風的毒害尚且不深。大體而言,他的詩歌繼承了傳統詩教中的“風雅精神”,關注民生疾苦,注重人格修養,詩歌表現為典範純正、恬淡沖和的雅正平和詩風。
董其呂這時館閣遺風的代表詩歌為《讀宣宗皇帝禦制翰林院箴》。宣宗皇帝即明朝第五位皇帝朱基，他在上很有作為，在書畫方面的造詣也較深。
宜宗皇帝所作《翰林院箴》的主要内容為追溯翰林院的曆史沿革,并勉勵翰林學子戒驕戒躁、努力學習,早日為國效力。在詩作中,董其呂贊頌宣宗皇帝的箴“璇題揭周訓,麗藻炳堯章"
«——【·結語·】——»
董其呂雖然初入仕途，但畢竟還在尚屬甯靜的翰林院中求學,未直面的殘酷與黑暗。待庶吉士任結束,董其呂已近不惑之年,初出茅廬的銳氣與氣被殘酷的現實所消磨。
詩歌中的豪氣猶如強弩之末,再也不多見。時間向後繼續推移,随着書畫之名日隆,地位漸高,董其呂的詩作中也難尋直面現實、關注民生疾苦之作。
放眼望去,詩作中祝壽、題畫、送别三大主題占了十之七八。詩人在藝術技巧的運用上“漸老漸熟",真摯的情感卻有所欠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資訊來源：
《明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