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薩金特教授作為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一直緻力于宏觀經濟學中對成因及其影響的實證研究。擁有哈佛大學、紐約大學等多所全球知名大學任教經曆的薩金特教授于2017年加盟北京大學彙豐商學院，并擔任“薩金特數量經濟與金融研究所”所長。在他看來，“這樣可以了解到關于中國最新的動态，可以在溝通的過程中不斷修正自己對中國的誤解”。
飛速發展的科技席卷全球，關于ChatGPT這樣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重塑經濟”的言論甚嚣塵上，薩金特教授接受《北大金融評論》專訪時表示ChatGPT就是大資料時代的産物，在用于編輯文稿、協助編寫代碼、審查報告等方面是很有幫助的。至于人工智能是否會完全取代部分人的工作，薩金特教授則認為：“ChatGPT就像是我們的一個助理，可以幫助做一些基礎性、重複性的工作，但最終的創作、修改、審校、判斷等工作，都需要人類來完成。”
本文刊登于《北大金融評論》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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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于經濟學家這個頭銜，托馬斯·薩金特更傾向于将自己定位為一個經濟科學家，一個愛用數字說話的實證主義者。為了更好地解釋所研究的經濟學問題，薩金特在數學學習上投入了大量的時間，有時候還去旁聽數學系大學生和研究所學生的課程。他表示：“我們隻不過是紙上談兵的人物，靠觀察數字來努力搞清楚正在發生的問題。”
2011年，備受矚目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于10日19時最終确定，美國紐約大學教授托馬斯·薩金特及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裡斯托弗·西姆斯分享了此殊榮，瑞典皇家科學院表彰他們“在宏觀經濟學中對成因及其影響的實證研究”。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的官方公告中說道：“托馬斯對于解釋宏觀經濟學當中的資料有着非常重大的貢獻,人們可以從他的研究中發現、學習到國家政策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其他因素像突然的價格變化以及産品供給突然發生變化帶來的影響，他帶來的計量工作，在國家政策下，對于全世界的經濟學研究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當天早上，薩金特像往常一樣乘坐火車去普林斯頓大學授課，據說，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組委會在當天早上多次緻電薩金特，但他因為是陌生号碼沒有接到電話，在被告知獲得諾貝爾獎時，他表現得非常平靜。其實早在1995年，托馬斯·薩金特就曾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失之交臂”。作為理性預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長期合作者，托馬斯·薩金特與羅伯特·盧卡斯被學術界認為将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1995年的諾貝爾獎卻出乎意料地隻授予了羅伯特·盧卡斯一人。原因之一在于，薩金特提出的“政策無效性”命題及相關理論受到了諸多學者的質疑。
當薩金特還是一名研究所學生的時候，他就對如何将分布式時滞參數化這一宏觀經濟學中的重要課題十分感興趣。當時很多有名的經濟學家，比如索羅、約根森、格裡切斯等都用各種方法進行了嘗試，但薩金特卻對這些研究尚不滿意。在卡内基.梅隆大學讀書的時候，薩金特被推薦去讀約翰·穆思（被譽為理性預期之父）的一篇論文。在那篇論文裡,穆斯通過對菲利普·卡根的預期方程式進行逆推,将弗裡德曼的适應性預期模型合理化了。穆斯的結論是，對随機性程序的預測應該也包括分布式時滞和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薩金特表示：“這為引導進行我後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使我意識到我應該朝這個方向鑽研。我認為，在理性預期的模型中，人們的預期不應該是理論模型中的輸入，而應該是輸出，是結果的一部分。”
理性預期方法的重大影響，不僅為其擁護者所強調，而且為其批評者所承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托賓曾指出：這種思想“太與衆不同，太有說服力，因而不會成為理論舞台上的匆匆過客。無論出現什麼樣的正統，這種思想注定要發展。這種持久的思想，超出了經濟理論本身，更多地帶有方法論色彩——它内在一緻地推導出包含在一般均衡宏觀經濟模型結構方程中的理性預期和理性行為。這種思想已經被動員起來，不僅用于提高‘看不見的手’的地位，還用來說明資訊不完全，長期合同和其他協定，資本市場的不完善，以及人所共知的許多其他現象的原因和結果。由于這種方法的應用，凱恩斯所提出的問題必須從新的高度加以解釋”。
從凱恩斯主義信奉者到理性預期革命者
在早期的經濟學研究中，薩金特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信奉者。這一階段，他完全認同凱恩斯主義關于運用貨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解決經濟周期問題的觀點，确信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具備解決宏觀經濟問題的力量。然而，之後理性預期的觀點動搖了薩金特對于凱恩斯主義的信念，他逐漸意識到将理性預期引入宏觀經濟的研究範疇将可能會改變他以往對經濟學的了解和認知。《宏觀經濟理論》一書便完整地展示了薩金特從一名虔誠的凱恩斯主義者向理性預期經濟學家轉變的過程。
從1961年約翰·穆思的開創性論文《理性預期和價格運動理論》算起，理性預期假說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20世紀70年代，薩金特與盧卡斯、巴羅和華萊士在以往的研究基礎上，重構了宏觀經濟理論，包括基本假設、微觀基礎、模型預測和政策含義。這在後來被稱作“理性預期革命”。對于這場革命，托馬斯·薩金特認為它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基礎，是凱恩斯主義持續向前發展的重要成果，是連續的、不可避免的一種演進。
理性預期指的是，針對某個經濟現象（例如市場價格）進行預期的時候，如果人們是理性的，那麼他們會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所得到的資訊來做出行動。這就意味着，政策制定者的任何措施都會被人們的理性預期抵消，進而成為無效的政策。這給當時西方所推崇的政府幹預經濟的主張當頭一棒，遭到了凱恩斯派老一輩經濟學家的批判。雖然它并非唯一可能的、有道理的，甚至是“理性的”選擇，但它是一種已在經濟學的内在發展中得到證明的方法，已經并且能夠成為許多領域中獨立研究的共同基礎。
例如，在有效市場的前提下，理性預期假說已經廣泛地用于金融市場研究。有效市場模型斷定，證券價格是自由靈活的，并反映所有可能獲得的資訊。也就是說，價格與條件期望有關。該理論認為，價格變動總是遵循随機模式。如果過去價格或數量對預測将來價格變動起作用，那麼不久華爾街的技術專家就會發現這些模式。當技術專家根據自己的發現開始行動時，價格就會調整，以緻這些模式消失。例如，假如人們預測到周末股票價格将提高5%，投資者就會突擊購買證券，直至其價格上漲5%。價格當時就會提高，而不是等到周末。于是沒有從過去資料估算出的現成模式可用于預測将來價格變動。是以，價格變動必然是随機的。
在現實實踐中，理性預期模型曾在推銷裡根經濟計劃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共和黨人制定了一個大規模對個人和企業減稅的政策綱領。他們預言自己的政策将降低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增長。傳統的宏觀經濟模型認為，較高的經濟增長意味着較高的通貨膨脹，較低的通貨膨脹隻能同較低經濟增長一起實作。簡單理性預期模型對這個難題的回答是：依靠宣布降低貨币增長率的政策，我們能在不犧牲實際增長的情況下，減少通貨膨脹。這樣，簡單的理性預期模型就使共和黨政綱中的經濟主張，看上去可行。
但是，這個新的經濟方案并沒有說服輿論界和大部分經濟部門。現有經濟計量模型的創造者、所有者和操作者認為，該預測所依據的思想，隻是一些未經驗證的猜測。正如托馬斯·薩金特所指出的，“現在經濟學家并沒有可靠的、從經驗看可試用的嚴格模型，這些模型能使我們準确地預測，需要多長時間，并從産量和就業的角度看付出多少損失，這樣一種制度變化才能取得成效”。
薩金特認識到，關于政策制度改變後通貨膨脹率變化方向馬上逆轉的執行個體，還必須依靠進一步的證明。在他看來，20世紀20年代期間的幾次惡性通貨膨脹（奧地利、匈牙利、波蘭和德國），為研究管理制度變化提供了難得的經驗。這些執行個體中最顯著的一個特點是，緊随着激烈的貨币财政改革，價格水準和匯率急速而突然地穩定下來。這些通貨膨脹過程不是逐漸結束的，而是一下子停住；通貨膨脹過程的明顯推動力完全消失了。
薩金特經濟思想的重要曆史作用在于他從實證主義的角度出發，較為系統地完善了理性預期理論更為精準的表述。比如，薩金特建構了一系列的數理模型，将理性預期假設作為數理模型的一大經濟因素，豐富了結構宏觀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同時，他進行了實證檢驗的穩定性分析，提出了魯棒控制理論，并提出了适應性預期理論，這一系列的經濟思想研究建構了一個較為系統的理性預期分析架構，引發了宏觀經濟理論的理性預期革命。
政府的政策是無效的嗎？
薩金特曾在一個采訪中表示：“有兩個中國諺語非常好地闡釋了理性預期的精髓，第一個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第二個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在接觸理性預期之前，我和一些學者的研究都是基于政府能夠比人們更好地預測未來的假設條件。這類理論模型應用在經濟政策中，就給政府提供了通過系統而持續地‘欺騙人民’來改變政策的依據。理性預期假說可以說相較而言更為民主，該假說認為政府和個人是基于同樣的基礎對未來的利益進行預測，這樣就消除了政府影響政策的途徑。”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球多個國家出現了滞脹問題，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開始受到經濟學界的質疑，其地位開始動搖。在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中，着力強調以政府為主體，重點分析一系列經濟總量，但這一分析架構缺乏微觀機關的行為分析，導緻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理論缺乏必要的微觀經濟基礎。在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陷入理論與實踐困境時，理性預期理論通過對凱恩斯主義的反思，并吸取了貨币主義的部分思想而逐漸發展起來。
在将理性預期假說引入宏觀經濟政策分析之後，1975年薩金特首次提出了“政策無效性”命題，該命題掀起了理性預期革命。在薩金特提出“政策無效性”命題之前，凱恩斯主義堅持政府可以通過财政政策與貨币政策幹預宏觀政策的運作，而貨币主義經濟學家則主張貨币政策的作用，否定政府使用财政政策能帶來積極效果。薩金特的理性預期理論是建立在一個較長的實踐序列中的，他認為在較長的時間過程中，理性預期導緻的宏觀經濟因果關系的影響将會使得政府的政策無效。例如，經濟主體對宏觀經濟的未來預期，将影響其在當下投資、消費及儲蓄等方面的決定，而政府決策者對經濟主體活動的預期，又将影響當下的政策制定。當某國的政府為實行擴張性政策調控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時，人們因預測到未來貨币的供給将增加，商品的價格将上漲，而在現下經濟活動中擡高商品的買賣價格，進而使得商品價格的上漲幅度與貨币供給提升的水準相當，最終隻是名義的價格發生改變，擴張性的政策調控出現無效。
薩金特同時提出如果貨币當局秘密增加貨币供給，那麼雖然人們不會做出任何預期判斷，但是物價水準會因為這種人為造成的資訊不對稱局面而發生短期的持續增長，造成短期内隐形通貨膨脹。而這種通貨膨脹會導緻廠商和消費者誤認為産品和勞動的需求增長，進而加大了對相應産品和勞動的供給，最終導緻産出水準偏離了自然率水準所對應的産出，針對這種情況，薩金特認為這種産出水準隻能短暫維持一段時間。廠商和勞動者會很快意識到這種需求增長隻是一種“假象”，實際的需求并未發生變化，價格的增長主要是由短期通貨膨脹導緻的，進而再次調整其預期，減少産品和勞動的供應，進而使産出水準重新恢複到自然率條件下，貨币政策最終隻是帶來了通貨膨脹，對于實際的持續産出水準并無任何幫助。
雖然該主張在經濟學研究中廣受争議，但是該命題的讨論對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還是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推動了經濟學家對于宏觀政策作用的思考，也革新了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人工智能時代的新研究
1964年，薩金特從伯克利獲得文學學士學位，1970年後又在哈佛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他先後在明尼蘇達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紐約大學等多所全球知名大學任教。2017年，薩金特教授加盟北京大學彙豐商學院，并擔任“薩金特數量經濟與金融研究所”所長。他認為，“這樣可以了解到關于中國最新的動态，可以在溝通的過程中不斷修正自己對中國的誤解”。
自20世紀80年代末起，托馬斯·薩金特參與了聖達菲研究所的研究，并開始探索諸如複雜性、不可預測性、适應性等新主題。在這期間，引發廣泛關注的是經濟主體在做決策時如何考慮未來的具體問題。托馬斯·薩金特關于理性預期理論的研究逐漸轉變為集中在“學習理論”的相關研究上。在這一階段，托馬斯·薩金特開始研究人工智能領域的有限理性應用。托馬斯·薩金特本人承認，他在這階段的研究過程中依然遭遇了挫敗感，通過适應性預期學習或通過人工智能學習都無法建立他所尋求的對稱性。
目前，薩金特正在努力研究人工智能等科技領域的最新成果。他說，經濟與科技一樣，都與人類發展息息相關，智能的顯著特點是能夠識别範式（Recognizing Patterns）和進行概括（Generalizing）。在他看來，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人工智能的應用有利于減少全球貿易障礙、建立信任，進而就會有更多價值被創造出來，正如他在廈門大學接受采訪時指出的，“一些傑出的企業家也已經知道了如何把這些工具組合并進行一些新的嘗試，同時也用創新的方式把現有的事物進行整合。随着更多的計算機連接配接到同一網絡中，我們可以利用競争讓壟斷者消失，我們要逐漸去中心化和共享資訊，每個人都會有一本賬本，我們将使用經濟激勵來建立信任”。
《北大金融評論》：人們普遍認為ChatGPT這樣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重塑經濟，您在《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ntier of Economic Theory》一文中到“With Big Data,Faster Computers and Better Algorithms,We Might See Patterns where once We Heard only Noise”，ChatGPT爆火至今，其發展是否符合您這一觀測？您認為ChatGPT應用的終極形态會是怎樣的？
托馬斯·薩金特：曆史上的科學家們，像伽利略、開普勒等，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收集或觀測資料，然後将其簡化成幾個方程式來概括，便形成了模型。早期階段，人類收集的資料數量有限，因而不得不适配小模型；但随着可獲得的資料量呈指數級增長，可适配的模型也越來越大，ChatGPT就是大資料時代的産物。
在用于編輯文稿、協助編寫代碼、審查報告等方面，ChatGPT是很有幫助的。例如，我在美國工作的地方，需要我送出各種報告。有一次，我就讓ChatGPT寫了一份關于如何讓研究工作變得更具多樣性和包容性的報告，它寫得很不錯。此外它還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比如，我用它給我的妻子寫了一首莎士比亞風格的愛情詩。但是，如果我讓它總結某一領域的相關資訊和資料，用于幫助我的深度分析和了解，那麼ChatGPT會令我失望。因為ChatGPT無法判斷資訊的真假，是以它能提供給你的資訊也不一定是真實的。
有人說，ChatGPT可能會取代一部分人的工作，但我并不這麼認為。ChatGPT就像是我們的一個助理，可以幫助做一些基礎性、重複性的工作，但最終的創作、修改、審校、判斷等工作，都需要人類來完成。
《北大金融評論》：根據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在市場模式下，創新作為一種創造性地破壞市場均衡的力量，會不斷地從内部革新經濟結構，動态失衡将成為經濟發展的“常态”。那麼，您如何看待未來創新的“破壞性”呢？它會給我們的社會發展帶來怎樣的挑戰？我們又該如何應對呢？
托馬斯·薩金特：創造性破壞一直都在發生。例如，智能手機的誕生就是其中一種，它會讓年輕人沉迷于手機遊戲和社交媒體，但你無法阻止它的發展。在美國，初創公司比比皆是，當然創業失敗的大有人在，或者幾乎可以說，絕大多數初創公司都會失敗，但是，創業之風依舊勢不可擋。多年前，美國政府曾試圖挽救快要倒閉的公司，但實踐證明這并非明智之舉。
如果是創造性破壞，就必須生産出新的東西。就目前ChatGPT的功能而言，我認為它還達不到“創造性破壞”的标準。因為它隻是代替了我們做的一部分基礎性工作而已，并沒有新的發明産出。
目前有一個極客團隊，我認為他們在做的事情屬于“創造性破壞”的範疇。他們使用機器學習工具疊加大量複雜的數學模型，創造了“幾何深度學習”，并在此結構上做一些事情，比如推進生物學的前沿發展等，這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活得更久一點。
我的父親剛剛去世，他曾經從事的工作目前就已經被電腦所代替。我感覺未來也許有一天，我的工作，作為經濟學家和教授，也會被機器所替代。是以，我們工作不能僅僅是傳遞已有的知識和技能，而是要不斷創造出新的知識和技能。
我對創意的了解是創造性的思維模式，或者說，它可以讓預測變得更加準确。
采寫 ：都聞心、劉柏霄、楊靜雯
參考文獻 :
1. 史蒂夫·M. 謝弗林 著，李振甯 譯，《理性預期》，商務印書館，2016 年。
2. 鄭鑫，托馬斯·薩金特經濟思想研究，博士學位論文，2021.6。
3. 李大巍、吳思，中國經濟報告，2016 年。
4. 蒼穹，我們能從“理性預期”學說中得到什麼啟示？上海經濟研究，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