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對于河南省南陽市的一名19歲女孩蔣多多來說，大概是一個一輩子都難以磨滅的月份，剛剛邁入7月的門檻，蔣多多就成了村裡的名人，這個隻有150多人的小村莊，每天都會有三四撥記者趕到蔣多多家中采訪。
與此同時，社會上諸如《19歲女生試卷上痛批聯考制度，盼望得零分》、《新世紀聯考“白卷英雄傳”》等此類文章，更是推波助瀾，這些文章的女主角都是蔣多多，一位曾在聯考試卷上寫下8000字“不滿和宣洩”的19歲女孩。
那麼，蔣多多為什麼要用自己的前途做賭注？18年過去了，她是否對當年的所作所為感到後悔呢？如今的她又過着怎樣的生活呢？
蔣多多，河南省南陽市卧龍區王村鄉蔣莊村人，父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保險業務員，母親是一位農民，蔣家除了蔣多多以外，還有一個大女兒，蔣多多的父母本來想着二胎生個兒子，結果生下來還是女兒，是以就給她取名蔣多多。
蔣家的兩個女兒都很懂事聽話，姐姐考上大學以後，蔣多多就一直以姐姐為榜樣，夢想着有朝一日和姐姐一樣考上一所好大學，走出大山，在這種思想的加持下，蔣多多的學習一直保持在班級中上遊，老師和父母都對她抱有很大的希望。
蔣多多的獎狀
蔣多多命運的轉折點，發生在高二下學期，當時蔣多多自己閑着沒事寫了一篇小說，寫完之後蔣多多就拿給姐姐看，姐姐覺得文筆不錯，幫她投給了一家報社，姐姐本來隻是抱着試一試的态度，結果一家報社真的從中節選了幾段刊登了出來。
這件事對蔣多多的影響非常大，人生中第一次登報，蔣多多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也對寫作更加癡迷，她常會想，要是以後成了大作家，寫點什麼才好呢？一開始她還隻是将寫作當成“好玩的事情”，但越寫越多之後，她開始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蔣多多父母
為了騰出更多的時間用來寫作，蔣多多在自習課、課間、飯後，甚至是午休的時間都會趴在桌子上寫小說，她寫作的速度非常快，一天正常能寫一萬多字，而且基本都是一遍寫成，很少修改。
從高二下學期到畢業前夕，蔣多多寫了近40本各式各樣的小說，總字數約有一百多萬，那時候蔣多多甚至還有出書的計劃，到高三時，蔣多多更是幾乎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寫作上，全然忘了學習。
高三本就是一個緊張的階段，學習任務繁重，蔣多多将心思都放在寫小說上面，免不了會影響學習，老師不止一次的找她談話，讓她現階段全力以赴應對聯考，這些寫作的事情可以等聯考結束了再進行。
然而，對于老師的勸誡，蔣多多不僅沒有聽進去，反而有了厭學的念頭，當聽到老師批評她荒廢學業時，她也向老師提出了聯考改革的建議，這讓她内心非常不滿。
再加上當時郭敬明、韓寒這些作家年少成名，其中不乏一些高中就辍學專注寫小說的人，這讓蔣多多更加堅信，就算沒有學曆，她也能以自己的寫作天賦成為下一個韓寒，是以不管家人、老師如何勸說，蔣多多仍沒有放棄寫作。
2006年5月，距離聯考僅剩下最後的一個月，此時的蔣多多也慢慢放下了手頭上的寫作工作，開始專注于聯考備戰，但是臨近聯考的那種壓抑的學習氛圍讓她對考試制度的厭惡變得更加嚴重。
此外，在學習之餘，她又開始将注意力放在了抨擊應試教育的文章上，閱讀的越多，她就越覺得考試制度感是壓抑學生的天性，她要想辦法改變這個制度，并在社會上掀起一場巨大的反響。
6月7日，聯考來臨，蔣多多帶着家人和老師的期盼走向考場，在考場内，蔣多多奮筆疾書，然而，她寫的内容卻都是與試題不相關的，考第一場國文的時候，她更是洋洋灑灑的在答題卡寫了八千字的長文，内容全是抨擊考試。
除此之外，她還故意用雙色筆在所有的試卷上答題，并在答題卡上不允許寫字的密封線之内寫下了自己的筆名“碎心飛魔”，之是以這麼做，是因為蔣多多希望自己的各科成績都被判零分，以此搏得教育部門和社會的關注。
考完之後，蔣多多就已經知道自己進不來大學的校門了，她跑去找了姐姐，讓姐姐給自己找份工作，但被姐姐罵了一通，讓她老老實實回家等考試成績公布和錄取通知書，期間蔣多多還自己跑到了菏澤找工作，但一無所獲。
6月23日，蔣多多所在的南陽市八中的老師突然給蔣多多的父母打電話，讓他們來學校一趟，父母以為是女兒的成績公布了，興沖沖地趕到了學校，結果拿到的卻是一份考試違規處決書，上面赫然寫着“蔣多多”三個大字。
蔣多多在聯考考場做的事，村子裡甚至是全縣很快就傳開了，她的總分是114分，并不是她所希望的0分，雖然有偏差，但蔣多多還是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成了“名人”，媒體開始争相報道這位年僅19歲的小女孩。
剛開始，當記者問她是否後悔自己做的事時，蔣多多非常堅定的回答說：“我是永遠不會後悔的！”
記者又問：“現在有沒有一些高校和你商談，可以讓你入學？如果有大學要錄取你，願意去嗎？”
蔣多多回答道：“現在沒有高校找我，隻是媒體上在說。即便有大學錄取我，我也絕對不會去的。”
當問及蔣多多做演員或編劇的理想以後要如何去實作時，那時的蔣多多還滿懷信心，絲毫不擔心，她笑着跟記者說：“編劇很簡單嘛！我覺得我的特長就是寫作，不用學就可以了。至于演員嘛，找一個藝校去學學，然後出來工作，當演員。”
面對鏡頭，蔣多多一遍又一遍的說着自己人生規劃，然而，當看到父母親人眼裡失落的情緒，當走進社會後遭遇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她逐漸迷茫了，她的心态也從最初的堅決不複讀，逐漸演變成了鏡頭前的苦笑。
在這之後，蔣多多又試着把自己寫的小說投給各大報社媒體，但無一例外的全都石沉大海，沒法複讀，又沒有學曆的她最後隻能慢慢歸于平庸，一次的“叛逆”，讓她失去了一生中唯一一次公平考試的機會，當社會的熱度過去，“蔣多多”這個名字也自此成了過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