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一封來自89歲老人的特殊信件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關注。信中，這位曾經的”紅軍叛将”龔楚寫道，他渴望在有生之年能夠”落葉歸根”，回到家鄉樂昌一睹故土的風景。這個要求看似平常，但當年龔楚在革命年代的所作所為，使得他的身份備受争議。
作為曾經最高上司層的重要成員，他後來卻叛變投敵，嚴重破壞了革命事業。如今，這樣一位”叛徒”提出歸根請求，中央将如何處置？
紅軍出身的叛徒
在那個風雲詭谲的年代，一個普通的廣東農家子弟卻注定要走上一條不平凡的道路。他就是龔楚，一個天資聰穎、早慧過人的少年。僅用短短一年半的時光，他就完成了三年的國小課程，展現出了驚人的學習天賦。
1917年，16歲的龔楚加入了孫中山先生麾下的粵軍，并考入滇軍講武堂韶關分校，開始了系統的軍事教育。從那時起，他踏上了一條曲折漫長的革命之路。
時勢造英雄，大革命的熱浪也洶湧襲來，1924年，龔楚加入中國共産黨，成為最早的黨員之一。基于國共合作的原則，在孫中山的上司下，共産黨人在廣東大力開展農民運動。
龔楚作為先驅者，主要在家鄉樂昌縣活動，不僅推進基礎性農運，更是憑借多年軍旅閱曆，建立了一支訓練有素的樂昌農民軍。
正是這支農民軍，成為了龔楚後來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根基。1927年大革命失利後，他率領這支部隊加入了賀龍的第20軍。雖然後來被安排參加毛澤東上司的秋收起義，但龔楚最終因安全考慮而中途回鄉，暫時避開風暴中心。
然而，革命的号角再次吹響，朱德總司令的南昌起義軍在龔楚家鄉樂昌短暫整編。鑒于龔楚在革命道路上的資曆和表現，他被任命為第3師黨代表，重新卷入革命的漩渦中。這個性格中帶些許退縮因子的普通農家子弟，就這樣走上了一條不平凡而曲折的道路。
叛變之謎
這已經是龔楚第三次在關鍵時刻選擇了臨陣退縮，令人質疑他的革命意志。而每當遇到危難時，龔楚都會本能地回到家鄉的懷抱，好像隻有在這裡他才覺得安全有保障。然而，這并未影響組織對龔楚的重視程度。
紅軍在江西時期，龔楚依然被視為黨的重要軍事上司人物之一。1930年，他受命參加了遵義會議，并被增補為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候補中央委員，從一個原先僅僅是地方農民運動上司人，一躍成為全國性的革命上司核心成員。
在這之後，龔楚随同紅軍進軍川陝，很快又被提拔為紅一方面軍的政治委員，掌管了方面軍的政治工作。可就在這一時期，龔楚的心理開始出現了動搖，對革命前途逐漸失去了信心。
香港生活四十載
1935年10月，在遵義會議後不久，紅軍即将轉入平津戰役，準備越過黃河北上。這時，龔楚突然向組織提出了退出現役、回家探親的要求。革命形勢嚴峻，人心漸疏，組織對龔楚的離去雖然深表不解，但也無可奈何地予以準許。
龔楚便借故回到了家鄉樂昌，結果在那裡一待就是長達五年的時光。離開紅軍後不久，龔楚便徹底叛變投靠了國民黨，并公開對抗共産黨人。他率領着自編的農民武裝隊伍，在樂昌一帶發動了所謂的”掃紅”運動，對紅軍遊擊隊展開了瘋狂的”圍剿”，造成了大量紅軍傷亡。
在龔楚的帶領下，樂昌地區的地方武裝先後參與了三次對紅軍的”掃蕩”，其中以1936年的那次”掃蕩”最為慘烈。當時，龔楚的部隊與國民黨正規軍一起，對根據地展開了長達三個多月的圍攻，給革命根據地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和傷亡。
除了樂昌根據地，龔楚還将作戰範圍擴充到了湛江、陽春、韶關等區域，處處都留下了他”掃紅”的罪行。在龔楚投敵叛變後的五年間，廣東西南部的革命根據地可謂是遭受了空前的摧殘。
叛變的原因，有幾個方面。一是龔楚長期浸淫在農民運動中，發展出了一種地方武裝思想，使他對全國範圍内的革命了解存在偏差；二是紅軍長期艱苦作戰磨滅了他的意志，對未來産生了失望；三是他對黨内某些做法存有不滿和疑慮。
不過，叛變并非是龔楚一意孤行。當時，廣東地區出現了一股被稱為”AB團”的很有影響力的逆流，主張放棄武裝鬥争、回歸和平生活。龔楚的叛變，正是受到了這種錯誤思潮的影響。
在叛變之初，龔楚還試圖拉攏自己的戰友、好友張雲逸同流合污。但張雲逸拒絕了龔楚，依然堅守了革命理想和信念。兩人的命運從此分道揚镳 ，前者堕落為叛徒，後者成為共和國的開國上将。
歸根請求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于1937年重新實作了第二次合作。在這一時期，龔楚也借機重新回到了共産黨的隊伍之中。在抗戰期間，龔楚率領的部隊加入了新四軍，擔任了新四軍第七縱隊的職務。
由于龔楚長期在樂昌一帶活動，對當地地形環境十分熟悉，他在當地展開遊擊戰争時，屢建戰功，對日軍造成了一定的損失和困擾。不過，随着抗戰時期的深入，龔楚漸漸又開始心浮氣躁、焦慮不安，暴露出他目光短淺、意志不堅定的一面。
在日軍對粵東的大規模”掃蕩”行動中，面對敵人的重兵圍攻，龔楚喪失理智，指令部隊狼狽潰逃，緻使大批武器彈藥被日軍擄去。事後，上級對龔楚的這一行為進行了嚴厲批評和處分。作為懲戒，龔楚被撤銷了軍職，隻能在新四軍後方負責宣傳工作。
這一打擊，使龔楚的心理落差極為巨大，從驕橫狂妄，陷入了彷徨無助的境地。1945年抗戰勝利，龔楚随新四軍北上，進入解放區。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也開始了向華中、華北地區的大規模進攻。
為了遏制國民黨軍的進攻，中共中央決定由已退役的龔楚負責勸降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總司令薛嶽。這一重任，讓龔楚重新燃起了報效革命的希望。當時，薛嶽的部隊已被解放軍包圍在潮州，形勢極為危急。龔楚本想借機勸說自己的老朋友薛嶽，加入人民軍和政府的行列。
然而，在行動之初，龔楚就再次表現出了猶疑不決和臨陣退縮的一面。他駐紮在廣州卻遲遲不願前往潮州勸降，隻是空談了許多無謂的理由和借口。導緻最後，這一特殊任務無疾而終。
值得一提的是，在潮州被解放軍所包圍時，薛嶽還曾向龔楚發出求救信号，希望老友能出面相救。但龔楚卻對此熟視無睹，這讓薛嶽對他徹底失望，兩人的友誼也就此終結。
鄧公一言定乾坤
新中國成立前夕，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已處于瓦解邊緣。面對大勢已去，龔楚在1949年5月率部向人民政府正式投誠。投誠後，龔楚先是被安排在廣州大院子裡”學習”。随後經過中共廣東省委的準許，他又被調往了香港，擔任中國民主同盟的副秘書長職務。
在香港，龔楚的主要工作是聯絡和發展港澳地區的愛國民主人士。然而，短短半年後，龔楚又一次行徑反複，擅自離開香港前往英屬馬來亞流亡去了。在那裡，他與蔣介石政權的殘餘力量勾連在了一起，被視為”反革命分子”加以通緝。
1950年，國民黨當局在台灣約見了龔楚，并與他商議了一些對大陸不利的活動。蔣介石曾想利用龔楚在香港籌劃破壞性的事情。但龔楚心中早已看清了國民黨的前途，對蔣介石的這些陰謀并未買賬。
在台灣期間，龔楚一直過着頗為清貧的生活。為了維持生計，他不得不在一家工廠裡做起了普通勞工。就這樣，昔日的”紅軍将領”，淪落到了一個塵世中的普通勞動者。随後數年，龔楚一直在香港和澳門之間流浪度日，久而久之，他也對政治鬥争徹底産生了厭倦之心。
終于在1956年，龔楚決定在香港長期定居下來。在香港的40年間，龔楚徹底遠離了政治舞台，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經商事業之中。由于勤勉好學，他很快在這一領域内小有成就，生活也漸漸開始走向富裕。
這40年間，他始終未曾踏足過祖國的國土，但心中卻時常懷念着故鄉樂昌的風土人情。随着年事漸高，他内心的這種鄉戀之情也愈發強烈了。
終于，在1990年9月，89歲高齡的龔楚獲準重返家鄉。當他踏上樂昌的這方熱土時，周圍十裡八鄉的鄉親們都自發組織起了隆重的歡迎儀式，一時間将龔楚的歸鄉之旅熱烈而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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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來自 陳予歡著. 雲南講武堂将帥錄[M].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