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塵歲月：李程九自述

引子

＊本文摘自《陽谷文史集刊》(上)(1999年4月)，作者李程九，原标題《我的經曆》

此文是兩篇文史文合并而來，前者應該是“平反”或者之前“交待”材料，後一篇是段延世老先生的對他人對李程九失實(誤解或誣陷)材料進行反駁與更正。

在戰争年代，做敵後、敵工等地下工作，最基本最基礎的準則就是保密，甚至是對自己同志也是如此。在秘密戰線上另一個原則就是單線聯系，一旦上線犧牲或失掉聯系，便無從證明自己身份。這樣的無名英雄不乏其人，在各個時期都有被清洗，“清洗”這個詞太有内涵——如同“薛定谔的貓”那樣神奇。

正文

我叫李程九，原名李春鵬，現年84歲，中共黨員，陽谷城北大迷魂陣村人。幼年時代，家庭地少人多，生活極為貧困，二十口人僅有二畝半沙地。9歲時承蒙恩師張守經，免交束修（即學費）準我入學，在私塾刻苦攻讀7年半。雖然學業優良，終因衣食無着，生活困難，幾位叔父帶領二弟逃難東北，同年春我18歲時也去沈陽謀生，流落沈陽硫酸廠做工。因我勤勞好學，重義氣,有正義感和愛國思想，該廠老勞工地下黨員逢煥宣于1931年春介紹我加入中國共産黨。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剛剛占領北大營後，硫酸廠黨的上司逢煥宣同志根據上級訓示，立即帶領本廠黨員杜洪江（濟南洛口人）等同志和部分勞工轉移通遼縣，配合東北駐軍二十旅參謀長×××（地下黨員）和通遼警察局長蔣連瑞（黨員），組建了近三千人的義勇軍，番号是“東北義勇軍第八路軍”，蔣連瑞任司令，參謀長隋開運，我任副官長。由于黨的宣傳教育，部隊士氣高昂。

因為當時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獨霸世界的野心和戰争的長期性認識不足，産生了軍事上的幼稚冒險行動，采取了固守城池的陣地戰，但給瘋狂的日寇造成很大威脅，使日軍出乎意料,受到不能容忍的打擊。日寇為了掃除障礙，順利占領全東北，立即出動30架飛機，數十輛坦克，一萬多步騎兵，進行了殘酷的圍殲戰，我軍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幸存者無幾。

我沖出包圍圈後，在郊區的一個村，巧遇陽谷老鄉董萬河夫婦（夫妻尹氏陽谷東街人），留住他家隐蔽起來，董萬河幫助找部隊，聽說全軍覆沒，東北軍奉命撤退關裡，在東北無法存身，我便決定回關裡來找組織。承蒙董萬河夫婦多年積存的5塊現洋送作路費，經營口到煙台。

在煙台旅館遇到韓複集第三路的一位軍官冉傳優，他見我天天掃院子，幹零活，誠實勤快，産生了好感。經過數次交談，又知道是跑散的義勇軍，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敬慕之下更加喜愛。冉代我交房費，管吃飯，很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成為至交。冉再三讓我跟他到第三路軍幹事，但為了尋找黨組織，我婉言謝絕。事後，冉移防掖縣，約定安排好來信，叫我去找他。

我在煙台舉目無親，人地生疏，難以找到黨的組織，又無謀生門路，于是決定去掖縣找冉。抵掖後，冉傳優熱情接待，并又動員我參加第三路。就在這時見到冉和掖縣警察局長黃雲閣時常往來，關系甚密，我便托冉傳優介紹到警察局當兵，冉欣然同意，局長也立即應允。警察局長思想較進步，有正義感，待我甚好。不久，适趕警察局長書記（即文書）請假不歸，黃便提我接任。任職期間因公事常和法院書記官黃星一打交道，黃星一為人正派，有愛國思想，逐漸和我成為密友。黃星一因縣長陰險狠毒，辭職去魯南三專署投奔張裡元專員任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長。我在掖縣很受局長重用，可是後來因查禁煙土和赤色嫌疑，得罪了地方勢力派，局長設法讓我脫險。離掖後我便去魯南找黃星一，到黃家後經黃介紹結識了在沂水教學的汪洋（即汪洪波）和三專署行政科員崔和敏（即崔介，濮縣人）。他倆是地下黨員，時常到黃家聚會，汪洋同志對我了解後，又因是老鄉，感情很融合，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于1936年6月介紹我重新入黨。入黨後曾随汪洋和李××(掖縣人）去青島崂山一帶進行工運活動。1936年我曾将徐化魯(陽谷徐良府人，在臨沂鄉農學校任教官）介紹給汪洋，不久徐化魯也入了黨，徐在抗戰期間曾任淄博專員兼軍分區司令員等職。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7月中旬，汪洋派我去掖縣，發動群衆，組織抗日武裝，去時通過軍法處長黃星一領取了三專署保安司令部的少校副官委任狀和軍銜、軍服，全副武裝前往掖縣。抵掖後和老同僚以及九中校長高象九經過一番努力，未能奏效，傳回魯南向黨組織彙報。汪洋又考慮陽谷地處津浦、平漢、德石、隴海四條鐵路的中心地帶，比較偏辟，陽谷黨的工作基礎好，魯西又富有革命傳統，群衆容易發動，于是1937年8月改派我回陽谷家鄉進行抗日活動，并通過黃星一請示張裡元專員，仍以三專署名義進行活動。

來陽谷後，我看到陽谷已成立了學生抗日救國會和文化界抗日救國會，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高潮。于是便立即和抗日救國會取得密切聯系，又根據汪洋同志的意見和八鄉師黨員司銀章、焦玉美見面。經過短時間的聯絡發動，有近百人自願帶槍參加抗戰，我認為若以陽谷為基地，在魯西拉武裝開展遊擊戰争大有可為，于是決定立即回魯南向汪洋彙報。同時為了活動友善，更好地利用三專署張裡元，又邀請了搞武裝的代表楊壽山（外号楊胡子）、李春譚、學生抗日救國會代表孟昭功（即孟子華）、孟光诰、段魯猷等7人去三專署（除司銀章因另有南下任務未去，其他都去了）。向張裡元彙報後，他喜出望外，設宴招待，并主動撥款一千元活動費，發三百張空白委任狀，鼓勵我回魯西大膽幹，并囑咐：和範專員配合好，你們走後我馬上派人在六專署東阿城内設辦事處；又說：經費不夠随時派人來領，隊伍擴充多了，我們可以給一部分槍支彈藥。黨的上司汪洋訓示：繼續利用三專署名義，依靠陽谷黨組織。八鄉師的學生焦玉美、段延銘、司銀章、訾修林、谷傳員都是黨員，東街孟廣生也是，必要時找他們，陽谷黨員很多，段延銘可能知道一些。注意和範築先聯絡，範是西北軍馮玉祥部下，為人正直，富有愛國思想，在沂水當縣長時勤政愛民，兩袖清風，一塵不染，深受群衆擁戴。做好他的工作，一定會和我們一同抗戰到底，他在沂水時我已設法作了一些範的争取工作。張裡元正統觀念強，思想頑固，敵視共産黨。對他要提高警惕，将計就計，采取利用反利用的态度，但是也要盡力争取團結。去魯西後，環境可能急劇惡化，要有單獨作戰的精神。

起程前，為了工作需要，我在臨沂買了二百條武裝帶，來陽谷後又買了一支三把匣槍。不幾天張專員便在東阿舊城設立了第三專署辦事處，範築先專員責成專署經理處崔樂三處長專門和我聯系。就在這時，社會秩序動亂不堪，舊政府、軍警奉命南退，土匪四起，會道門興風作浪，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為了穩定局勢，我立即讓孟憲章通知自願帶槍參加隊伍的人員集合。以布永言為首的集合在大布一帶，同時又通過城東薛莊孫雅亭發動了數十人槍，這時和三專署以及魯南黨組織已無法聯系，範築先也不願我回魯南，留我在經理處工作。

有了武裝，我和崔樂三根據司銀章和趙鳳升的建議，借薛莊集合隊伍之機，召開學生和文化界抗日救國會全體大會，動員參軍參戰。可是沒想到薛莊自願參加隊伍的人不慎洩密。正當抗日救國會的人去薛莊集合的那天早飯後，薛莊周圍各村的黃沙會帶着紅槍大刀集合在薛莊北門外，氣勢洶洶，看到外來的人就要殺要砍，我和崔樂三處長耐心地向黃沙會解釋，避免了沖突。但是開會地點被迫轉移到範海。由于黃沙會的幹擾，很多來會的學生被截了回去，在範海集合不到一百人。對開會的人每人發了兩元生活費，因參加會員未到齊，臨時決定延期一天。可是當天晚上又被黃沙會包圍起來，結果會未開成，僅将有槍人員帶到陽谷西關，并和當地民團郭安仁部、土匪劉貴安取得聯系，約定互不侵犯。

布永言拉起隊伍後，因為我無暇親自掌握部隊，曾一度被國民黨省政府内的汪派李英臣拉攏收編。

1937年冬，我和崔樂三随同範築先專員去冠縣收編了進步人士掌握的北杆石鴻典部，編為第六專區抗日第五支隊（相當旅）,後派盛北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與此同時，又和範司令冒着生命危險，說服收編了冠縣南杆韓春合和堂邑土匪栾省三部，分别編為第六支隊和獨立團（濮縣七裡堂戰役後因栾有戰功，将獨立團改編為支隊，栾提升為支隊司令），這時我在六專署經理處工作。

1938年3月，農曆二月二，布永言、劉貴安、畢金海、李英臣等部在國民黨反動派縱容指使下，聯合攻打陽谷。我聞信，特地赴聊向範彙報，行至石佛和範相遇，範司令正率隊去圍攻陽谷，我随同傳回。獨立營、五、六支隊将陽谷城團團圍住。圍城第一天，我便請命進城說服匪部棄暗投明，範司令不忍讓我冒險，經我再三請求，才得範的準許。我隻身入城會見匪首，經數次往返，排除了國民黨汪派的阻撓和種種困難，勝利完成了收編任務，編為十九支隊，範調任我為十九支隊上校軍法處長。

1938年5月前後，範認為我有膽識、有能力，便責成我去河北省大名縣整頓十五支隊，開辟新區，擴大戰場。我受命後僅僅帶領3人就完成了任務，制止了該部司令的叛變陰謀，以及部下牽牛架戶、擾亂社會治安的作惡行為，同時推薦楊壽山任大名縣長。6月下旬，我去濮縣前線王堤口村向範回報後，受到範司令的稱贊和表彰，調我任十五支隊上校參謀長，并責成我負責主持大名一帶軍政工作和地方治安。

1938年11月，國民黨反動派李樹春和王金祥指使陽谷趙長銜（即忠學團頭子趙二虎）去濟南勾通日本特務機關，攻進聊城，範築先中汁犧牲。聊城淪陷後，王金祥更加明目張膽地反共反人民，制造摩擦。他篡奪了專員職務，占據了陽谷、莘縣、壽張、濮、範、觀等縣，在他盤據的範圍内，排斥異己，殘殺進步人士，扣留殺害共黨員。在莘縣殺害莘縣縣長呂世隆和地委負責人張炳南同志；備扣殺陽谷政治部黃主一、餘文偉、豆洪年、張敬宇等同志時，我聞信又借第三專署的名義，将黃、佘、豆、張同志以及去南宮受黨訓的張新吾等十餘人親自送到莘縣煙店，脫離險境。我回陽谷後，繼續堅持活動，暗地發動群衆，團結青年學生，阻止國民黨反動派和我們争奪青年。

1939年春夏，我和趙鳳升數次去冠縣魯西特委（當時冠縣城内大隅首西南角是魯西特委住地）、先遣縱隊、築先縱隊（即十支隊）聯系。陽谷淪陷後，我去冠縣彙報情況，魯西特委軍事部長王幼平同志訓示：回陽谷後立即組織抗日遊擊隊，迎接我們抗日縣政府的成立。我回陽谷後不幾天，發動城北三裡莊張清彬等建立了近百人的抗日遊擊大隊，和谷山遊擊隊配合活動。是年秋，我發動和指揮聯絡陽谷丁團、王團、劉保敬部和谷山抗日遊擊大隊轉攻縣城。丁團、王團攻西門，谷山遊擊隊攻北門，劉保敬打南門，我率張清彬部攻打東門，并攻到東街小隅首。但是由于攻城部隊多是新兵，沒經軍事訓練，未能實作攻克縣城的計劃。

1939年秋，陽谷抗日縣政府成立不久，我配合地方黨組織收編了近500人的民團和綠林武裝，組建了陽谷縣抗日獨立營（三個步兵連、一個騎兵連），我任營長，張新吾任政委。

1942年調任軍分區軍事參議兼做軍事情報工作，并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建立了從城内到村鎮直達司令部的軍事情報網，對襲擊敵人、打擊漢奸，進行反掃蕩起了重大作用。

1943年至1945年先後任陽谷、聊城大隊副。

1945年冬，聊城、陽谷、東阿三縣縣大隊合編為軍分區二團，我任團參謀長，改編後接着對聊城進行了兩年左右的圍困戰。直到聊城解放，魯西平原的殘敵全部殲滅，我才結束了戎馬生涯。

1947年調四專署建設科工作。濟南解放後任齊河縣建設科長，在齊河縣經邵俊東同志介紹再次加入共産黨。我的兩次失掉關系都是為戰争年代和工作迫不得已而造成的，但是在暫時失掉關系時，始終嚴格地按照黨員标準要求自己，出生入死，為黨的事業努力工作。

抗戰期間，由于我們兄弟一齊參加抗日，又經常攻調堡，打據點，截擊日僞，活動在敵占區，敵人對我恨之入骨。漢奸将我祖父殺害，全家逃難7年之久，抄家12次，為革命我家四人獻出了生命。

全國解放後，我雖然在曆次運動中遭到陷害，但始終堅信黨是英明的，自己對黨對人民是問心無愧的。粉碎“四人幫”後給我平了反，恢複了黨的關系。我一生中雖受點挫折，但與無數犧牲的戰友和革命烈士相比，我得到的太多太多。時已暮年，寫點回憶錄，為黨盡微薄之力。

1989年11月

對關于李程九同志材料的更正

(作者 段延世)

《蒼山文史資料》第六輯趙昭同志在《抗戰初期蘭陵第一支隊抗日武裝的發展和鬥争》一文寫道：“1937年7月7日蘆溝橋的炮聲，标志着中國全面抗日戰争的開始。我聽到消息後，就從蒙陰坦阜東門到國民黨臨沂專員公署軍法處去見崔和敏（即崔介）同志，并接受了任務，與李成九同志一起到平度、掖縣一帶，協助汪洋同志收編那裡的零散部隊。為了工作友善，通過軍法處長黃星一，給我弄了個張專員少校副官的頭銜。我們剛到掖縣，李成九就帶着活動經費不辭而别了。我隻好獨自去平度，但沒有探聽到任何消息，然後又到掖縣找到了汪洋同志，當時汪洋手下并未收編到任何部隊。汪洋同志介紹說，崂山裡有一股土匪，我們想收編他們，并叫我先去了解一下情況。當我到了青島四方區，聽說日本軍隊已經登陸……，我根本無法了解情況。當即乘車回到了濰縣，次日騎自行車到了臨沂，在崔介、韓雲非等同志上司下進行工作。7月下旬又派我協助楊隻晨同志（即楊文同志，他當時弄了個張專員部少校參謀的頭銜）在蘭陵發動群衆，組織抗日武裝。”“1938年3月……四支隊的司令員洪濤、政治委員林浩接見了我們，把我們改編為一個小團，直接上司三個連，團長錢鈞，政委汪洋，宋偉、謝輝和我分别任一、二、三連連長。”

其中涉及到李程九（文中寫作李成九）同志有些地方與事實不符。為了澄清曆史和對革命前輩負責，特作以下幾點說明，并簡略介紹李程九同志的革命曆程：

一、崔和敏（即崔介）是在三專署行政科任科員，并不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工作。二、黃星一原在掖縣法院任法官，1939年去臨沂投奔張裡元專員，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先後任法官和處長，是我黨的利用關系。原來黃有正義和愛國思想，經常和汪洋、崔介接近，思想比較進步，但是他後來傾向國民黨和我們作對。李程九和黃星一關系較密切，是在掖縣認識的。李在魯南做地下工作時常住黃家，汪洋、崔介也常去黃家。三、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至韓複集、沈鴻烈南退前，掖縣、平度并無零散部隊。韓複集退後，掖縣、平度是否有零散部隊和派人收編就不知道了。四、1938年3月，魯西、魯南乃至山東全省國民黨統治區域沒有公開的黨直接上司并實行政委制的部隊，隻有黨秘密組織掌握的遊擊隊。這種遊擊隊，隻是根據人數多少和編制大小，設政治部主任、教導員、指導員，通過他們進行政治說服。

據我所知，李程九1936年由掖縣去臨沂重新入黨後，随同汪洋（即汪洪波）同志在白色恐怖下進行地下活動，并同汪洋和掖縣沙河鎮西門外路北的李××去崂山進行工運活動，李××被害緻死。

蘆溝橋事變後的第四天，因為李程九在掖縣有親戚，社會關系較多，汪洋派他去掖縣發動群衆，組織抗日武裝，去時是李程九單獨前往。為了活動友善，行前通過黃星一領取了保安司令部的少校副官軍銜、軍服及武裝帶。抵掖後活動了半個多月，先後和老同僚以及省立第八中學校長高象九會晤（高是進步人士，曾因赤色嫌疑被搜查），他們都有抗日心願，但是由于國民黨縣長劉國斌思想反動，控制嚴密，工作難以開展，高校長認為條件不成熟，建議李暫時回魯南。

李程九傳回魯南向組織彙報後，汪洋又考慮陽谷地處津浦、平漢、德石、隴海四條鐵路線的中心，黨的工作基礎好，魯西富有革命傳統，因而改派李回陽谷家鄉進行抗日活動。經黃星一請示張裡元專員準許後，便于8月份以三專署副官的名義來家鄉活動。

李程九來陽谷後立即和學生抗日救國會取得密切聯系，又根據汪洋的意見和司銀章（八鄉師黨員）、趙鳳升等取得聯系，利用楊壽山等經過短時間的聯絡和發動，有近百人自願帶槍參加抗日隊伍。李看到陽谷群衆的抗日情緒十分高漲，認為以陽谷為基地，在魯西拉武裝，開展遊擊戰争大有可為，于是決定立即回魯南向組織彙報；同時為了更好地利用三專署張裡元專員，又邀請了搞武裝的代表楊壽山（外号楊胡子）、李春譚、學生杭日救國會代表孟昭功（即孟子華、孟光诰）、段魯猷、司銀章等7人向三專署張專員彙報（司銀章因黨内有任務未去）。

走到曲阜城東××村常××家中給張裡元打電話，張立即派車接到臨沂，彙報情況後，張喜出望外，設宴招待，并主動撥發一千元活動經費（多是民生銀行，山東省省庫紙币）、白委任狀三百份，并訓示李程九傳回魯西後，注意和第六專署配合，避免引起沖突，又說：“你們走後，我馬上派人和範專員聯系，并在東阿設立三專署辦事處，經費不夠時可随時派人來領，擴充的人多了，我們可以發給一部分槍支彈藥……。”

李程九擠時間向汪洋作了詳細彙報，汪十分高興：并作了新的訓示：“繼續利用三專署名義，但是第六專署或其他方面有阻力，可随機應變。注意依靠地方黨組織，陽谷黨員很多，注意聯系配合，協同活動。要發動群衆，依靠群衆。範築先專員原來是西北軍馮玉祥部下，為人正直，在沂水當縣長時，勤政愛民，兩袖清風，一塵不染，是一位可敬的愛國人士，做好他的工作會和我們一道抗戰到底。張裡元思想頑固，正統觀念強，敵視共産黨，我們要提高警惕，采取利用反利用的對策。萬一和黨失聯系，要有單獨作戰的精神……”

李程九等來魯西前，為了工作需要，買了二百條式裝帶，回陽谷後又買了一隻三把匣槍。來陽谷不幾天張裡元便派人在東阿縣（舊城）設了辦事處，範築先派經理處長崔樂三專門負責和李程九以及三專署辦事處聯系。

李程九領取的活動經費除了買武裝帶、短槍外，還支援學生抗日救國會三十元，發給參加薛莊會議的學生每人兩元，其餘用作路費，事實上活動費并不夠用，後來活動所用多是李自備。我縣的老前輩楊耕心、盛北光、申雲浦、王筱湖、段延銘、孟廣生、趙鳳升等很多人都是自備費用進行地下工作和抗日活動的。

李來陽谷不久，山東省局勢急劇惡化，各縣軍警奉命南退，與魯南的黨組織無法聯系。此後程九同志在魯西堅定不移地跟着地方黨進行抗日活動。在範築先将軍犧牲前，協助範專員收編了一個獨立團、三個支隊，又在大名整頓了一個支隊，開辟了新區，擴建抗日武裝近萬人。與此同時，向範築先推薦了一名少将支隊司令和一名大名縣縣長。聊城、陽谷淪陷後，根據魯西特委軍事部長王幼平同志的訓示，為迎接陽谷縣抗日縣政府的成立，建立了近百人的抗日遊擊隊。

日寇占城不久，李主動聯合本縣丁團、王團、劉保敬部以及谷山遊擊隊，攻打陽谷縣城。陽谷抗日縣政府成立後，李又為黨收編擴建了近五百人的獨立營（三個步兵連、一個騎兵連），李任營長，張新吾任政委。

戰争年代，李曾任縣大隊副、團參謀長等職，馳騁疆場，浴血奮戰，親自率隊攻擊青楊李、西關、王子儀、石門宋等據點十餘處，作戰無數次。在李的影響帶動下，其兄弟四人和前妻楊氏一齊參加了抗戰。為抗日其祖父被漢奸殺害；二弟做軍事情報工作，積勞成疾，早年亡故；三弟李倫轉戰南北，保衛延安戰役中壯烈犧牲；四弟抗日殺敵時身負重傷，文革期間被摧殘緻死。戰争年代被敵人抄家十數次，全家流亡七年之久。

據我所知，李程九同志從東北義勇軍被敵人圍殲後，先後兩次為工作被迫失掉組織關系，兩次重新入黨，兩次含冤受害，文革結束後平反，恢複黨的關系。在失掉關系期間，組織上和政府以民主人士對待，而他本人始終以黨員的标準來衡量和要求自己,堅定不移地跟黨走革命道路，即在文革期間被誣為反革命，挨批受害仍然不計個人恩怨，堅信黨的政策，安心工作，以良心對待革命。程九同志是經得起考驗的老同志，是黨培養起來的好戰士，陽谷著名的抗日英雄之一。程九同志投身革命，戎馬半生，我縣黨史、文史都有關于他活動的大量材料。我們對這樣一位忠心耿耿、勞苦功高的革命戰士，應該實事求是地給予公正的評價，以慰其暮年。

我之是以了解較多，是因為從1937年8月和司銀章、趙鳳升等發起組織抗日救國會，相識後相處數年，上述材料有的是彼此交談所知，有的是側面了解，大部分是親眼目睹。

1989年10月26日

資料來源：

《陽谷文史集刊》(上)(199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