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革命家無私奉獻的精神，非常值得我們學習，他們即使位高權重，也嚴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令人十分敬佩。
比如曾擔任過中共湖北省委委員、省公安廳廳長、省委常委、副省長的陳一新對自己和孩子的要求就十分嚴格，就算陳一新知道在革命時期自己虧欠了孩子很多，但仍舊不同意讓他們搞特殊化。
· 參加革命，拯救中國
清朝末年，西方列強仗着堅船利炮對大陸進行侵略，“天朝上國”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而大陸的有識之士則開始了艱難地、救亡圖存的運動。
他們年輕的時候鬧革命，信仰堅定地建設了新中國，就算手握權力也時刻嚴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更不讓自己的孩子搞特殊化，這才是真正值得我們學習的精神。
陳一新就是這樣一位高風亮節的老革命，陳一新出生于1910年，他是王明的堂弟，在15歲時就加入了共青團，1928年時，陳一新前往上海讀書，并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在讀書時，陳一新就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勞工運動。
畢業後，陳一新擔任過中共江蘇省委文書科長，在上海中共中央保衛部做過警報工作，還在中共中央機要科當過科長。雖然陳一新因病沒能參加長征，但也和陳毅等人在江西打過遊擊，還在1935年時前往上海搞過地下工作。
在革命期間，陳一新認識了自己的妻子文媛。文媛是安徽省金寨縣人，出生于1911年，比陳一新小一歲，她本名叫趙婉媛，趙家是安徽當地一個禮教森嚴的大家庭，對子女的管教都遵循着封建禮教。比如，趙家的女孩子不能去外面上學，隻能在家請私塾先生教書認字，會寫信、看書就行了。
文媛在這樣的家庭長大，原本也不覺得有什麼，但她姑姑的自殺讓她對封建禮教産生了巨大的懷疑。在文媛小的時候，她的一個姑姑已經定親，但還沒正式出嫁未婚夫就病死了，她的姑姑居然為了守節吞金和鴉片膏自殺了，而且家裡人還大辦喪事，贊揚這種行為，這讓她難以了解，可能由此她的心中就埋下了革命的種子。
而祖父的離世，讓這個封建大家庭開始分崩離析，文媛三姐妹也離家到霍山女子高小讀書。在那裡，文媛的國文老師是郭誠淑，她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對文媛等人革命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影響。
随後，文媛也加入了共青團，和姐妹們一起鬧革命，争取婦女的解放、中國人民的解放。
1929年，文媛在安慶重新聯系上了郭誠淑，并繼續從事革命工作。一次，文媛在進行革命宣傳時，由于壞人告密而被捕。文媛當時還不到20歲，但敵人多次提審，她依然臨危不亂，沒有透露任何革命的消息。
無奈之下，敵人将文媛轉到了法院的大牢裡，和剛剛從蘇聯回國就被捕的袁溥之等人關在一起。在這裡，文媛也受到了多次審問，但文媛仍然沒有透露任何革命的消息，隻是一口咬定自己是女學生，什麼都不知道。
無奈之下，敵人将文媛和其他幾人放了出來，後來，在組織上的介紹下，前往上海中央當交通員，繼續從事革命工作。
· 為了革命将孩子送去寄養
在安慶被放出來之後，文媛與陳一新結了婚，兩個人共同進行革命工作。1931年，已經是共産黨員的文媛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傷害繼續從事地下黨工作。
當時，文媛仍然做女學生打扮，為組織上遞送檔案，敵人看到文媛這樣的女學生，很少起戒心。文媛曾回憶道，有一次她在上海送檔案，在租界遇到外國巡警拿着警棍瘋狂驅趕行人，她仗着自己是女學生的打扮，裝着膽子問巡警“能走嗎”，果然，巡警看到她一副學生的樣子，就用警棍把她扒到了馬路另一邊，讓她順利送出了檔案。
在此期間，文媛和陳一新還有了孩子。文媛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一次，在中央保衛機關負責情報工作的黃阿平被捕了，為了安全起見，組織上安排文媛和陳一新等人到儉德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安頓，此時，文媛已經懷孕了。
考慮到文媛懷有身孕，組織上讓她繼續留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而丈夫陳一新則被派往江西蘇區工作。
直到1932年下半年，文媛才離開上海前往江西蘇區工作，和陳一新彙合。而文媛知道革命工作的危險性，不友善将孩子待在身邊，便将孩子交給他人寄養。沒有父母願意與孩子分離，但在革命時期，為了更崇高的事業，這也是無奈之舉。
後來，文媛還到了瑞金，在鄧穎超的上司下工作。當時，中央蘇區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下，無線電是中央蘇區同上海黨組織和其他根據地聯絡的唯一工具，為了保護好無線電和密碼本，文媛經常帶着密碼本躲到山上辦公。
上山的路很難走，荊棘樹林經常劃傷她的手腳，但不管多麼困難，文媛都要保證密碼本的安全，就算是懷孕時也是如此。
1934年，文媛再度懷孕，因而她沒有跟随大部隊進行長征，而是在組織的訓示下留下來同敵人周旋，并一直随軍打到了贛東。當時，因為部隊傷亡很大，文媛和潘漢年的夫人徐幼文等5人一起按組織訓示原地隐蔽。
當時，文媛等人躲在山上，隻能挖附近地裡的蕃薯充饑，晚上還睡在露天野地裡，文媛當時還懷有身孕，更是辛苦。
有一天，文媛等人被國民黨部隊“鏟共團”逮捕，雖然她們一口咬定自己是福建人民政府參觀團，但文媛還是被指認出是中央譯電員，敵人便對她嚴加審問。
面對敵人，文媛堅持自己隻是家庭婦女，從來沒有翻譯過電報。敵人不信，說她是陳紹禹（王明）的弟媳，怎麼可能沒有參加革命？文媛則聲稱她的婚姻是父母包辦的，當然是“嫁夫從夫”。
另一邊，徐幼文等人也堅稱文媛就是家庭婦女，敵人看從她們身上挖不到什麼資訊，就将她們押到南昌關押，而文媛因為即将臨盆，則被送到了甯都紅十字會。
考慮到文媛的實際情況，敵人允許文媛保釋，如果沒人保釋她，就要将她送回原籍。文媛擔心回到安徽之後會被當作重犯關押，隻能說自己的家人在上海，并給在上海的伯父寫信求助。
幸好文媛的伯父确實寄了錢來，才讓文媛得以保釋。此時，文媛剛剛生下了兒子聖甯一個月，但為了盡早離開，隻能一手抱孩子、一手提着簡單的行李，輾轉經南昌、九江去往上海。
· 不能讓孩子們搞特殊化
在上海，文媛和丈夫陳一新彙合，兩人都十分高興。當時，原本兩人要去蘇聯學習，可就在等待出國期間，西安事變爆發了，文媛和陳一新覺得這個時候革命需要他們，便向周總理提出要去延安工作。
得到同意後，兩人立即前往延安，而他們的孩子，當然也被寄養在别人家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樣更加安全。
在老一輩革命家的努力下，新中國成立了，陳一新因随軍南下到湖北，後來就在湖北工作。陳一新曾曆任湖北省委委員、省公安廳廳長、省委政法工作部部長、省委常委、副省長，主要就是負責政法工作的。
而一切安頓下來之後，開國大将王樹聲把他們在革命路上生下來的、寄養在大别山深處的3個孩子送了回來。在那個年代，3個孩子吃了不少苦，不但長得又瘦又小，還因為營養不良而有些水腫。
一開始，陳一新和文媛都沒認出來這3個孩子是誰，仔細一看才發現3個孩子都和自己有些相似，就是自己的小孩。
看到孩子這般模樣，陳一新和文媛都感到很愧疚，他們決心要好好補償孩子，平時家裡有什麼好吃的、好用的都是第一時間給孩子。
不過，陳一新對孩子是完全的“寵愛”而不是“溺愛”，在“底線”問題上，陳一新十分堅定。比如，陳一新從來不允許自己的孩子因為自己是湖北省的官員就搞特殊化，他們平時在外的穿着打扮、說話行事都像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樣，上下學也和其他孩子一樣是自己去的。
有一次，陳一新的司機路過學校，看到正好是放學時間，就自作主張順便接孩子放學，這事被陳一新知道後，将司機重重地責罵了一番，要求他以後不能再做這樣的事情。陳一新認為，司機和車輛是組織上配給他友善工作使用的，用來接孩子一是“公器私用”，二則是會讓孩子形成搞“特殊化”的習慣，對他們的成長十分不利。
在這樣的嚴格教導下，陳一新的3個孩子學習成績都十分優異，後來還考上了哈工大等知名院校，為祖國的建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參考資料：
袁書堂烈屬傳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