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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新讀·書法史論|沙孟海:略論兩晉南北朝隋代的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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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書法研究》雜志起步于1979年,創刊至今,一直堅持發表純學術研究文章,以嚴謹專業的治學态度和高品質高格調見重于學界,大大推動和見證了當代書法研究的發展。四十多年來,各種學術課題、學術動态、學術思潮都在雜志裡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四十多年來,我們風雨兼程,克服種種困難,努力打造以“獨立思想,開放視野,嚴格學風,昌明書學”為宗旨的交流平台,及時反映或啟發引領了許多學術熱點和學術争鳴。許多作者都是當代大家,更多的作者則從這裡步入了書法研究的學術生涯,他們留下了諸多産生重要影響的篇章。為此,編輯部官微推出“佳作新讀”欄目,精選往期優秀論文,以承前啟後,回溯曆程,激發今天書法學術研究的新思考。欄目甫一推出,便受到讀者的廣泛好評,并得到多家公衆号的轉載。為友善讀者、書法研究者閱讀,現将老文佳作按史論研究、技法探赜、碑帖研究、印學研究、書家印人、書法與文化、書法美學、批評與争鳴、書法教育、海外書學等分門别類加以推送,期望這一批珍貴的書學文獻發揮更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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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史論

略論兩晉南北朝隋代的書法

沙孟海

刊于《書法研究》1985 年第 4 期

一兩晉書法史上有兩大特點:第一,西晉禁止立碑比較嚴格,盡管王公大臣還有私自造作,畢竟數量大減。第二,以前各時代的朱墨書迹,都不知作者是誰,現今故宮博物院所藏西晉陸機《平複帖》,是傳世第一件名家墨迹,在書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傳世西晉碑,有《三臨辟雍碑》(圖1)《呂望表》,此是公立的碑;《郛休碑》《任城太守孫夫人碑》,此是私立的墓碑。《劉韬》《荀嶽》《張朗》等墓石,則是墓内潛藏的小石。以上大小石刻皆是隸書,書風接近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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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三臨辟雍碑》西晉書法大家推索靖與衛瓘,世稱“一台二妙”。索靖(239—303)有《出師頌》《月儀帖》(圖 2)《臯陶帖》,衛瓘(220—291)有《頓州帖》。二人皆北方人,并無墨迹流傳。以上諸帖都是章草,《頓州帖》與《平複帖》體勢相近,證明《頓州帖》是可信的。索靖刻帖流傳較多,給予後世影響較大。西晉時代書法墨迹,除上述有姓名可查者外,還有敦煌《泰始簡》、吐魯番《泰始簡》、鄯善《永嘉簡》、《元康經卷》。柔毫點染,還帶滞拙之氣,這是時代使然。但東晉流美之風,就是脫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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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索靖《月儀帖》(局部)

二東晉書法藝術以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代表,流美之風一直影響到今天。魏、晉之交遺存的墨迹中,有幾件字型接近南帖。1909年樓蘭發現前涼紙本《李柏文書》完整者兩件,已是純粹的行書了。1974年發掘南昌吳應墓所出木牍,真書二百餘字,已脫盡隸法。考古學者綜合全墓出土文物察看,定為接近西晉的遺物。今天有人說東晉時代不可能有像“二王”那樣的真行書,這話似太簡單。不過,那一時期尋常簡牍,未脫隸意,捺筆重滞,還沿西晉舊俗,這是事實。正唯如此,江左流美之風便在書法界顯得突出,當時号為“新體”,過江諸名士,很多講究書法,成為風氣。王氏、謝氏、郗氏、庾氏、桓氏……見于《淳化閣帖》(圖 3)者人數不少,就中數“二王”造詣最高。是以唐太宗笃愛王羲之,“心摹手追”,推崇備至。一千年來,書法界奉其為圭臬,決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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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淳化閣帖》(局部)

《閣帖》傳摹江左新體,一眼望去,好似筆意情調,少所差別。細細玩索,就大不然。世言“大王内擫,小王外拓”,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之間,風格已有不同。王羲之個人作品中,也盡有若幹種不同風格。不但各帖之間有不同風格,《姨母帖》前兩行與後四行風格亦截然兩樣。王獻之《中秋帖》,或說是米芾臨摹本,即使是米臨,他亦必有所本,證明小王此帖有異于他帖。王珣《伯遠帖》,未聞有人懷疑。王珣是王羲之的堂侄,這種風格,在他父祖輩中也不曾有過。王氏後人書風,正多演變。王僧虔、王慈、王志等人生在南北朝,不屬本章範圍,這裡不談。傳世“二王”書迹,不論墨迹與刻帖,多是行草書,也有小真書,未見中字真書,更談不上大字(《绛帖》傳摹《桓山頌》殘字,非王獻之書)。東晉碑禁還未松弛,長江以南未見一塊正式的碑表。偶出墓石,寫刻亦多粗拙。著名的《爨寶子碑》《廣武将軍碑》,都是邊疆作品。這些遺物,都不足以代表那一時期的書風。有此情況,就引起有些人的疑慮,說傳世“二王”各帖不可信。我們的意見,《閣帖》所收各帖或有可以非議,但不緻全是僞迹。今天遺存的《萬歲通天帖》出于唐摹,不容置疑,《蘭亭八柱》中間,唐人臨摹本流傳有緒,也不能說是向壁僞造。在《蘭亭》之前既然發現有接近《蘭亭》的字型,在《蘭亭》之後更有不少學習《蘭亭》風格的作品不斷出現,那《蘭亭》本身應該沒有問題。後世刻帖翻本層見疊出,或多或少失去真面,那是另一回事。

三南北朝也是書法藝術大發展的時代,特别是北朝,出現了大量的真書刻石,光怪陸離,品目繁多,世稱“北魏體”。北魏刻石,過去少有人過問。歐陽修《集古錄》著錄的隻有十幾件,趙明誠《金石錄》著錄的較多,但近世風行的《鄭羲》《張猛龍》(圖 4)諸碑,宋代還少有人知道。與《張猛龍》筆迹相同的《賈思伯碑》,石延年(即石曼卿)酷愛之,但歐、趙兩錄都未收。黃庭堅說“大字無過《瘗鶴銘》”,證明字大到四十厘米的《泰山金剛經》他也不曾見過。宋人眼界狹隘如此。清代嘉慶、道光以後,由于金石學大盛,訪碑者多,北碑才引起學者的重視與摹習。阮元首倡“北碑南帖”之說,把碑與帖分成南北兩派,并且把兩者對立起來,影響到全國書法界厭棄法帖,競習北碑。康有為最突出。他所著《廣藝舟雙楫》,風行一時,中有《尊碑》《備魏》等篇,盡力推崇北碑,這是有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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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張猛龍碑》(局部)

南碑數量不多,但不是絕無。阮元《南北書派論》認為,真、行、草書自鐘繇、衛瓘而下可分兩派,傳給“二王”、智永、虞世南等人是南派,傳給索靖、崔悅、歐陽詢、褚遂良等人是北派。他又說,南派長于啟牍,北派長于碑榜。康有為對此已不同意,我們也不以為然。北方碑版特别多,固然是事實;後世彙帖多收有南方書迹,也是事實。今天看到南齊《呂超靜墓志》、梁《蕭憺碑》《蕭敷夫婦兩墓志》,書體與北方幾無差別。北魏《司馬金龍墓漆畫題字》,小楷接近鐘、王。而《爨龍顔碑》在雲南,《大代華嶽廟碑》在陝西,《嵩高靈廟碑》在河南,書體近似,地隔南北。以上都說明南北書體是不能分派的。碑版文字,一般先寫後刻。曆來論書者都未将寫與刻分别對待。我們認為寫手有優劣,刻手也有優劣。就北碑論,《張猛龍》《根法師》《張玄》《高歸彥》寫手好,刻手也好。《嵩高靈廟》《爨龍顔》《李謀》《李超》寫手好,刻手不好。《鄭長猷》《廣武将軍》《賀屯植》寫、刻都不好。康有為将《鄭長猷》提得很高,就有偏見。北魏、北齊造像最多,其中一部分亂寫亂鑿,甚至不寫而鑿,字迹拙劣,我們不能一律認為佳作。不過這些字迹多有天趣,可以取法,那是另一回事。這裡我們要指出一件事:我們學習書法必須注意刻手優劣問題。新疆出土高昌國《畫承夫婦磚志》(西魏大統十二年,公元546年),前五行記畫承本人,書丹後已加刻,後三行記妻張氏,隻書丹,未加刻。時間相隔三年,是否同一人書寫不可知。但後三行書丹運筆與我們今天所寫相同,前五行經過刀刻,便成筆筆方饬,失去運筆迹象,這是很好的執行個體。我們用毛筆臨摹北碑,當然不可能全似。知道這個道理,就不會上當。北碑結體大緻可分“斜畫緊結”與“平畫寬結”兩個類型,過去也少人注意。《張猛龍》《根法師》和龍門各造像是前者的代表,《吊比幹文》《泰山金剛經》《唐邕寫經頌》是後者的代表。後者是繼承隸法,保留隸意,前者由于寫字用右手執筆關系,自然形成。這樣分系,一直影響到唐、宋以後。褚遂良、顔真卿屬于後者,歐陽詢、黃庭堅屬于前者,南北朝是其起點。這一時代書法家比較著名者,南方數王羲之的後代王僧虔、王慈、王志,以及羊欣、薄紹之、蕭子雲等,皆有刻帖或墨迹摹本傳世。碑版方面,北方有王遠、鄭道昭、朱義章、蕭顯慶、梁恭之、王長儒,鄭述祖、趙文淵等,南方有陶弘景、貝義淵等。其餘名望較次者不具列。歐、趙兩錄所列有書人姓名而碑版失傳者更不必說。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孫,生在陳、隋之間,現在列入隋代。

四隋代隻有短短三十七年,但這一時代的書法藝術,上承兩晉南北朝因革發展詭奇百變的遺風,下開唐代逐漸調整趨向規範化的新局,這一過渡時間,是大陸中世紀書法史上一個大關鍵,值得做一番綜合性的分析研究。隋代真書,主要有四種面貌:第一,平正和美一路。從“二王”出來,以智永、丁道護為代表,下開虞世南、殷令名。第二,峻嚴方饬一路。從北魏出來,以《董美人》(圖5)《蘇慈》為代表,下開歐陽詢父子。第三,渾厚圓勁一路。從北齊《泰山金剛經》《文殊經碑》《隽敬碑陰》出來,以《曹植廟碑》《章仇禹生造像》為代表,下開顔真卿。第四,秀朗細挺一路。結法也從北齊出來,由于運筆細挺,另成一種境界,以《龍藏寺》為代表,下開褚遂良、“二薛”。以上四種,第一、二種屬于“斜畫緊結”的類型,第三、四種屬于“平畫寬結”的類型,承前啟後,迹象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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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董美人墓志》(局部)

另外,隋代書法家常有參雜多體,綜合變化,奇正相生,别開新面者,如:《青州默曹殘碑》隸中參篆,《曹植廟碑》真中參篆隸……此法在南北朝有東魏《李仲璇修孔廟碑》,在唐代有貞觀四年《祎墓志》,皆是真中參篆隸。顔真卿《裴将軍詩》真中參雜行草,亦其遺意。隋碑還是很少有書人姓名。隋代書家,除上面說到的智永、丁道護,智果也比較著名。歐陽詢早年碑版有作于隋代者,他主要活動在唐代,這裡不列入。其他有姓名可考者,如隋文帝楊堅《慧則法師帖》、孟弼隸書《青州舍利塔下銘》,對後世影響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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