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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l 浙江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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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蓉鏡曾評述沈曾植的書法：“先生早精帖學，得筆于包安吳，壯嗜張廉卿，嘗欲著文以明其書法之源流正變，及得力之由。其後由帖入碑，融南北書流為一冶，錯綜變化，以發其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 終其一生，沈氏臨池不辍，留下了為數可觀的臨摹書作，從中可以印證其書藝的取法方向。在碑派盛行的時代風氣之下，像《張遷》《鄭文公》“二爨”這類漢魏碑刻固然是沈曾植非常重視的師法對象，但對于《十七帖》《書譜》《淳化閣帖》這些典型的二王法帖名品，他同樣投入了對等的精力，悉心臨摹學習。此外，沈氏還是當時最先将考古發掘出土的敦煌遺書、西北漢簡等，納入學書範本加以借鑒參習的書家。為官宦遊期間他經常流連廠肆，晚年以滿清遺老身份蟄寓上海，沈曾植又陸陸續續購置了數量不少的碑拓。沈氏選擇碑帖的标準，一是并不追逐名貴碑帖。二是對刻帖尤為重視。其書學見解主要就是以題跋的形式保留下來，散于經眼或收藏的碑帖上，還包括部分劄記和書信，沈氏的碑帖題跋與其書法實踐往往可以互相參照，互為補充，是“以學養書”的集中展現，也符合沈曾植作為學者的身份。
沈曾植節錄包世臣《藝舟雙楫》論書屏
“古人書有定法，随字形大小為勢，武定《玉佛記》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張猛龍》等碑字方寸，《鄭文公》《中明壇》，字方二寸，各碑額字方四五寸。”“古人論真行書，率以不失篆分意為上。複人求其說而不得，至以直點斜拂形似者當之。”“草不兼真，殆于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劄。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回互雖殊，大體相涉。”“《朱君山碑》用筆尤宕逸，字勢方整而足變态。其行畫特多偏曲，骨血峻秀。鹢廬四兄大人屬，寐翁。”
沈曾植隸書節錄《爨寶子碑》成扇“君少禀瑰偉之質，長挺高邈之操，通曠清恪，發自天然，冰潔簡（靜），道（兼）行葦。淳粹之德，戎晉歸仁。複臨數行彌益拙劣，然已臂痛廢書矣。餘齋老人。”
沈曾植節錄孫過庭《書譜》扇面
“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雲駛月運，舟行岸移。花落春在，香靜夜清。”
沈曾植藏《蘭亭序》劉氏重覆潁井本
“颍本行法較定武為疏，而《紹興禦府書畫式》所記碑刻橫卷定式，所謂《蘭亭》闌道高七寸六分、每行闊八分者，獨颍本近之，定武高相當而闊不及。翁氏引《書畫式》以證定武尺度，不若以證颍本為紹興内府《蘭亭》之确也！此以營造尺量之，未知宋内府書畫尺果如何，然以營造尺量取所記《樂毅》諸碑數皆相近，則相去當不甚遠也！”
“此帖向來疑為米臨，僅以筆意拟之耳。周密《齊東野語》錄《紹興禦府書畫式》：出等真迹法書，次等晉唐真迹，并石刻晉唐名帖，并引首上下（縫）用紹興印、米芾臨晉唐雜書上等，最後用紹興印。據《博議》内府阙字本有紹興雙印，不言在後，則所謂雙印者，正引首上下之印。當時所刻原本為真迹，非米臨無疑也！”“墨妙筆精章原刻少旁（乙）下微有泐文。乙覆本訛變，遂不成字。此本在覆刻本最精，尚複不免此謬，則他固不足怪已！此即《鐵函齋題跋》所稱劉公勇本也，《黃庭》精妙混茫，視原刻幾無筆不備，所稍不及者，原石秀肅，此略加腴暢耳，《蘭亭》則飛騰跌宕之緻，去之尚遠。”
《蘭亭序》劉氏重覆潁井本選自陳錫鈞題《思古齋黃庭經》拓本冊，沈曾植自題“紹興内府本褚模蘭亭劉氏重覆颍井本”。以朱、墨筆小字批跋多段，并過錄元人幹文傳題《蘭亭序》。
颍上本《蘭亭》《黃庭》刻石，又稱“思古齋本”，一說明嘉靖八年（1529），一說萬曆末年，出于颍州（今安徽阜陽颍上縣）古井之中，故亦稱颍井本。帖石正反刻，一面為《蘭亭序》，一面《黃庭經》，《黃庭》前有篆書“思古齋石刻”，《蘭亭》後有“永仲”“墨妙筆精”二印，又題刻“唐臨絹本”正書小字，較一般版本缺二十一字。早期拓本可見明人所刻題記。原石明末被知縣張俊英拓碑後鑿毀。清代重新發現時已僅存殘段，殘石今在安徽博物院。颍上本被歸入褚臨本系統，出土後即受到重視，沈曾植據《桑氏蘭亭考》，認為是南宋禦府藏缺二十一字本，按此原為《書史》所記蔣長源（字永仲）所獲蘇家黃絹摹本，王連起認為是禦府本的再摹刻本，思古齋為元人應本齋号，故當為元刻。颍上真本未殘者難得，有多種翻刻，其中最常見刻工也最精的幾可亂真。沈曾植所藏朱拓本，即為翻刻，沈指出與真本的差別，在于“墨妙筆精”印之“妙”字，翻本刻訛，并認為這種翻刻本即楊賓《鐵函齋書跋》中提到的劉公㦷翻刻本。此外，沈曾植以《紹興禦府書畫式》記載的尺度入手，來聯想比對紹興内府蘭亭與穎本的關系，說明他對尺度驗證、覆本訛變、墨書與刻工差異等問題上都有敏銳的關注。沈藏此種翻刻《颍上蘭亭》有四，朱、墨拓本各二。
沈曾植藏《姑孰殘帖》
“樊問卿翁，北方金石家，有宋芝山、董鏡含風。終日踯躅廠肆，挑剔叢殘，有所得，欣然疾步歸，其所費不過京蚨四五千，直松平數星耳，而往往得奇物。其收入在鹹豐中，散在光緒初。翁卒，蓋在同治末也。其弟子為孟志青觀察（繼壎），好金石，癖性略如翁，不與他人共賞也。”《姑孰帖》，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楊倓、洪邁等刻于當塗郡齋（故址在今安徽當塗）。全帖未見著錄。今存世的版本收錄有蘇轼、陸遊、蘇舜欽三家詩文，摹勒俱精，素為世人所重。故宮博物院藏有清初出土宋石原刻清拓本。浙江省博物館藏有南宋《姑孰帖》殘拓本，手裱，冊頁裝，收錄殘存石拓文字共15開。該本雖為殘卷，卻是宋刻宋拓本，并有樊彬、沈曾植、缪荃孫、朱家濟、沙孟海等多位名人的親筆題跋。鹹豐年間，由樊彬在京城廠肆中購得，樊氏題識中定為《姑孰帖》，民國初年歸沈曾植，封面有沈氏題簽：“宋拓《鳳墅帖》八頁、《姑孰帖》七頁，廣道意齋所收，宣統丙辰（即民國五年，1916）海日樓重裝。”樊彬所題《姑孰帖》其實不誤，沈曾植在重加裝裱時，拓本順序有不少颠倒錯亂之處，進而導緻其誤判一帖為二帖。對于沈氏的錯誤，沙孟海先生在冊後的題跋中已作了更正。 此冊列為一級文物，并已收入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姑孰帖殘拓，裱存之。偶一披閱，如對古人，飲一勺水，知曹溪味，何必多乎？同治十一年正月廿日問青識。”植案：此殘帖乃曾宏父《鳳墅續帖》之第八卷，卷首猶存“墅”字下半，第三頁末有“辛”字編号，皆《鳳墅》之證。樊題《姑孰帖》，誤。
沙孟海标注“缪荃孫跋語”與“朱家濟抄錄錢大昕跋尾全文并附己見”。
沙孟海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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