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秋,正當東方軍頻繁作戰、連續取勝的時候, “左”傾錯誤 的中央上司者不僅在軍事上繼續推行一套“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戰術,而 且在組織上也竭力推行極“左”政策。
他們在幹部路線上大搞唯成分論,過 分強調紅軍上司骨幹必須是無産階級成分,無産階級分子,向各地區各部隊 派遣大批“欽差大臣”,去進行所謂“改造和充實各級上司機關”,搞亂了 幹部隊伍。
當時部隊絕大多數同志是農民出身,而他們卻隻提拔勞工出身的 人。不問其是否具備幹部條件,隻要是無産階級成分的就提拔。除了長沙、 安源的一些礦工外,手工業勞工也照樣提拔起來,而且一下子就提為團、師 政委,擔任進階上司職務,這樣,就大大削弱了部隊的作戰指揮和政治工作。
同時,他們還大搞“查田查階級”運動,查到誰是地主階級出身,不問是否 屬實,表現如何,鬥争曆史多久,就說誰是階級異己分子,将他們開除出紅 軍,摧殘了許多有用之才。
他們剛剛進行過“肅反”運動,又以反“右傾機會主義”、 “遊擊主義”、 “富農路線”、 “羅明路線”、 “調和主義”、 “兩面派”等各種罪名,大 搞宗派主義,懲辦主義,對不堅決執行他們的錯誤主張,而擁護毛澤東同志 正确上司的好幹部則進行“殘酷鬥争,無情打擊”,大批地進行懲罰和撤換, 随意提拔同他們氣味相投、隻知随聲附和的人,嚴重地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 制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好作風。家長制橫行, 一言堂成風。尤其是在福建、 江西和紅軍中反對所謂“羅明路線”,打擊面更寬,影響更壞,危害也更大。
事實真相是:
一九三三年,羅明擔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并組織“中 共前敵委員會”以指導前線的工作。他對閩西情況比較熟悉,根據前線實際 情況大膽地向黨中央提出了幾點建議。
其中談到要積極堅持岩(龍岩)永(永 定)杭(上杭)地區的遊擊戰争,這個邊沿地區條件比較困難, “赤化千裡, 籌款百萬”應因地制宜,所有土地稅款等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國庫,應留一 部分作為地方的機動費用,否則脫離生産的遊擊隊等人員無法維持生活。
還 談到“創造百萬鐵的紅軍”也應從閩西的實際情況出發,除動員一部分兵員 補充主力紅軍外,還應動員一部分兵員補充地方武裝,以鍛煉提高地方武裝 的戰鬥力,更好地保衛和發展革命根據地。
在“擴 軍”工作中,也要量 力而行,因為蘇區地方不大,人口不多,幾年來動員再動員,擴大再擴大, 究竟要動員、擴大到什麼程度,需要有個限度,不能無止境地擴大。
如上杭 縣才溪鄉,共有二千餘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擴軍突擊後,鄉裡隻剩下壯丁七 人,還要進行突擊,這當然不現實。
羅明雖然一再寫信給省委轉告臨時中央, 說明前線這些情況,但“左”傾錯誤的上司者根本不予考慮,仍堅持要邊沿遊擊區上繳一切稅款和擴大百萬紅軍,并認為羅明是右傾機會主義者,是對 革命悲觀失望的、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是反對黨中央的 “布爾塞維克的進攻路線”的。
于是在組織上普遍開展反羅明線路的鬥争, 并錯誤地認為在紅軍黨内開展反羅明路線的鬥争尤為重要,隻有肅清紅軍黨 内的右傾機會主義,才能保障最大限度地鞏固與擴大鐵的紅軍,堅決執行黨 的“進攻路線”。這樣就把地方上反“羅明路線”的鬥争擴大到紅軍中來, 引起東方軍内部的嚴重混亂。
當時,不少同志不明真相,被“左”傾空喊的 口号所蒙蔽,認為羅明路線是“反革命”,更有認為羅明就是 “反革命者” 的,議論紛紛, 莫衷一是。
甚至羅明同志從前線回來,連炊事員也不給他做飯吃。他去理發店理發,剛坐下,理發師傅聽說他是羅明,馬上把他攆走, 不給理發。
羅明同志被撤了職,還有很多好同志、中進階幹部也受到誣害、 牽連。如保衛黎川原是我們閩贛軍區一個五百人的獨立團,後因支援東方軍 圍攻将樂、順昌,調歸前總直接指揮離開黎川,
當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國民黨周渾元軍的三個師進攻黎川時,黎川城内隻剩下一個七十人的教導隊 和一些地方遊擊隊,在敵我力量如此懸殊的情況下,我們放棄黎川以儲存有 生力量是必然的。
但“左”傾冒險主義上司者根本不體察實情,為了在軍隊 中反“羅明路線”的需要,硬是給閩贛軍區肖勁光司令員加上所謂“退卻逃 跑”、 “違抗指令”、 “右傾機會主義”等罪名,撤銷職務,開除黨籍、軍 籍,并拘捕交最高法庭組織的“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進行公審,判處五 年徒刑(“遵義會議”上已澄清是非,徹底平反,恢複名譽)。
“左”傾錯 誤的上司者就是這樣大搞懲辦主義,以對罪犯和對敵鬥争的方式來進行黨内 鬥争。在福建開展反“羅明路線”鬥争的同時,在江西也開展反鄧(鄧小平)、 毛(毛澤覃)、謝 (謝唯俊)、古(古柏)等同志的所謂“江西的羅明路線”, 使許多地方幹部和部隊幹部均受到打擊,搞得人人自危,黨内、軍内恐懼心 理和社會不安現象十分嚴重,大大削弱了東方軍的戰鬥力。
這場鬥争的實質 就是為了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正确上司,進一步推行其“左順冒險主義,因而 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惡果。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蔣介石調動了五十萬大軍,分四路開始對中 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反革命“圍剿”,其北路軍第八縱隊周渾元部已由南城、 硝石向我黎川發動進攻,形勢十分嚴峻。
恰在此時,國民黨十九路軍正準備發動福建事變,主動派人與我東方軍 進行談判,聯合反蔣抗日。閩北軍閥劉和鼎、盧興邦等部失去十九路軍的支 持,頓時陷于孤立,這個新的形勢對革命十分有利。
但王明“左”傾冒險主 義的上司者卻震驚于九月二十八日黎川一城之失守,不考慮東方軍在閩北正 值消滅孤立無援的劉和鼎敵軍,向無敵人堡壘區大力發展蘇區,粉碎敵人“圍 剿”計劃的大好時機,急令東方軍立即從将樂、順昌北上就敵,企圖收複黎 川,與敵在抗河會戰。
在“左”傾錯誤上司者的壓力下,十月四日,作為東方軍主力的紅三軍 團隻好從前線撤回泰甯集中,翌日向黎川北面的硝石前進。
十月六日,當三 軍團行軍到達洵口地區時,不期與敵遭遇,經過三天激戰,消滅了敵軍第六 師趙觀濤部第十八旅 (三個團缺一個營),生俘敵旅長葛鐘山,繳槍一千多 支,迫擊炮二門。
當時,敵第十八旅殘存的一個營據守在山頂土寨子,雖然 山勢很陡,不易爬上去,但山上無水,我們再圍困它半天,即可迫使該營就 殲。這算是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一個意外的序戰勝利。
但“左”傾錯誤的上司者不待困死之敵被殲滅,便指令立即向黎川以北敵人的鞏固陣地硝石進 攻。當時黎川駐敵三、四個師,南城、南豐各約三個師,硝石正在這三點之 間,各隔三、四十裡,處在敵軍堡壘群中心。
當我軍進入硝石時,發現已鑽 入敵堡壘群縱深之中,完全失去機動餘地;而且,泰甯以北之敵發現我主力 在黎川方向,将向我泰甯進攻;黎川、南豐、南城之敵,亦向硝石增援企圖 夾擊我軍。
我軍連續攻擊硝石五天不克,處境日益危急,彭德懷當機立斷, 連電陳詞反對繼續進攻硝石,十月十三日,敵軍四個師已由南城東援,進抵 硝石,中革軍委鑒于東方軍已處于敵人包圍的威脅之下,才複電允許三軍團 撤出硝石傳回洵口、蓮塘一線,避免遭受嚴重損失。
十月中旬,敵人為打通黎川與硝石的交通,以北路軍第三路軍第七縱隊 薛嶽部四個師由硝石附近進抵潭頭市;第八縱隊周渾元部兩個師又一個旅, 由黎川附近進到資溪橋。這樣敵人在十公裡距離内集中了近七個師的兵力, 企圖完成構築黎川、硝石之間的碉堡封鎖線,吸引紅軍前去進攻,以消耗和 消滅紅軍。
中革軍委無視敵情這一重大變化,十月十八日,調集第一、三、 五軍團等部隊,要求插到敵人堡壘地帶間隙中去,在資溪橋附近與敵決戰, 以求牽動敵人到堡壘外戰鬥而消滅之。
彭德懷、滕代遠奉命指揮這次決戰。他們遵照中革軍委十月二十一日的 作戰指令,以紅五軍團為主力,向資溪橋和潭頭市發起攻擊,力圖牽動敵人; 同時,将紅三軍團部署在石峽、洵口之線; 一軍團集結在湖坊地區,準備在 敵人被牽動時對其猛烈突擊,殲滅敵人。
可是,薛、周兩敵十分謹慎,步步 為營,穩紮穩進,很少出擊。我軍對敵攻擊了四天,既未能牽動敵人,也未 能占領資溪橋和潭頭市。而我軍主力部隊卻擺在敵人堡壘周圍,白天遭敵機 轟炸,晚上露天宿營,疲憊不堪。
二十六日,中革軍委不得不放棄在資溪橋 地區與敵 人決戰的計劃。
當我軍在資溪橋地區進行消耗戰時,彭德懷、滕代遠鑒于在中革軍委錯 誤的戰略方針指導和錯誤的軍事指揮下,部隊反“圍剿”戰鬥步步被動的局 面,于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三天内連續三次向中革軍委提出建議,
其主 要内容是:在敵人大舉集中、并利用堡壘掩護謹慎穩進的情況下,我軍能在 敵運動中将敵各個擊破的機會減少。是以,紅軍應充實和集中主力,離開敵 人堡壘地帶,在戰略上向東北之金溪、貴溪、東鄉、景德鎮一帶挺進,首先 消滅浙贛邊區警備司令趙觀濤部,建立東北作戰區,進而威脅江蘇、浙江、 安徽等敵人心髒地區,調動敵主力部隊北進而離開中央蘇區。目前,在敵人 碉堡林立、工事相當堅固的情況下,我軍切忌将主力部隊擺在敵壘周圍。
彭、 滕還提出,要使群衆了解戰争的意義,廣泛動員起來配合紅軍,封鎖擾敵, 截敵捉敵,夜間襲敵,使所有男女、老少都為保衛蘇區而戰,為粉碎敵人第 五次“圍剿”而戰。進而使紅軍能夠集中兵力,機動秘密,出敵不意地打擊 消滅敵人,奪取反“圍剿”戰争的勝利。
最後,他們懇切希望中革軍委上司 “以遠大眼光過細考慮”這些意見。
但是犯“左”傾錯誤的中革軍委上司人 認為彭、滕的意見肯定“目前是不能實行的”。
十月二十七日,項英電告朱 德、周恩來: “軍委已決定了戰役問題,望轉告彭、滕, 停止建議。”
不久, 滕代遠被調出紅三軍團,彭德懷的中革軍委副主席的職務,也在一九三四年 一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免去。
自一九三三年十月初,三軍團奉調傳回江西之後,東方軍在福建的部隊 沒有主力的支撐,發揮不了作用,無法打擊、殲滅陷于孤立的軍閥劉和鼎、盧興邦部隊,而三軍團在“左”傾錯誤上司者的指揮下,雖奮力苦戰于黎川 周圍的硝石、資溪橋地區,并一度轉戰于浒灣、琅琚、琅玕一線,但打的大 多是消耗戰,不僅沒有在根據地之外殲滅和阻止敵人,反而丢失了若幹地方, 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使自己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
“左”傾錯誤的上司者在實行冒險進攻遭到失敗後,從一個極端轉向另 一個極端,畏敵如虎,既不敢向敵人無堡壘的地區打出去,又不敢實行“誘 敵深入”的方針,把敵人放進根據地内各個殲滅,而是實行處處設防、節節 抵禦的保守主義戰法。
從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起,在廣昌至泰甯一百多公 裡的寬大正面上,構築防禦工事,進行陣地防禦,結合“短促突擊”,企圖 以此消耗敵人的力量,阻止敵人的進攻,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
恰在此時,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因不滿蔣介石對外賣國投降、對内排斥異 己的政策,于十一月二十日發動了“福建事變”,宣布同蔣介石決裂,成立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這對于我們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發展抗 日民族統一戰線極為有利。
可惜當時“左”傾錯誤的上司者在統一戰線問題 上同樣犯了嚴重的“關門主義”錯誤,沒有積極支援十九路軍,坐失一個打 擊、消滅蔣介石反動軍隊、粉碎第五次“圍剿”的大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