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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治理60天,徐樹铮《治蒙要略》,能不能避免外蒙古再次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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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2月1日,北京政府釋出關于外蒙古善後問題的《大總統令》,内稱:

“現在外蒙撤銷自治,善後諸務,端緒紛繁。綏邊輯民,極關重大。着責成徐樹铮以西北籌邊使督辦外蒙善後一切事宜。所有原設辦事大員暨佐理員各職,一律裁撤。應如何另定官制,着國務院會同各主管機關,妥為籌拟,呈候核奪,依法頒行。在未經頒行以前,駐庫辦事大員公署,即歸并西北籌邊使公署。其佐理各員,仍暫留各該區域秉承西北籌邊使辦理現行事件。”

與此同時,北京政府調陳毅回京,改任為豫威将軍。

1、徐樹铮的上任“三把火”

外蒙古取消“自治”以後,民國總統對哲布尊丹巴及活佛均加上新的封号,特派徐樹铮為冊封專使。1919年12月27日,徐樹铮赍送印冊抵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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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官府王公喇嘛以及軍商紳庶等,郊迎十裡,儀文甚盛。男婦老幼觀者,絡繹于道,市肆一律懸旗歡迓。”

1920年1月1日,冊封典禮在哲布尊丹巴住所舉行。“徐樹铮等率同文武随員,盛張儀仗,恭奉冊印,自行館行抵佛官,王公喇嘛恭迓門外者百有餘人。”

禮庭預陳中華民國國旗及民國總統像。

哲布尊丹巴向國旗、總統像及冊印各三鞠躬。冊封使“南面宣讀冊文後,親授冊印,佛及活佛北面親受。徐樹铮等向佛及活佛緻禮,佛及活佛答禮如儀複率全場漢蒙文武官商為佛申賀。全場歡呼萬歲,禮成肅退。王公喇嘛祗送如禮。本日風物時美,氣候假和,庫倫居民共兩萬餘人。大抵全數出觀,途之為塞。外賓觀禮者二十餘人”。

為了慶祝冊封哲布尊丹巴一事,中華民國國務院通告全國:自1920年元月1日起,一律慶賀三日。庫倫、烏裡雅蘇台等地均懸旗演劇進行慶賀,中國駐海參崴的文武官吏和旅居崴埠的商人也舉行了慶祝活動。

慶祝冊封活動剛一結束,徐樹铮立即接收了外蒙古官府和駐庫大員公署。他裁去原電政局,将庫倫電報電話局改為電報電話總局,将叨林、烏得、恰克圖等處的電報電話局改為分局。在庫倫暫設承審局,清理原外蒙古司法衙門移交的百餘起案件。原外蒙古官府生息局移交的現銀40餘萬盧布,“暫仍責成原管官員,妥為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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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外蒙古官府所轄軍隊在接收之前已被官府遣散,“僅留少數邊防戍卒”。哲布尊丹巴的衛隊計劃予以改編,“器械、槍刀、弓旗,并皆接收保管。各部印信,亦皆呈繳”。哲布尊丹巴舊有冊印,“由沙畢衙門具文代繳”。

随後,徐樹铮将原外蒙古官府的五個衙門改組為三廳:内務、司法、外交三衙門合并為總務廳,陸軍衙門改為兵衛廳,财務衙門改為财計廳。

舊俄政權駐庫倫總領事系根據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設立,1913年起擅自加上了“外交官”名稱,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徐樹铮:

“現既撤治,自應恢複舊制,似可由尊處知照俄領,遇事直接與貴署商辦,以符舊例。去牍僅稱俄總領事,來牍如何稱謂,似可不理,以免争執。”

外蒙古地區又處于中國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轄之下,中國政府對外蒙古的主權完全恢複。

此後半年,徐樹铮以西北籌邊使身份對外蒙古地區實行治理。

2、徐樹铮的《治蒙要略》

對外蒙古前途命運影響巨大的鄰國俄國,當時正處于内戰之秋,新舊兩黨孰勝孰敗,前景尚未明朗,外蒙古官民對俄國事态的發展還在觀望;經曆了長達八年的“獨立”“自治”之後,一下子又恢複了舊制,外蒙古官民心理上需要一個适應過程;加上外部勢力的誘惑和外蒙古内部少數分裂分子的活動,外蒙古人心不穩。

外蒙古經濟凋敝,民窮财盡。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使治理外蒙古成為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徐樹铮就是在這種情勢下攬過這件事的。

要想粉碎外人侵略圖謀,增強外蒙古官民對祖國的向心力,長久保持中國對外蒙古地區的主權,就必須實實在在地做些事情,對此,徐樹铮不是沒有認識。

他曾說:

“空言統攝,難期久遠,一切要政,不及時措施,終恐此地非我所有,有之亦不如其無。”

1920年5月初,他拟具了《治蒙要略》,向國務會議做了詳細彙報,并呈總統徐世昌、邊防督辦段祺瑞審閱。

徐樹铮的《治蒙要略》分為庶政、官制、軍事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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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政方面,他主張大養軍馬,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優待俄民尤其是布裡雅特蒙古人,厲行電報收費,重征煙酒等奢侈品的捐稅,參照清律和民國法律,制定專門适用于蒙古地區的刑律,發展墾牧事業,興辦工商鹽務林礦等各項實業,鼓勵蒙古族牧民走向定居生活。

官制方面,他建議外蒙古“全境設一總制,坐鎮要區,統轄軍民政商一切事宜”;喀爾喀四盟及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6個地區,“各設都管一員,管理政商屯墾各事”。

軍事方面,徐樹铮提議在外蒙幾個戰略要地駐軍七旅,其中,“克魯倫河及恰克圖共兩旅,庫倫一旅,唐努烏梁海旅,科布多及烏裡雅蘇台共兩旅,烏得及薩爾烏蘇共一旅”。

各旅必須增加騎兵,減少步兵。兵士除戰備訓練外,還可于宜墾地區實行屯田。

徐樹铮的治蒙計劃有些内容是不妥當的。

例如厲行電報收費、重征煙酒稅等會加重蒙人負擔,可能惡化民族關系。但是不少内容還是有道理的。發展各項經濟事業有利于改善當地人民生活、增強國防實力;制定适合當地情況的刑律有助于維護當地社會秩序;設定官吏、駐紮重兵有利于防止外來侵略、保證國家統一。

但是,要實行這些措施,中國内地必須統一穩定,中央政府必須有足夠的财力、軍力。這些條件在當時都不具備。是以,他的治蒙方略隻能是紙上談兵。大刀闊斧地興利除弊既然做不到,徐樹铮就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做些争取人心、維持局面的事情。

政治方面,為了化解王公、喇嘛兩派的沖突,與外蒙古上層人物聯絡感情,1920年1月下旬,徐樹铮在庫倫設立了一個“政教聯歡社”,邀請重要王公、喇嘛聚叙、聯歡。

并贈送2000元給沙畢衙門,請哲布尊丹巴念經,“為蒙境求靈,以期今冬病疫速止,明春牧草豐盛,牧畜蕃衍”。

6月上中旬,他召集外蒙古各部落王公、紮薩克到庫倫開會,到會者40餘人,唐努烏梁海各旗總管也應召赴會。會議商談了“重宗教、興牧業、減苛征、整公站、設學校、護林木、換印信、定疆界”等事。

會議期間,徐樹铮率商界頭面人物、軍官等分日宴請各王公、紮薩克,“互聯歡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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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外蒙古官府1919年11月17日向徐樹铮遞交取消“自治”的呈文時曾經聲明:将來要另派代表進京商訂善後條件。

徐樹铮在庫倫召集全體王公喇嘛“開會議決”,標明外蒙古“王公12人、喇嘛4人”,唐努烏梁海喇嘛1人,共17人,“代表入京,磋商條件”。

他們是車臣汗那旺那林、車臣汗部盟長朝克巴達爾呼、親王繃楚克拉布坦,土謝圖汗部盟長繃楚克車林、吉農王希爾甯達木定,三音諾顔部親王車登素諾木、親王劄木彥多爾濟、貝子朝克圖瓦齊爾,紮薩克圖汗部郡王高楚克丹巴,杜爾伯特部貝勒桑嘎巴劄爾、貝子阿約爾劄那、公阿育爾劄那,唐努烏梁海大喇嘛達克丹,沙畢親王加漢曾呼圖克圖達木定巴劄爾、德裡布呼圖克圖劄木色楞嘉巴、沙畢親王達什鼎都布、沙畢郡王大喇嘛繃楚克多爾濟。

民國元年,中國臨時參議院曾議決《待遇蒙古條例》,徐樹铮建議中央于适當時機明令重申,以收蒙心。

外蒙古統治集團内部王公派與喇嘛派沖突尖銳鬥争激烈,徐樹铮認為:

“外蒙撤治以後,不亟講兩黨弭争之策,蒙衆仍難相安。考政教之所争,在喇嘛封爵,侵奪王公封邑”。“喇嘛素日清苦,其是以戀戀政權者,為得錢計耳”。

他主張“令王公歲出金資,名為宗教經費,或名曰捐款,納諸政府,由政府定為喇嘛歲費,按時發給,則喇嘛贍養有恃,不虞餓斃,王公複得所奪之邑…度必樂從”。此事僅曾向大總統和國務院建議,未付諸實施。

經濟方面,徐樹铮将創辦邊業銀行一事付諸實行。經國務會議準許後,西北籌邊使公署“與各處殷實紳商聯絡接洽,召集銀行股本,拟具章程21條,繕請府院核準,拟定股本總額1000萬元,分為10萬股,每股銀圓百元,籌邊使署籌入股本75萬元,以為提倡”。

該行由西北籌邊使公署主管,總行設于北京,分行設于庫倫。開辦以來“辦理尚稱妥善,集資較厚,信用漸著,發行鈔票,邊民亦甚歡迎。塞外金融,日形活動,此銀行之力居多”。

外蒙古各盟旗積欠前清朝戶部銀行舊債甚多,“總數共計銀56.866556萬兩”。1918年,中國銀行庫倫分行與外蒙古官府訂定合同,規定此項債務之曆年利息一概免除,其本金在3年内還清。

外蒙古取消“自治”後,徐樹铮報請北京政府準許,登出了此項舊債。除此之外,徐樹铮還曾籌還外蒙古俄債。辛亥以後幾年間,庫倫當局為了支付軍政費用,分3次向沙俄政府借款510萬盧布(實付450萬盧布),沙俄乘機要挾,攘奪了許多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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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後俄國陷入内亂,盧布大幅度貶值,庫倫當局籌到盧布400餘萬,要求償還俄債,俄人借口條約期限未滿,不受此款。外蒙古取消“自治”以後,此項債務完全要由中國中央政府承擔,徐樹铮拟再與俄方交涉、償還此債,“因俄亂未已,事未果行”。

對外關系方面,徐樹铮采取了一點措施來加強邊防,對當時中俄邊境地區俄國兩派政治勢力的戰争采取中立态度。

其時恰克圖北邊俄境内新舊兩黨戰事激烈。

1920年1月13日,數百名蘇俄武裝人員占領恰克圖西北25公裡處的烏什恰克圖,并準備進攻舊俄白黨盤踞的恰克圖俄國市圈,恰克圖中國市圈與俄國市圈距離很近,居住此處的中國官商的生命财産安全受到威脅。

當時綏遠騎四團已調到恰城駐防,中國駐恰克圖佐理員李垣派該團騎兵在恰克圖中俄兩國市圈巡邏,并派恰署秘書牛文炳乘汽車至烏什恰克圖,與蘇俄武裝力量指揮官交涉,“多方勸阻,痛言兵禍之慘”,最後雙方達成協定:恰克圖中俄邊界線俄國一側25公裡以内區域為禁戰地域,俄國新黨不進攻恰克圖,中國軍隊在烏什恰克圖設卡,禁止舊俄白黨越出禁區。

徐樹铮接到李垣的電報,同意他的措置,即發兵一營前往恰克圖增援,并将該營與在恰各部隊合編為“衛恰支隊”,委任李垣為司令,騎四團團長高在田為副司令。

此時,衛恰支隊兵力計有褚其祥旅步兵一團,炮兵一連,機槍一連,高在田騎兵六連。1月19日,徐樹铮乘坐汽車前往恰克圖視察防務,24日傳回。

當時北京政府追随協約國列強,派出少量軍隊到海參崴等地幹涉俄國内戰,這是錯誤的,但在中俄邊境包括中國外蒙古與俄國邊境地區,北京政府及其地方官吏采取了中立主義政策,這是明智而正确的。

3、徐樹铮的去職

徐樹铮這位在外蒙古地區曆史上留下了重要痕迹的人物,總共隻去過外蒙古三次,逗留的時間總共不足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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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0年1月5日接收外蒙古官府到同年7月4日被北京政府免去西北籌邊使職務,在整整半年的時間裡,徐樹铮在外蒙古停留的時間不足60天。

作為皖系集團的幹将、“安福俱樂部”的核心人物,他把多半精力用在了北京政府内部的争權奪利上,對于外蒙古地區的治理不可能全力以赴。

1920年夏,北洋軍閥内部皖系與直奉兩系的沖突陡然激化,直奉兩系聯合起來向皖系發動攻擊。

7月3日,曹馄、張作霖、李純通電全國聲讨徐樹铮,宣布其六大罪狀。

次日,總統徐世昌釋出指令,免去徐樹铮西北籌邊使職務,以李垣代理;裁撤邊防總司令,所轄軍隊由陸軍部接管。10日,段祺瑞設立定國軍司令部,徐樹铮任參謀長。14日,皖系軍隊與直奉聯軍在近畿開戰,18日吳佩孚大破皖軍于涿州。段祺瑞通電辭職,徐樹铮逃入日本使館避難,直系軍閥控制了北京政府。

直皖戰争爆發的第二天即7月15日,前來北京入觐并商定善後條件的外蒙古代表來到了張家口。

這些代表是徐樹铮在庫倫召集王公喇嘛開會標明的,共17人,其中包括車臣汗、希爾甯達木定、加漢增呼圖克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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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樹铮已被免職,外蒙古代表仍按原定計劃踏上了進京的旅途。代理西北籌邊使李垣陪同他們前來。此時直奉聯軍與皖軍在涿州、高碑店一帶交火,西北軍第五旅在青龍口、居庸關等處“塞隧拆橋,以緻京張交通斷絕”。

察哈爾都統王廷桢接待了這批外蒙古人士。他命人将外蒙古代表所攜50餘匹貢馬妥為看護,連日派遣僚屬陪同該蒙古人觀劇、遊山,“與以視聽之娛,不使觸有倉皇之感”。

4、陳毅複職

7月24日,他緻電總統、國務院,報告此事。這些人後來到達了北京。他們請求派遣半年多以前被召回北京的陳毅前往外蒙古。

1920年8月15日,北京政府特任陳毅為西北籌邊使。9月10日,北京政府頒布新的外蒙古官制,取消西北籌邊使一職,另設“庫烏科唐鎮撫使”,統管庫倫、烏裡雅蘇台、科布多、唐努烏梁海各部民政事務,兼管庫倫所屬土、車兩盟事務,統轄外蒙古境内駐紮各部隊、蒙旗警備隊及一切軍政事務,并受中央政府之特别委任,監督财政及司法行政暨其他特别官署之行政事務。駐紮地點在庫倫。

庫烏科唐鎮撫使有副職二人,名稱為參贊,蒙漢各一。烏裡雅蘇台、科布多、唐努烏梁海三處均設立參贊公署,每處設參贊、副參贊各一人,隸屬于鎮撫使,管理所轄區域内各盟旗事務,并受鎮撫使之委任,節制在本境駐紮軍隊及蒙旗警備隊。

恰克圖設民政員、副民政員各一人,隸屬于鎮撫使,管理本境民政事務及邊界通商事務。參贊、副參贊、民政員、副民政員由漢蒙人士分别擔任。庫烏科唐鎮撫使公署内設總務廳、軍務廳、内務司、交涉司、财政司5個職能部門,并設立審判處,處理司法事務。

烏、科、唐各參贊公署及恰克圖民政員公署内亦設立相應職能部門。這個官制“有似将外蒙全境改為行省之勢”,當時和事後均有熟悉蒙情者提出批評。

北京政府随即任命了各個職位的人選。前西北籌邊使陳毅為庫烏科唐鎮撫使,清代末任庫倫蒙古幫辦大臣繃楚克車林為其副手。烏裡雅蘇台參贊為喀爾喀三音諾顔部親王紮木彥多爾濟,副參贊為漢族官員陳問策。

科布多參贊先為原駐科布多佐理專員洪桢,後改為李垣,副參贊為當地蒙古王公。唐努烏梁海參贊先為李垣,後改為黃成垿。恰克圖民政員為路邦道。

陳毅坐上外蒙古地區首腦的寶座時心情并不輕松。當時中國内地軍閥混戰,政局不穩,中央政府無法以實力經營外蒙古。在俄國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俄國蘇維埃政權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在蒙治理60天,徐樹铮《治蒙要略》,能不能避免外蒙古再次分裂?

在國内戰争中面臨滅頂之災的舊俄白黨,企圖把外蒙古變成他們的避難所和根據地,花言巧語地向外蒙古封建上層聲明他們的目的是恢複外蒙古的“自治”。

在此情況下,原來就對取消“自治”于心不甘的外蒙古一部分封建上層人士蠢蠢欲動,他們與舊俄白黨殘餘勢力互相勾結,再次幹起了分裂勾當。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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