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華說史，史說自話。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
1919年12月1日，北京政府釋出關于外蒙古善後問題的《大總統令》，内稱：
“現在外蒙撤銷自治，善後諸務，端緒紛繁。綏邊輯民，極關重大。着責成徐樹铮以西北籌邊使督辦外蒙善後一切事宜。所有原設辦事大員暨佐理員各職，一律裁撤。應如何另定官制，着國務院會同各主管機關，妥為籌拟，呈候核奪，依法頒行。在未經頒行以前，駐庫辦事大員公署，即歸并西北籌邊使公署。其佐理各員，仍暫留各該區域秉承西北籌邊使辦理現行事件。”
與此同時，北京政府調陳毅回京，改任為豫威将軍。
1、徐樹铮的上任“三把火”
外蒙古取消“自治”以後，民國總統對哲布尊丹巴及活佛均加上新的封号，特派徐樹铮為冊封專使。1919年12月27日，徐樹铮赍送印冊抵庫。
“外蒙官府王公喇嘛以及軍商紳庶等，郊迎十裡，儀文甚盛。男婦老幼觀者，絡繹于道，市肆一律懸旗歡迓。”
1920年1月1日，冊封典禮在哲布尊丹巴住所舉行。“徐樹铮等率同文武随員，盛張儀仗，恭奉冊印，自行館行抵佛官，王公喇嘛恭迓門外者百有餘人。”
禮庭預陳中華民國國旗及民國總統像。
哲布尊丹巴向國旗、總統像及冊印各三鞠躬。冊封使“南面宣讀冊文後，親授冊印，佛及活佛北面親受。徐樹铮等向佛及活佛緻禮，佛及活佛答禮如儀複率全場漢蒙文武官商為佛申賀。全場歡呼萬歲，禮成肅退。王公喇嘛祗送如禮。本日風物時美，氣候假和，庫倫居民共兩萬餘人。大抵全數出觀，途之為塞。外賓觀禮者二十餘人”。
為了慶祝冊封哲布尊丹巴一事，中華民國國務院通告全國：自1920年元月1日起，一律慶賀三日。庫倫、烏裡雅蘇台等地均懸旗演劇進行慶賀，中國駐海參崴的文武官吏和旅居崴埠的商人也舉行了慶祝活動。
慶祝冊封活動剛一結束，徐樹铮立即接收了外蒙古官府和駐庫大員公署。他裁去原電政局，将庫倫電報電話局改為電報電話總局，将叨林、烏得、恰克圖等處的電報電話局改為分局。在庫倫暫設承審局，清理原外蒙古司法衙門移交的百餘起案件。原外蒙古官府生息局移交的現銀40餘萬盧布，“暫仍責成原管官員，妥為經理”。
原外蒙古官府所轄軍隊在接收之前已被官府遣散，“僅留少數邊防戍卒”。哲布尊丹巴的衛隊計劃予以改編，“器械、槍刀、弓旗，并皆接收保管。各部印信，亦皆呈繳”。哲布尊丹巴舊有冊印，“由沙畢衙門具文代繳”。
随後，徐樹铮将原外蒙古官府的五個衙門改組為三廳：内務、司法、外交三衙門合并為總務廳，陸軍衙門改為兵衛廳，财務衙門改為财計廳。
舊俄政權駐庫倫總領事系根據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設立，1913年起擅自加上了“外交官”名稱，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徐樹铮：
“現既撤治，自應恢複舊制，似可由尊處知照俄領，遇事直接與貴署商辦，以符舊例。去牍僅稱俄總領事，來牍如何稱謂，似可不理，以免争執。”
外蒙古地區又處于中國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轄之下，中國政府對外蒙古的主權完全恢複。
此後半年，徐樹铮以西北籌邊使身份對外蒙古地區實行治理。
2、徐樹铮的《治蒙要略》
對外蒙古前途命運影響巨大的鄰國俄國，當時正處于内戰之秋，新舊兩黨孰勝孰敗，前景尚未明朗，外蒙古官民對俄國事态的發展還在觀望；經曆了長達八年的“獨立”“自治”之後，一下子又恢複了舊制，外蒙古官民心理上需要一個适應過程；加上外部勢力的誘惑和外蒙古内部少數分裂分子的活動，外蒙古人心不穩。
外蒙古經濟凋敝，民窮财盡。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使治理外蒙古成為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徐樹铮就是在這種情勢下攬過這件事的。
要想粉碎外人侵略圖謀，增強外蒙古官民對祖國的向心力，長久保持中國對外蒙古地區的主權，就必須實實在在地做些事情，對此，徐樹铮不是沒有認識。
他曾說：
“空言統攝，難期久遠，一切要政，不及時措施，終恐此地非我所有，有之亦不如其無。”
1920年5月初，他拟具了《治蒙要略》，向國務會議做了詳細彙報，并呈總統徐世昌、邊防督辦段祺瑞審閱。
徐樹铮的《治蒙要略》分為庶政、官制、軍事三部分。
庶政方面，他主張大養軍馬，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優待俄民尤其是布裡雅特蒙古人，厲行電報收費，重征煙酒等奢侈品的捐稅，參照清律和民國法律，制定專門适用于蒙古地區的刑律，發展墾牧事業，興辦工商鹽務林礦等各項實業，鼓勵蒙古族牧民走向定居生活。
官制方面，他建議外蒙古“全境設一總制，坐鎮要區，統轄軍民政商一切事宜”；喀爾喀四盟及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6個地區，“各設都管一員，管理政商屯墾各事”。
軍事方面，徐樹铮提議在外蒙幾個戰略要地駐軍七旅，其中，“克魯倫河及恰克圖共兩旅，庫倫一旅，唐努烏梁海旅，科布多及烏裡雅蘇台共兩旅，烏得及薩爾烏蘇共一旅”。
各旅必須增加騎兵，減少步兵。兵士除戰備訓練外，還可于宜墾地區實行屯田。
徐樹铮的治蒙計劃有些内容是不妥當的。
例如厲行電報收費、重征煙酒稅等會加重蒙人負擔，可能惡化民族關系。但是不少内容還是有道理的。發展各項經濟事業有利于改善當地人民生活、增強國防實力；制定适合當地情況的刑律有助于維護當地社會秩序；設定官吏、駐紮重兵有利于防止外來侵略、保證國家統一。
但是，要實行這些措施，中國内地必須統一穩定，中央政府必須有足夠的财力、軍力。這些條件在當時都不具備。是以，他的治蒙方略隻能是紙上談兵。大刀闊斧地興利除弊既然做不到，徐樹铮就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做些争取人心、維持局面的事情。
政治方面，為了化解王公、喇嘛兩派的沖突，與外蒙古上層人物聯絡感情，1920年1月下旬，徐樹铮在庫倫設立了一個“政教聯歡社”，邀請重要王公、喇嘛聚叙、聯歡。
并贈送2000元給沙畢衙門，請哲布尊丹巴念經，“為蒙境求靈，以期今冬病疫速止，明春牧草豐盛，牧畜蕃衍”。
6月上中旬，他召集外蒙古各部落王公、紮薩克到庫倫開會，到會者40餘人，唐努烏梁海各旗總管也應召赴會。會議商談了“重宗教、興牧業、減苛征、整公站、設學校、護林木、換印信、定疆界”等事。
會議期間，徐樹铮率商界頭面人物、軍官等分日宴請各王公、紮薩克，“互聯歡誼”。
原外蒙古官府1919年11月17日向徐樹铮遞交取消“自治”的呈文時曾經聲明：将來要另派代表進京商訂善後條件。
徐樹铮在庫倫召集全體王公喇嘛“開會議決”，標明外蒙古“王公12人、喇嘛4人”，唐努烏梁海喇嘛1人，共17人，“代表入京，磋商條件”。
他們是車臣汗那旺那林、車臣汗部盟長朝克巴達爾呼、親王繃楚克拉布坦，土謝圖汗部盟長繃楚克車林、吉農王希爾甯達木定，三音諾顔部親王車登素諾木、親王劄木彥多爾濟、貝子朝克圖瓦齊爾，紮薩克圖汗部郡王高楚克丹巴，杜爾伯特部貝勒桑嘎巴劄爾、貝子阿約爾劄那、公阿育爾劄那，唐努烏梁海大喇嘛達克丹，沙畢親王加漢曾呼圖克圖達木定巴劄爾、德裡布呼圖克圖劄木色楞嘉巴、沙畢親王達什鼎都布、沙畢郡王大喇嘛繃楚克多爾濟。
民國元年，中國臨時參議院曾議決《待遇蒙古條例》，徐樹铮建議中央于适當時機明令重申，以收蒙心。
外蒙古統治集團内部王公派與喇嘛派沖突尖銳鬥争激烈，徐樹铮認為：
“外蒙撤治以後，不亟講兩黨弭争之策，蒙衆仍難相安。考政教之所争，在喇嘛封爵，侵奪王公封邑”。“喇嘛素日清苦，其是以戀戀政權者，為得錢計耳”。
他主張“令王公歲出金資，名為宗教經費，或名曰捐款，納諸政府，由政府定為喇嘛歲費，按時發給，則喇嘛贍養有恃，不虞餓斃，王公複得所奪之邑…度必樂從”。此事僅曾向大總統和國務院建議，未付諸實施。
經濟方面，徐樹铮将創辦邊業銀行一事付諸實行。經國務會議準許後，西北籌邊使公署“與各處殷實紳商聯絡接洽，召集銀行股本，拟具章程21條，繕請府院核準，拟定股本總額1000萬元，分為10萬股，每股銀圓百元，籌邊使署籌入股本75萬元，以為提倡”。
該行由西北籌邊使公署主管，總行設于北京，分行設于庫倫。開辦以來“辦理尚稱妥善，集資較厚，信用漸著，發行鈔票，邊民亦甚歡迎。塞外金融，日形活動，此銀行之力居多”。
外蒙古各盟旗積欠前清朝戶部銀行舊債甚多，“總數共計銀56.866556萬兩”。1918年，中國銀行庫倫分行與外蒙古官府訂定合同，規定此項債務之曆年利息一概免除，其本金在3年内還清。
外蒙古取消“自治”後，徐樹铮報請北京政府準許，登出了此項舊債。除此之外，徐樹铮還曾籌還外蒙古俄債。辛亥以後幾年間，庫倫當局為了支付軍政費用，分3次向沙俄政府借款510萬盧布（實付450萬盧布），沙俄乘機要挾，攘奪了許多特權。
“十月革命”後俄國陷入内亂，盧布大幅度貶值，庫倫當局籌到盧布400餘萬，要求償還俄債，俄人借口條約期限未滿，不受此款。外蒙古取消“自治”以後，此項債務完全要由中國中央政府承擔，徐樹铮拟再與俄方交涉、償還此債，“因俄亂未已，事未果行”。
對外關系方面，徐樹铮采取了一點措施來加強邊防，對當時中俄邊境地區俄國兩派政治勢力的戰争采取中立态度。
其時恰克圖北邊俄境内新舊兩黨戰事激烈。
1920年1月13日，數百名蘇俄武裝人員占領恰克圖西北25公裡處的烏什恰克圖，并準備進攻舊俄白黨盤踞的恰克圖俄國市圈，恰克圖中國市圈與俄國市圈距離很近，居住此處的中國官商的生命财産安全受到威脅。
當時綏遠騎四團已調到恰城駐防，中國駐恰克圖佐理員李垣派該團騎兵在恰克圖中俄兩國市圈巡邏，并派恰署秘書牛文炳乘汽車至烏什恰克圖，與蘇俄武裝力量指揮官交涉，“多方勸阻，痛言兵禍之慘”，最後雙方達成協定：恰克圖中俄邊界線俄國一側25公裡以内區域為禁戰地域，俄國新黨不進攻恰克圖，中國軍隊在烏什恰克圖設卡，禁止舊俄白黨越出禁區。
徐樹铮接到李垣的電報，同意他的措置，即發兵一營前往恰克圖增援，并将該營與在恰各部隊合編為“衛恰支隊”，委任李垣為司令，騎四團團長高在田為副司令。
此時，衛恰支隊兵力計有褚其祥旅步兵一團，炮兵一連，機槍一連，高在田騎兵六連。1月19日，徐樹铮乘坐汽車前往恰克圖視察防務，24日傳回。
當時北京政府追随協約國列強，派出少量軍隊到海參崴等地幹涉俄國内戰，這是錯誤的，但在中俄邊境包括中國外蒙古與俄國邊境地區，北京政府及其地方官吏采取了中立主義政策，這是明智而正确的。
3、徐樹铮的去職
徐樹铮這位在外蒙古地區曆史上留下了重要痕迹的人物，總共隻去過外蒙古三次，逗留的時間總共不足百日。
自1920年1月5日接收外蒙古官府到同年7月4日被北京政府免去西北籌邊使職務，在整整半年的時間裡，徐樹铮在外蒙古停留的時間不足60天。
作為皖系集團的幹将、“安福俱樂部”的核心人物，他把多半精力用在了北京政府内部的争權奪利上，對于外蒙古地區的治理不可能全力以赴。
1920年夏，北洋軍閥内部皖系與直奉兩系的沖突陡然激化，直奉兩系聯合起來向皖系發動攻擊。
7月3日，曹馄、張作霖、李純通電全國聲讨徐樹铮，宣布其六大罪狀。
次日，總統徐世昌釋出指令，免去徐樹铮西北籌邊使職務，以李垣代理；裁撤邊防總司令，所轄軍隊由陸軍部接管。10日，段祺瑞設立定國軍司令部，徐樹铮任參謀長。14日，皖系軍隊與直奉聯軍在近畿開戰，18日吳佩孚大破皖軍于涿州。段祺瑞通電辭職，徐樹铮逃入日本使館避難，直系軍閥控制了北京政府。
直皖戰争爆發的第二天即7月15日，前來北京入觐并商定善後條件的外蒙古代表來到了張家口。
這些代表是徐樹铮在庫倫召集王公喇嘛開會標明的，共17人，其中包括車臣汗、希爾甯達木定、加漢增呼圖克圖等。
徐樹铮已被免職，外蒙古代表仍按原定計劃踏上了進京的旅途。代理西北籌邊使李垣陪同他們前來。此時直奉聯軍與皖軍在涿州、高碑店一帶交火，西北軍第五旅在青龍口、居庸關等處“塞隧拆橋，以緻京張交通斷絕”。
察哈爾都統王廷桢接待了這批外蒙古人士。他命人将外蒙古代表所攜50餘匹貢馬妥為看護，連日派遣僚屬陪同該蒙古人觀劇、遊山，“與以視聽之娛，不使觸有倉皇之感”。
4、陳毅複職
7月24日，他緻電總統、國務院，報告此事。這些人後來到達了北京。他們請求派遣半年多以前被召回北京的陳毅前往外蒙古。
1920年8月15日，北京政府特任陳毅為西北籌邊使。9月10日，北京政府頒布新的外蒙古官制，取消西北籌邊使一職，另設“庫烏科唐鎮撫使”，統管庫倫、烏裡雅蘇台、科布多、唐努烏梁海各部民政事務，兼管庫倫所屬土、車兩盟事務，統轄外蒙古境内駐紮各部隊、蒙旗警備隊及一切軍政事務，并受中央政府之特别委任，監督财政及司法行政暨其他特别官署之行政事務。駐紮地點在庫倫。
庫烏科唐鎮撫使有副職二人，名稱為參贊，蒙漢各一。烏裡雅蘇台、科布多、唐努烏梁海三處均設立參贊公署，每處設參贊、副參贊各一人，隸屬于鎮撫使，管理所轄區域内各盟旗事務，并受鎮撫使之委任，節制在本境駐紮軍隊及蒙旗警備隊。
恰克圖設民政員、副民政員各一人，隸屬于鎮撫使，管理本境民政事務及邊界通商事務。參贊、副參贊、民政員、副民政員由漢蒙人士分别擔任。庫烏科唐鎮撫使公署内設總務廳、軍務廳、内務司、交涉司、财政司5個職能部門，并設立審判處，處理司法事務。
烏、科、唐各參贊公署及恰克圖民政員公署内亦設立相應職能部門。這個官制“有似将外蒙全境改為行省之勢”，當時和事後均有熟悉蒙情者提出批評。
北京政府随即任命了各個職位的人選。前西北籌邊使陳毅為庫烏科唐鎮撫使，清代末任庫倫蒙古幫辦大臣繃楚克車林為其副手。烏裡雅蘇台參贊為喀爾喀三音諾顔部親王紮木彥多爾濟，副參贊為漢族官員陳問策。
科布多參贊先為原駐科布多佐理專員洪桢，後改為李垣，副參贊為當地蒙古王公。唐努烏梁海參贊先為李垣，後改為黃成垿。恰克圖民政員為路邦道。
陳毅坐上外蒙古地區首腦的寶座時心情并不輕松。當時中國内地軍閥混戰，政局不穩，中央政府無法以實力經營外蒙古。在俄國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俄國蘇維埃政權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在國内戰争中面臨滅頂之災的舊俄白黨，企圖把外蒙古變成他們的避難所和根據地，花言巧語地向外蒙古封建上層聲明他們的目的是恢複外蒙古的“自治”。
在此情況下，原來就對取消“自治”于心不甘的外蒙古一部分封建上層人士蠢蠢欲動，他們與舊俄白黨殘餘勢力互相勾結，再次幹起了分裂勾當。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曆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