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開始搞大躍進，大辦鋼鐵，全區凡是有鐵礦石的鄉縣，不論其含鐵量和儲藏量如何，不管是否具有開采條件，都要修煉鐵高爐。沒有鐵礦石的地方，就由幹部負責将勞動力組織起來到大辦鋼鐵的地方去支援。支援又是無償的，還要自帶口糧、工具和行裝。外出支援的多為強勞力，全家生活都靠他供給，他外出後，全家生活也無法解決。外出支援的人多牽腸挂肚，便半路逃跑，或住幾天就開小差。結果鬧得大煉鋼鐵落空，農活又誤了時節，嚴重影響農民生活，群衆極為不滿。
煉鋼鐵得按科學辦事，單靠幹勁，怎能有收效？有的地方，建高爐全用泥土，泥土未幹便投入生産，爐溫達不到一定溫度，鐵水便結在爐膛裡。我聽叙永縣上司彙報，他們縣發現了出好鐵的妙方。一個爐子一天可以出一噸鐵。建爐也很簡單，隻需兩三天即可建成，隻要多建些小高爐，何愁不能完成任務，何愁不放衛星。我把這一發現立即向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作了彙報，他當即訓示我在第二天召集川東南所屬的地委書記，到泸州開現場會。我一聽他的訓示吓了一大跳，心想時間太緊，請他允許作好準備後再開現場會。他拒絕了，并說第二天一定來，準備事宜由我負責，開不成也由我負責。我後悔向他彙報反惹禍事，一想到第二天要開的現場會，深感責任重大。本來泸州地區的工作是數一數二的，這次搞不好會把這塊先進的牌子給砸了。我越想越不安，便親自前往叙永了解詳情。出發時是黃昏，直到深夜才抵達叙永縣。縣委書記徐永志早在縣委招待所等候。他把彙報時的情況又仔細叙述了一遍。我也及時提出了一些問題，終于把他這個"先進"的煉鐵方法弄清楚了。煉鐵的爐子不高，和一般煉鐵爐不同的是較小。以前我們建的爐子很高大，他們這類爐子小，稱為"溜鐵爐"。我在現場看出鐵很快，隻需一二小時就出一爐鐵，數量不多隻幾十公斤。如果多建爐子，一天生産的鐵還是可觀的，但他們的原料是廢鐵，燃料需用焦炭，這可給我們出了難題。我們從哪兒去找那麼多廢鐵作原料？我們地區焦炭産量不多，每天所需煉鐵的焦炭本來就緊張，再增加産量十分困難。我當夜就将了解的情況向省委書記李井泉作了報告，請求不要召開泸州的現場會。他不僅不同意，反而訓斥了我一頓，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隻好吞吞吐吐地答應下來。
我十分緊張地行動起來，想方設法度過這一難關。我責成泸縣和叙永縣共同完成這一任務。泸縣負責在福集鎮口的公路旁，即玉蟾山腳下限期修好溜鐵爐，準備好廢鐵焦；叙永縣的技術人員向泸縣的實際操作勞工傳授溜鐵爐的煉鐵技術，按要求配備好原料和燃料。現場會召開的當天上午九時，叙永縣派勞工向到會的上司和地區負責同志表演從配料、上料、點火、作業等全過程。為防現場會出錯，我們在這之前試煉了一爐，數量不多，但鐵的品質确很好。于是擺好桌椅、洗臉用具、茶等接待物品，準備迎接各方負責人。代表們陸續到齊，下午一時在玉蟾山腳下黑壓壓地坐了一片。叙永縣書記徐永志先作了彙報，然後代表們又看了現場表演。來參觀的同志都看得十分認真，他們回去要如法炮制。各地都有煉鐵任務，每天要上報煉鐵數目，各位代表重任在身，不敢有半點懈怠。會議結束時，李政委用簡短的幾句話作了總結。他說，這辦法好，各地可照此辦理。據說他回到重慶，在重大專家的設計下也建了一個溜鐵爐進行試驗，并以此指導全省建"溜鐵爐"。來泸州開會的同志跟我開玩笑說："鄧點子，你的點子真多。"面對他們的評價，我不知是喜是憂。我本人是不同意開的，李政委一定要開，我是無可奈何啊！
大煉鋼鐵是為了"超英趕美"。當時，英國鋼的年産量是兩千多萬噸，美國就更多了，而我們當時僅幾百萬噸産量，要超要趕談何容易。鋼産量的多少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标志，是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結果，絕不能孤立的發展鋼鐵生産。盲目的将鋼産訂得過大，既不考慮實際國力的需求，又不考慮生産力水準，于是搞起全民大煉鋼鐵，突擊産量達标。各地弄虛作假互相攀比的現象普遍存在，聽說别處先于我省放衛星（達到高産量），便派人前去參觀取經。當時，河南省委書記是個大放鋼鐵衛星的人物，我區派了幾位專家專程去河南取經。他們參觀後回來向我彙報時，隻是望着我笑，卻一句話不說。我不知何意，心想：真經已取回，我們也可放衛星了，說不定還會超過河南呢？我見他們不說話，便問："你們笑什麼？"他們心情沉重地對我說："河南放的是假衛星！去參觀的同志幾乎把河南所有的煉鐵場地全看了。真正能出鐵、又合标準的鐵很少。廢物或用火過了一下的鐵礦石也充鐵向上報，甚至把鐵礦石和木材、木炭放在放幹水的大池塘裡燒一陣，就按鋼鐵産量充數。像這樣上報、登報的大衛星，豈不是自欺可笑嗎？"我聽完彙報後甚是着急，時已近年關，看來鋼鐵計劃絕對完不成了，隻等受批評，這個地委書記也隻有不當了。
因為大煉鋼鐵投入大量的勞動力，小春作物沒有按季節播種，有的地方晚稻沒能收回，因為勞力缺乏。那年在大躍進的鼓勵下，我們各級政府精心組織生産，一些地方小春豐收了，大春也豐收了，特别是紅苕産量很高，但收獲時因無勞動力，基本爛在地裡，我和全區幹部無不感到心痛。群衆說："如果在解放前把這些紅苕收回家，不知要救活多少人啊！"有的地方未按季節種，土地荒蕪，情況更糟。農業收成不好，為來年生産埋下極為嚴重的隐患。我區每年的征購任務都是逐年增加，人口也在增加，農業不增産，人的口糧和完成上級的派購任務從何而來？全區幹部都為此發愁。
因為大煉鋼鐵，森林、礦山資源破壞不輕。煉鋼要木炭、焦炭，木炭煉鐵含硫低，可以出好鋼，大鋼廠很樂意要。要木炭就得伐木燒，我們三番五次強調要間伐，伐大的留小的，可是誰執行，全采取剃光頭的辦法。因為間伐數量不易砍得多，影響任務完成。森林伐光了，水土難保持，形成惡性循環，又對農業生産不利。古蔺縣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年年遭天旱，森林伐光後，旱情更趨嚴重，人畜飲水都非常困難。為了完成煉鐵任務，大挖鐵礦石，破壞了礦山資源。為收廢鐵，有的地方把群衆的鍋砸爛充作任務，甚至砸神像，收鐵門、鐵窗，群衆對此意見很大。
大躍進在農業方面收到一定成效，大辦鋼鐵則得不償失，把我區的人力、物力浪費不少，接着又搞人民公社。
全國在毛主席的"人民公社好"的号令下，紛紛開始建社。我們泸州地區和全國一樣推行公社化的程序。合作社從初級到進階階段，到底是由點到面逐漸推進的。人民公社沒有任何經驗就搞開了，人們感到突然，隻知道人民公社有一大二公的特點。初級社農民的土地以入股的形式人社，進階社将私人的耕牛和大農具估價入社，而人民公社将糧食全部歸公，家畜集體飼養，社員自己沒留下什麼私有财物。起初，社員和幹部對人民公社化不了解，遭到了不同的反對。上面有令，下面隻好強行，幹部不從者就批評，戴上右傾分子的帽子，不僅挨批評還要受處分直至撤職；群衆有不通者就入學習班，什麼時候通，什麼時候回家。通不通不能隻聽其言，而要觀其行。看你的糧交食堂沒有？自留地交公社沒有，豬折價入社沒有。經過了不同形式的動員工作，社員們都入了社，而公社的一些弱點，在以後的實踐中逐漸暴露出來。
長期以來，大陸農村都是以家庭為機關自行開夥。公社建立後，大辦食堂，糧食得不到計劃開支。原先一家一戶開夥知道粗細糧搭配，農活緊時吃細糧，農閑時吃粗糧或稀粥，一年内糧食基本夠吃。如節省下來一些糧食，可變賣成錢作其他開支。成立食堂後開始大吃大喝，到春節，許多夥食團就無米下鍋了，隻好煮菜當飯吃。後來總結經驗，規定每人每天定量。原定每人每天半斤，糧食少的食堂定為三兩。一天三兩糧對于一個強勞動力來說是遠不夠的，因而農活無法幹，田地荒蕪不少。食堂管理混亂，多吃多拿現象普遍存在。流動人員如商販，拉人力車的，來食堂吃飯也無人過問。社員們每天三頓都得去食堂排隊分飯菜，搞得老老少少一天就圍着食堂轉，好像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了。如遇雨天路滑，家裡人幫老人或兒童代領，夥食團負責人說："代領不好記賬，不允許代領。"也怕有人多吃多占。
食堂不僅使社員們吃不好，而且帶來諸多不便。原來自家做飯，可以利用餘熱燒水洗臉洗腳，北方還可以暖炕。辦了食堂，自家屋裡連熱水都沒有，更不用說喝開水了。食堂人多，做飯用毛草樹葉沒法煮熟，隻好用炭和煤。可大多食堂無這麼多錢，便砍國家植的樹，或拆廟宇，拆房子作燃料。大食堂辦了半年多，糧食耗盡，燃料難解決，有的食堂三兩天才發一次菜飯，有的隻好自行垮台。
1959年，我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挫傷了社員生産積極性，大辦鋼鐵又浪費了農村的勞動力的現象有所查覺，便把注意力轉向農村工作，要求地、縣一級上司用主要精力抓農業，從種子到征購任務，從生産安排到社員生活，事無巨細都要在幹部心裡過。到農村後，我又作了深入的調查，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我将農村公社化後的現行政策進行了調整：首先是給社員劃撥自留地，明确規定恢複到進階社水準；其次是召開幹部會讨論公社食堂問題。人民公社化時，從社員那裡将糧食集中起來，除交國家征購糧外，剩餘的糧食被大吃大喝或A錢盜竊，沒到春節已無米下鍋。自留地劃分給社員，社員可自己種菜度過春荒，賣菜換的錢又可解決購買種子的錢。我這個意見取得了地委同志的贊同，是以地委一聲令下，基層幹部和群衆立即行動起來，很有秩序地把自留地劃下去了。公社食堂早已名存實亡，但中央又未明文說明可以不辦，有時還在倡導要繼續辦下去，要辦好。食堂辦不下去是客觀存在，基層幹部和縣上的幹部都強烈要求地委早些作出明确規定，以便安排社員生活，不誤春耕生産。地委為此事作了專門研究，大家一緻認為明文規定不辦又不敢妄為。隻好規定：農忙辦，農閑不辦，或者每天辦一餐其餘二餐由社員自炊自食。如果全體社員都贊成不辦，可以不辦。将來條件成熟，社員要辦再恢複。無論采用何種方法，食堂的炊事用具都得妥善儲存，不得分給社員，食堂的牌子更不能收。這個決定一下達，基層幹部、社員十分擁護，他們知道雖說了辦食堂的幾種辦法，其實質是允許不辦。行文下去，全區所有食堂也都關門了，有的甚至悄悄地把食堂的炊具用品也分給了各家各戶。隻有個别地方的公社怕将來挨整，還苦撐着局面。
泸州地區解散食堂的事，被省委派來我區幫助農村工作的工作團負責同志向省委寫了報告，省委辦公廳收到這個報告後又轉給了在家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二書記李大章。李大章在報告上批示："泸州地委已決定解散食堂，此件轉李政委閱。"辦公廳将此批件速轉給自貢召開川南片區地委書記會議的李井泉。泸州地區屬川南片，我正在那裡開會，會議已開完，大家都準備起程回去的那天早晨，我被李井泉叫去。他一見我就大發脾氣地問："你們泸州地區為什麼把食堂解散了。"我回答："地委未解散食堂，牌子還在，隻是辦的方法上作了些變通，這個變通是廣大社員的意見。"李井泉又說："什麼變通，就是解散嘛！"我不敢再辯，隻好說辦食堂困難太多，實在辦不下去了。"他們有什麼困難？"他又問。我說："不要說食堂已沒米下鍋，連燒的柴也不能解決。"他質問道："各家各戶蒸飯要不要燒柴？集體煮省柴，還是各家各戶煮省柴？"他又自己答道："當然集體煮省得多，這個道理你就不知道嗎？你還在當地委書記哩！"我冷言冷語地說："毛毛柴在大竈裡燒都燒不燃，大竈要好柴，哪來那麼多的好柴。"他又說："燒煤沒問題嘛！"我不再作聲，隻在心裡想：社員買鹽的錢都成問題，還有錢買煤嗎？我想收拾這一難堪的場面，便承認了錯誤，并保證回去後立即采取措施，在三天内把食堂恢複起來，而且要比以前辦得更好。他聽我這樣把食堂恢複起來，而且要比以前辦得更好。他聽我這樣一說，怒氣稍減，此時賀龍元帥正催他上火車去重慶，他對我說："鄧自力，你回去把食堂恢複起來就行了，省委不追究你了。"說完他和賀龍元帥上了等候在門外的汽車急馳而去。我乘上自己的車，一路上許多問題糾纏着我，有的自己能明确得出結論，有的卻不能，隻是慶幸有賀老總催李井泉上車，不然我不知會有什麼結果。
回到泸州，我在地委提出讨論這件事時，委員們和各縣的縣委書記都不發言，會場上鴉雀無聲。我忍不住問大家為何不表态，想來大家都感到公共食堂難以恢複，便說按李政委的提示辦吧。李政委已作決定我們必須服從。大家都和他共事多年，深知他的為人。散會時，我再三向各縣縣委書記打招呼："一定要把食堂三天之内恢複起來。有困難我知道，各縣自己想辦法克服。地委也沒辦法，哪怕一頓煮幾片青菜葉子，也要把食堂辦起來，維持下去。你們辦不好，我的日子不好過。省委工作團還在泸州，他們天天要向省委反映情況的，食堂問題必是反映的重點。"他們聽我一席話，個個都向我拍了胸膛作保證，我才松了口氣。
地委擴大會議後，我便下到各地檢查工作，主要了解春耕生産的準備工作情況，食堂的恢複工作也是我了解的重點。省委工作團的同志看泸州恢複食堂工作真的想了許多辦法，但确有具體困難，便向省委反映了情況。我看省委對反映的情況未作任何批示，便感到這一關可以順利混過去了。
【鄧自力（1920年10月-2010年10月），出生在四川廣安協興鄉坪裡牌坊村。1939年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就讀。1941年夏，抗大畢業配置設定在陝甘甯邊區留守兵團任警衛連教員，後又入延安大學。1944年冬，随王震将軍所率三五九旅挺進湖南、廣東，創立新根據地。後又随劉鄧大軍再進大别山。1947年，調地方任區、縣委書記、縣長。1950年回川後，任合江縣委書記、縣長，後任泸州地委宣傳部長、省工會副主席、泸州地委書記、省文化局（廳）長等職。在川工作期間，被錯劃為"右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與鄧小平的特殊關系，備受沖擊。1976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1980年任四川省政協副主席。1982年任四川省人大副主任，直至1992年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