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賢聚】
240cm×200cm 紙本水墨 2022年
【吹南風】
240cm×200cm 紙本水墨 2024年
【盛夏】
200cm×200cm 紙本水墨 2024年
姚瑞江先生的畫，使我對中國畫的花鳥寫意，有了很大的信心。我想寫意花鳥至少需要面臨三個問題，或者繞不開這三個問題：一是新與舊，二是似與不似，三是用筆用墨。
所謂新與舊，指的是畫作既要繼承傳統又不能畫的有舊氣，這看似是沖突的，但是，有能力的畫家可以平衡并解決這個沖突，既有紮實的筆墨功力，又将傳統當作活的流水，汲取其創造性進而自然地傳達現實生活。姚瑞江先生的畫，為苦寒之地的山花野草立傳，花兒不重複花兒，他也不重複自己，不同的畫面，盎然的生機，使他的花鳥與其他人的花鳥區分了開來，他的畫不舊，他的畫可以說新，并且新的有些來曆，這是可貴的。
所謂似與不似，以毛筆畫畫的人，都對繪畫的似與不似的問題了然于胸，心領神會。中國繪畫的筆墨思維不同于西方繪畫的透視思維，姚瑞江先生的畫，非常用心于構成，其空間關系大約呈現“半西半中”的狀态，其畫作的景深不深也不淺，鋪排得滿滿當當卻又透風透氣，有節奏，能呼吸，清雅有緻。他吸收西方速寫的某些長處，是在形成自我民族特征以後以此為據的主動選擇，是以，他似乎在追求畫法上的不分中西，從這點來看，如果假以時日，他将會給花鳥畫或中國畫帶來什麼啟發，還未可盡知。
姚先生的花鳥用筆特征是水大，墨色淋漓，甚至随意施墨，不從文人風調而偏偏講究野趣，我個人認為文人雅趣不如生命意趣，後者才是有難度的，我對他這部分作品也最為欣賞。同時，他的抽象山水又将焦墨的古拙、枯澀意味娓娓道出，開出另外一個面向，但畫面究竟該沖突大一些還是平和一點，走得更遠還是退回一些，我非常期待他以後的回答，也希望大家給予更多的關注，因為他是值得期待的！
（文/李春陽，摘自《評姚瑞江先生畫》）
【佳音】
200cm×200cm 紙本水墨 2022年
【冷秋】
240cm×200cm 紙本水墨 2022年
【暮歸】
240cm×200cm 紙本水墨 2022年
20世紀寫意花鳥畫的發展，曾曆經從筆墨本體到章法圖式的多層變革，也曾走過從傳統寓興到現代圖像的題材延展，對于寫意性的内涵與外延，及花鳥畫風格路向的選擇，已經積澱了豐富多元的現當代筆墨範式。尤其在學院教學與創研程序中，花鳥畫的課題最為集中地顯現出現代性轉型的特質，又最為深刻地附着于傳統意涵的時代演進之中。
作為70後中青年寫意花鳥畫家、哈爾濱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國畫系教授，姚瑞江曾訪學于中央美術學院李洋先生門下，多年來在畫道探索之路上，他主攻寫意花鳥，兼善水墨山水，尤以大寫意花鳥畫呈現個人面貌與藝術品格。從藤蔓蘭葉到瓜果靜物，從鷹雀家禽到頑石瓶花，其筆下的萬物造化往往充盈着蓬勃的生命韻律與倔強豪強的筆墨力量。
讀姚瑞江的畫作，一個音樂術語常常浮現在腦際，那就是“調性”這一語詞。在音樂學中，調性（Tonality）是調的主音和調式類别的總稱，也即24個大小調的關系。歐洲音樂史從巴洛克時期開始，絕大部分的創作以調性音樂為主，現代音樂中雖有“無調性音樂”的觀念與實驗，但基本上樂壇還是習慣接受調性音樂，甚至流行音樂仍無法跳脫調性音樂的規範。由此，調性既是一種範式，也孕育涵蓋着無限生機。将這一概念牽引到畫學領域，筆墨的規律亦可作如是觀：筆墨的調性何在？其核心是什麼，魅力源自何處？如果以現代實證科學的視野，筆墨微妙而豐富的層次可否進行細化分析，有何規律？我以為，在姚瑞江的寫意花鳥畫中可以覓到個中妙谛。他的畫作常強化表達筆質的蒼勁，一方面在墨痕的枯與潤中展現節奏韻律，在灰階色階中呈現筆墨調性與自然溫度的表達；另一方面也以筆線運化的形式分割與構成意識，在自然物象的造型叙事中完成主觀情緒的抒寫。點線之間，純以墨色，筆畫行迹，縱橫恣肆，是他藝術表達中不斷疊加實踐的探索，也是其筆墨調性的基本風格所在。
于是，我們可以在姚瑞江的筆墨世界中，看到山花野草的不屈與堅韌，望見小鵲雛鷹的靈動與自由，繼而感受到超越于自然而根植于人心的感奮與悸動。正是在傳統筆墨的源頭活水之間，在花鳥萬物的自然情境之中，他以富有豐富調性的筆質墨韻，建構了一個自足而充實的精神世界。在那裡，田園靜穆，水流花開，生命在金石般的質感中散發着永恒的魅力。
（文/于洋，摘自《筆墨調性與造化情境》）
【望秋】
240cm×200cm 紙本水墨 2022年
【大暑】
200cm×200cm 紙本水墨 2024年
【墨染北疆】
200cm×200cm 紙本水墨 2016年
姚瑞江系列山水畫對于傳統的推陳出新，是基于對傳統的繼承發展和對時代精神的不懈了解，他的系列山水畫不是簡單地對傳統山水筆墨語言和符号關系的組合，而是借傳統的筆墨語言和程式技法建構出展現時代風貌的作品。品讀他的系列山水畫能充分感受到時代氣息，這種具有時代感召的山水畫有别于對傳統文人畫的消極頹廢、蓬頭亂服，是能夠反映出當代人對山水畫的一種所感所悟，是新時代下中國特有的民族審美心理和美學趣賞的展現。正如清代華琳所言：“讀古人書，而不信古人，是欲誣古人也。盡信古人，則又為古人所誣。苟我之理勝，雖六經有可删可革之文。豈可拘于古人之言，而不反求其理哉！”
（文/路遙，摘自《姚瑞江山水畫的時代性筆墨成因探究》）
【太平圖】
240cm×200cm 紙本水墨 2021年
【靜待佳音】
240cm×200cm 紙本水墨 2022年
【七賢】
240cm×200cm 紙本水墨 2022年
取法古人、摹習自然，是中國畫學習的重要途徑。但是，取古人何法，對自然的審美認識等，因人而不同。故，同是取法古人、摹習自然，畫作卻有萬千風格。無論是取法古人還是摹習自然，都需要畫家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和發現美的方法，董其昌有言：“山行遇古樹須四面觀者，蓋樹有此面不入畫而彼面入畫者。”此言不僅是對發現自然美的一種指導，亦是取法古人的一種方法，能懂此意者，無不是一代中國畫大家。
畫家姚瑞江，是一位以傳統意象造型為基礎，用當代文化為美學認識而創作的畫家。其筆墨語言獨樹一格，但是又不失傳統筆墨形态，其所繪花鳥之形，亦是古人所喜表達之物，但是在其筆下繪就的花鳥畫卻與古人完全不同。這些種種都源自姚瑞江老師取法古人的方法和摹習自然中對自然美的一種新的認識。
解構、重組是“變”之因，亦是法之源。建構自己的筆墨語言，是離不開解構與重組的。解構的是古人之法，解構的是自然之美，重組的亦是古人之法和自然之美。自己的法度與美學認識及表現是在無數次的解構、重組中形成的。姚瑞江老師的筆墨語言中流露的新美學認識，就是來源于其無數次的解構與重組。
中國畫的變法，或者說推陳出新，是需要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上的，是以也就有了一個“域”的範疇。也可以說要把握好分寸與界限。不然就會喪失中國畫的文化性。在這一點上，姚瑞江老師的把握是非常好的，其堅守中國畫的文化屬性。故而，其出新法，但是不丢傳承，其發現新的美學表達形式，但是其筆墨語言和傳統對照時卻不顯得突兀。姚瑞江老師也因而建構了有“傳承之影、新法之境”語言形式。
（文/馮海濤，摘自《用當代文化為美學認識而創作的畫家》）
【靜待花開】
200cm×200cm 紙本水墨 2022年
【驚起】
196cm×98cm 紙本水墨 2007年
【君子之風】
196cm×96cm 紙本水墨 2017年
我盡管欣賞宏大主題的創作，但我筆下多為苦寒大地之下的山花野草，相比之下，我更樂意于對少受到人們關注的山花野草投以關懷，我希望能用手中畫筆，能用傳統的寫意繪畫方式為無名的山花野草樹碑立傳。任何事物，無論是令人追捧的，還是受人忽視的，其實都是世界規律的反映，都可以反映每個人心中的“道”，山花野草自然也不例外。而通過長期對山花野草的描繪與表現，我對繪畫中的“技”與“道”有了一番體悟，不僅使我畫藝有所進展，也使我對人生、對生活有了新的了解，尤其對事物之偉大與卑微有了全新的認識。至少對我來說，山花野草是偉大的，因為我看到它們的不屈與堅韌。
速寫，作為“技”的磨砺
我重視通過日常的速寫，來鍛煉對周邊事物的攝取能力，同時以此提升我的造型能力。這與我繪畫上的根底為現實主義有着密切關系。我關心我身邊存在的一切，不管是人與事，還是路邊的花與草。我始終以一種審視的眼光去看待這些事物，努力地去記錄下這些事物的本質，而其中本質往往是平凡的，但又是動人的，耐人尋味的。因而我常常攜帶着速寫本，以便在靈感迸發之時，能快速且生動地捕捉到理想中的繪畫素材。在我看來，不論是現實主義創作還是其他主義，靈活地掌握速寫，并自覺以其作為重要創作手段，是美術創作者所應當堅持不懈的事。
……
鮮活，作為“道”的追求
其一是創作者要具備紮實的造型能力。事實上，無論中外古今繪畫，造型能力均是繪畫藝術的基礎所在。西方繪畫自不必說，即便我們回看最無争議的、處于中國繪畫高峰的宋代，包括山水、人物、花鳥在内的優秀繪畫作品無一不呈現出創作者準确、到位的造型能力。因而我不論是在人物畫教學還是花鳥畫創作上，都極為重視對造型能力的錘煉。甚至我認為，當代寫意花鳥畫的發展瓶頸之一就是創作者的造型能力不夠過硬。客觀地說，在當代寫意花鳥畫創作者們之中，書法較佳的多，而有紮實造型能力的少。缺少系統的學院教育的創作者，或者造型能力薄弱的創作者，都應當直面造型能力的重要性。他們應意識到，一方面，寫意并不能成為回避造型能力的一個借口、一塊擋箭牌；另一方面，寫意的基礎往往是寫實，即創作者先具備一定的寫實能力，才有可能在後期達到寫意的表現，甚至于在很多時候，造型一旦足夠準确了，所描繪對象的“神韻”也就自然地出來了，形神也就兼備了。
其二是創作者要具備删繁就簡的能力。這點對寫意花鳥畫而言更為關鍵。如今的中國畫壇形式語言豐富，表現趨向多元化，花鳥畫家在創作時怎樣取舍？怎樣從中選取适合自己“道”的形式語言？這同時也是一個橫亘于所有畫家面前的難題。對于花鳥畫家來說，更大的挑戰在于，在解決了上述難題之後怎樣使畫面傳達出某種意境？這往往需要畫家具備高度概括對象的能力。古往今來，但凡優秀的花鳥畫家無不具備删繁就簡的能力，如成為傳統中國畫主要特征之一的“留白”即是此展現之一。當然，删繁就簡的實作難度較大，它代表着畫面上的取舍有度，既有疏密的對比，又有空白處以豐富意境，且存在某種呼應關系；它既展現了創作者的膽量與魄力，也反映出創作者“畫外”的功夫與修養。盡管如此，我們依然可從字面上的意思來試着對它作一番了解：删繁就簡，往往要求畫家先表現出“繁”，而在“繁”的基礎上再進行“删”，以此實作“簡”。換言之，它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創作者若無一定的繪畫基礎，則難以達至此水準。若明白于此，花鳥畫家一方面不可操之過急，妄想一口吃成一個胖子，這當然也不現實；另一方面則要以“删繁就簡”作為一個理想目的而去奮進、探索、創新，才能更有效地展現出描繪對象的鮮活與生機。
其三是創作者要具備在生活中體察入微的眼光與習慣。對于古今中外所有畫家來說，觀察永遠是第一位的。世間萬物有着不同的形态、習性與特征，動物也好、植物也罷，其差異處往往就是主要特征所在。花鳥畫家應養成一個時刻觀察周邊生活的習慣，在細微處下功夫、見功夫。有時候一隻鳥、一朵花，隻是一個形态的瞬間變化就能得見物象的本真，創作者若是将其“捕捉”到畫面中，往往便能感動觀者，因為這直接反映出對象的鮮活。鮮活，是與靈動聯系在一起的，有時候兩者甚至能畫上等号。我受高卉民先生的影響，長期關注并表現生存于苦寒大地上的山野花草。客觀言之，表現山野花草的特征是很有難度的，因為乍看之下，野花野草的形态都差不多，是以我隻能從它們的細微差别處下功夫，觀察枝葉的不同走向，甚至是同個物種的不同顔色變化。通過長期的觀察，我即便在描繪頗具難度的對象時也比初涉此道時顯得得心應手多了，進而也更為堅信體察入微的審視習慣，有助于創作者表現出對象的鮮活。
（文/姚瑞江，摘自《寫意花鳥的技與道》）
【盛夏】
196cm×98cm 紙本水墨 2023年
【萬事太平】
196cm×98cm 紙本水墨 2023年
【搖錢樹】
190cm×90cm 紙本水墨 2022年
【有風的下午】
196cm×98cm 紙本水墨 2023年
（來源：墨軒臻品藝術）
畫家簡介
姚瑞江，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哈爾濱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研究所學生導師、美術館館長、美術學博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黑龍江省中國畫藝委會副主任。2014年9月錄取為中央美術學院骨幹教師進階通路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