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新浪潮”欄目自開設以來已有二十多年的曆史，現已成為雜志的品牌之一。此欄目的作者均系首次在《人民文學》發表作品。今年，将召開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中國作家網與《人民文學》雜志共同推出“新浪潮”作家觀察專題。鑒于欄目優秀作者衆多，經過認真考慮，兼顧地域、民族、體裁等因素，我們選出第一期12位青年作家：朱婧、江汀、李晁、羌人六、栗鹿、沙冒智化、楊知寒、康岩、三三、蔣在、杜梨、焦典。作家訪談和相關視訊将陸續在中國作家網網站和各新媒體平台、《人民文學》雜志各媒體平台推出，敬請關注。
康岩：我想寫出大曆史骨骼處
那些伸展和屈曲的“關節”
采訪 | 中國作家網編輯 劉家芳
康岩
畢業于複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報告文學作品見于《人民文學》《北京文學》等，散文及評論見于《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解放日報》《文彙報》等。曾獲《人民文學》獎、劉勰散文獎等。長篇報告文學《他們讓真理穿越時空》入選2023年中國作家協會重點作品扶持項目、江西出版集團“時代氣象 中國精神”重大文學創作與出版工程。現就職于人民日報社總編室。
我于報告文學了解不多，甚至有些先入為主的“成見”。直到我讀了康岩的《燃燈者李大钊》，才感到報告文學書寫曆史竟可以是這樣的鮮活，沒有材料堆砌，也非機械搬運，而是以曆史的骨幹為底，綴以文學的錦緞繁花。讀後掩卷，仿佛經曆了一場精神的海嘯，血液在骨縫處冒着泡，内心激蕩，酣暢淋漓。随即我又翻開康岩的資料，那是一張“90後”的年輕面孔，眼神中有着一絲堅毅，我相信這堅定的眼光“看見”的東西絕對不會消失，像一隻熊熊燃燒的火把，照亮更多曆史的褶皺之處。
劉家芳：康岩你好。我閱讀了你的《燃燈者李大钊》，感覺這是一部厚重又不失激情的作品。能否就這篇報告文學作品，談談你的創作。
康岩：《燃燈者李大钊》寫于兩年前，是我發表在正規文學刊物上的第一篇作品。我有一個寫作計劃，通過5個人物故事，串聯起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中國被引入、翻譯、傳播的過程，這項工作跟我們黨的曆史緊密相連。這兩年裡，我還創作了《辟路者瞿秋白》《播火者郭大力》兩部中篇報告文學，分别發表在《北京文學》和《人民文學》。即将發表的還有兩篇書寫兩位九十歲高齡的老翻譯家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故事。這個計劃得到了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和江西出版集團“時代氣象 中國精神”重大文學創作與出版工程的支援，順利的話，年底能結集出版。
跟同齡的作家相比，我的寫作起步較晚，文體和題材也相對集中，但我一點也不急。創作還是要有耐心，好作品一定像一煲靓粥，一粒粒米、一滴滴水攪裹在一起，蓋捂嚴實，文火慢熬，掀蓋一刻，滿鼻撲香。
劉家芳：《燃燈者李大钊》文末有一句“時間在流逝，燃燈者的光熱永在”。這句話于當下有着一種非凡的意境。這是否就是所謂“曆史的心情”？是否也是你創作這個系列報告文學的初衷？
康岩：“曆史的心情”源自“人民文學獎”評委會給我的授獎詞。我一直覺得，隻有守好兩個“糧倉”，作家才能“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一個是“曆史”，一個是“生活”。“生活”自不必說，“曆史”則是生活以外另一筆礦藏，等待作家睜開眼去發掘、去勘探。攤開來說，“曆史”就是過去的“生活”啊！它所包孕的故事之豐沛、人物之典型、程序之曲折、縱深之廣闊一點都不亞于“生活”；作為創作素材，“曆史”的肌理與彈性也一點都不弱于“生活”。就拿我所聚焦的“黨史”“革命史”而言，比如李大钊，我們對他慣常的印象是黨的創始人，最後被反動軍閥秘密絞殺，獻身革命，是一個很偉大、很悲壯的“革命者”“燃燈者”的形象。李大钊的老家在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祖父是非常有威望的鄉紳，早年在山海關外經商，賺了銀兩回饋鄉裡。有一次，父親帶着他來到爺爺的墓碑前，碑上刻有一行文字：“從九品李如珍”，“從九品”在整個晚清的官僚體系裡是最末端，這真是極強的畫面感。其實少年李大钊跟今天的孩子一樣，也背負着沉重的期待。就像今天的一些父母，一定要讓孩子讀名校是一個道理。
瞿秋白
再比如瞿秋白，我黨早期的上司人。他少年有段時間寄居在表兄周均量家。那時候的瞿秋白，是個典型的“i”人，跟所有表兄妹都不怎麼說話，唯獨對周均量敞開心扉，無話不談，瞿秋白甚至主動要求看周的日記。後來，周一直為國民黨鼓噪呐喊，晚年定居台北，孑然一身，活到96歲，晚年還寫文章回憶與瞿秋白交往及決裂的經過，攻擊瞿秋白的革命行為。我常想，周均量在生命油盡燈枯之時，是否會想起與瞿秋白傾心晤談的那些夜晚？大時代、大革命風卷殘雲，小家庭、小兄弟情仇交錯，這裡有着極其撼動心魄的倫理。其實，過去的曆史與當代的生活在時空上緊緊相依，誰又能說“曆史的心情”不是“當代的心情”呢？
劉家芳：你的作品裡不乏曆史資料的鋪陳，但這些資料放在文章裡卻并不顯枯燥，很多文學性的“細節”細讀之下，大有身臨其境之感。你在創作時，是怎樣把曆史真實和文學性完美融合的？
康岩：“完美”真是過譽，我隻能說我像個裁縫，以曆史的骨幹情節為底，把原料裁剪成衣，再把文學的錦緞繡花似的繡到衣服上。這裡其實涉及的是創作方法問題。對于報告文學，我是一個初學者，但我總覺得報告文學在如今的文壇有着被“污名化”的傾向，大家好像認為報告文學寫作就是堆材料，機械搬運，不需要作家動心思。其實，這是對報告文學大大的誤解。翻閱報告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比如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餓鄉紀程》、夏衍的《包身工》，文學的真實、真誠、真摯與匠心，一點不弱于經典的小說和散文。寫了幾篇，我才發現，報告文學其實是一種綜合性、包容性很強的文體，創作者的“技能包”其實非常豐富。你既可以像寫小說一樣叙述情節、描畫人物，也可以像寫散文一樣勾勒場景、抒發感情，還可以直接引述曆史材料，比如曆史文獻原文、人物手稿書信原文等，還原曆史現場。甚至可以跳出文本評說幾句，發一些議論，也不違和。關鍵是，創作者如何把這些“更新檔”縫在一起，縫得細密、紮實，了無痕迹。這就又涉及到結構文本的方法，就是另一話題了。
關于“細節”，我想以發表在去年《人民文學》第11期頭條的報告文學《播火者郭大力》為例來說明。這部作品寫的是首個《資本論》中文本全譯本的翻譯者郭大力的故事。“五四”時期，他是進步革命青年，後來與廈門大學原校長一起，合作翻譯了《資本論》，建國後長期在中央黨校擔任教職，教授政治經濟學。寫這部作品，我很明确告訴自己，不能隻寫郭大力翻譯《資本論》，更要寫他為什麼要翻這部“天書”，而且是在國民黨統治年代，翻譯“禁書”要冒着生命危險。這就牽涉到郭大力這個人的性格、家庭環境、成長曆程等等。這裡就不能把郭大力僅僅看成翻譯家，而要兼顧他社會屬性的同時，盡可能還原他的“自然屬性”，把他看成一個活生生的“郭大力”。他做翻譯、幹革命，也一直把自己置于“家庭”與 “事業”的撕扯中。我安排了一個他在上海多年後回鄉給母親上墳的細節：
郭大力讓一雙兒女向墓裡的祖母跪下，弟弟扯着脆生生的嗓子喊：“非得跪嗎？”妻子扶住兒子的肩頭說：“爸爸讓跪，聽話！”溫煦的風吹過淩亂的草木，郭大力掏出洋火，點燃兩道黃表紙，很快，紙頭變成一縷青煙，在墳前缭繞，最後落下一團白灰。這裡蔓草叢生，人迹罕至，隻有幾道荒疏的車轍和腳印。這一刻，世界如此安靜，隔着墓碑，郭大力仿佛仍聽見兒時母親的低哝和絮語。那是寂靜的黃昏，母親在油燈下為自己納千層底。她從笸籮裡抽出針線，再細密纏繞，她一手握着硬邦邦的鞋底，一手用錐子給鞋底穿洞，再把線緊緊匝匝地穿進錐子打出的眼中。燈撚燃燒的噼啪聲，母親指尖走線的唰唰聲，交響在一起，郭大力愛聽極了。他微微閉上眼，盡力在記憶裡搜尋曾經熟悉的聲響，突然，幾隻受了驚吓的野鳥騰空躍起，向遠空飛去。
這個情景的細節是我想象出來的，它可有可無嗎？好像是，因為無關翻譯《資本論》宏旨。但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有過祭奠祖輩的經曆，郭大力跟每個普通人一樣，也深深思念着至親，也面對時間流逝、親人故去這些永恒的“大哉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個時刻，你我都是“郭大力”。
劉家芳：你本身是九零後的年輕人，這樣來寫革命曆史題材，是否覺得更能貼近一些年輕的讀者？
康岩：先插播一則小故事。去年初夏，我到浙江參加中國作協舉辦的一個活動，在機場等待接站的從業人員時，碰到了同來參加活動的一位刊物的年輕編輯，我們就聊起來。他問我寫什麼，我說主要寫報告文學。我清楚地記得，他臉上閃過一副驚訝的表情，停頓幾秒後說：“你是我見過的寫報告文學最年輕的了。”這是一個十分“黑色幽默”的片段。這位編輯是文學中人，見過那麼多寫作者，為什麼會發出這種疑問？為什麼年輕人不能用文學向讀者報告？我們的讀者，到底期待年輕人寫出什麼？
關于吸引年輕讀者的問題，我想拿主流的叙事藝術——電視劇來說明。業餘時間，我愛看電視劇，國産劇、英劇、美劇、日劇、韓劇……什麼劇都看。實話說，無論是講故事的水準，還是制作工藝，國産劇跟英美劇、哪怕韓劇，都還有一定距離。比如英劇《唐頓莊園》《王冠》，一部講英國近代貴族制度，一部以王室家族史側寫英國現當代曆史，妥妥的“革命曆史題材”“主旋律作品”，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追逐？還是因為提供了好看的故事、生動的人物、真實的細節。我看了《唐頓莊園》才知道，舊時代英國貴族每天早上讀的報紙，管家要用熨鬥燙一遍；家裡每頓飯，桌椅、杯盤之間的距離，也要用尺丈量。這些細節看似“迂腐”，但就是這一次次考究，把劇本的氛圍感營造得真切，人性還是喜歡真的東西。讀者的眼睛雪亮，文字又是白紙黑字的東西，你糊弄不了的。
關于“吸引”年輕人，其實不必刻意。閱讀是剛需，渴求讀到有質感、有收獲的好作品，跟年齡層無關。當然，我們很難期待再現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閱讀的“黃金年代”，但中國有着龐大的閱讀基數，哪怕再小衆、再孤僻的題材，都有着特定的閱讀群，這是很讓寫作者心安的。如果非要跟年輕人挂鈎，我想用國産劇《覺醒年代》來說明。可以說，我決定寫這個紅色翻譯家系列，跟《覺醒年代》的啟發有很大關系。這部劇很成功，年輕人喜歡，為什麼？制作精良是一方面，但根本還是不說教，用心用力寫人，寫真的人，寫真的人的感情，“革命”主題被緊緊包裹在“親情”“友情”“愛情”中，愛國救亡、民族大義就不會顯得假大空。
《覺醒年代》劇照
劉家芳：你塑造的革命年代的人物，總是充滿了“戰鬥精神”。這種精神對于當下日漸“庸常化”的文學書寫，似乎是一種挑戰。你是否會一直保持這種“戰鬥精神”？怎麼控制這種精神不會變成流俗的憤怒呢？
康岩：你所說的“戰鬥精神”按我了解似乎是對當下流行文學趨勢的一種排斥與對抗，我并沒有這種态度，更談不上憤怒。閱讀應該包容，分層分衆，我從不期待人人抱着《燃燈者李大钊》《播火者郭大力》讀，這個畫面太可怕。我從小生長在南方，來北京工作前，壓根不知道北方的羊肉這麼好吃，好吃的羊肉，連膻味都“膻”得恰到好處。有一次一位好朋友來京，我帶他去我認為很好吃的一家店吃羊肉，他就是受不了那個味兒。後來我想，就是有人接受不了羊肉，可能一輩子都不愛吃，你吹得再天花亂墜他也不吃。閱讀也同理。坐地鐵的時候，我很愛偷偷觀察大家都在讀什麼。我發現刷手機閱讀的，大多是一些“輕小說”，網文為主，更新打怪啊都市麗人啊；捧紙書的，大多是一些内容稍嚴肅的，這才是正常的閱讀生态。你讓人上班路上還沒睡醒，下班回家累得半死，還捧着《資本論》啃，現實嗎？但我有一個堅持，那就是哪怕社會上大多數的閱讀都是輕量化的、娛樂性的，你也不能阻止我寫我想寫的内容。我很贊賞新聞前輩梁衡先生的看法：寫大事、大情、大理。社會上的閱讀品類，除了仙俠玄幻、開棺盜墓、懸疑破案、婆媳沖突、夫妻鬥嘴，也要有一些關乎大曆史、關涉大時代的磅礴正氣、黃鐘大呂之作。但問題是，寫這類作品千萬不要圖解時代、堆砌材料，這樣的文字任哪個正常的讀者也讀不下去。要寫出大曆史骨骼處那些伸展和屈曲的“關節”，這考驗寫作者把握題材、結構文本、駕馭語言的能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劉家芳：你會一直從事報告文學的創作嗎？以後會不會寫一些虛構性的作品？
康岩：報告文學是我的“初戀”啊！當然，寫報告文學或許也跟我的職業有關。我在新聞機關工作，看稿編稿寫稿，時間一長，對非虛構的東西會建立起一套基本認知。身邊也有一大批優秀的從事報告文學創作的前輩，他們的作品也像是火把，點燃我寫下每個字的熱情。
關于虛構，再插播一則故事。兩年前在四川泸州領人民文學獎，跟我同獲新人獎的青年小說家栗鹿在飯桌上問了我一個問題：“你怎麼不寫小說啊？”是啊，我也這麼問過自己。我一直覺得，寫作需要沖動，這個“沖動”不經理性思考和邏輯推斷，直接釋放結果。也就是說，一個人他能寫好的東西，真的是他想寫的東西。如果哪天有“沖動”上門找我，說你該寫寫小說了，我想我會乖乖打開電腦，建起一個檔案夾，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寫下去。
劉家芳：能分享一下你的閱讀經驗嗎？
康岩：關于閱讀，我是個“雜食主義者”，我自己總結了一個十六字箴言：沒有忌口，磅礴盡收。葷素搭配，杜絕速食。工作以後，要讀大量跟工作相關的内容，閱讀再也不能像上學時那麼随心所欲了，時間也不允許。不過事情就算再多，文學閱讀也始終不能放棄。最近我在重讀《白鹿原》，通勤路上，睡覺前，把上學時囫囵吞棗的那些個環節都補上。陳忠實寫得真好啊，那是怎樣一種雄強的筆力和豐沛的語言，陳老五年磨一劍，捧出一本人生大書，寫作大抵是天下最老實的事之一吧。
/ 劉家芳/
中國作家網編輯。曾在《北京紀事》《北京文學》《中國煤炭報》《陽光》等刊物發表小說、散文多篇。熱愛文學、美術。經常腦洞大開，又善于用細膩的眼光在生活中捕捉文學的種子。
排版：肖 瑤編輯：劉 雅、鄧潔舲二審：張俊平三審：王 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