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強離開陳德三匪部後，在賴兆年護送下，翻山越嶺，進入四川境内，他倆繞一個大彎，避開萬源、城口等地，取道廣元、達縣、開江、墊江等地，奔赴重慶。
途中翻越秦嶺時，山下山上氣候差異如同由夏入冬，文強二人不顧衣衫單薄，急行趕路。
爬了一整天大山，疲勞過度，當夜，他們在山上找到一小戶人家借宿，在茅草堆裡倒頭便睡。
一覺醒來，文強竟全身凍僵，兩腿不能彎曲，疼痛難忍。天明後，賴兆年将他背下山去，來到一個隻有四五十戶人家的小鄉場。
他們剛剛找到一家小客店休息下來，就來了幾個壯漢，聲色俱厲對他們進行盤問，說是這條山路已多年沒有行人來往，若不是“棒老二”（即土匪），怎能過得山來？
賴兆年叫文強不要驚慌，他自稱是“漢流”（袍哥）中人，以袍哥禮節和黑話同這夥人談了一陣，對方最後抱拳高叫“自家人自家人”，不言而去。
随後，賴兆年在鄉場上替文強雇了一乘滑竿擡着他，賴兆年在一旁緊跟步行趕路。
為了打聽省委情況，文強先去了開江縣廣福場，因為，這裡住着一個長期與李家俊起義部隊和中共四川省委保持聯系的人。
此人名叫王維舟，四川宣漢縣人，這年43歲。
王維舟舊照 圖檔來自網絡
他在中共黨史上，是一個十分奇特的人物，第一，他的黨齡比中國共産黨的“年齡”還長。中國共産黨于1921年7月建立，而王維舟在一年多以前就加入了共産黨！
原來，他在中共建立之前，先加入了北韓共産黨，到1925年，才在漢口轉入中國共産黨。
第二，他在大革命失敗後，一直在川東上司農民武裝鬥争，并經常為中共四川省委籌集錢款、傳送情報，但是，在中共四川省委上司機構内，卻一直沒有一個明确的職務。
正因為這樣，加上他在地方上有一定勢力（民國初期，任過宣漢團練局長、綏定府警備司令兼達縣警備隊長），是以，盡管報上不時有将他與李家俊并提的消息，但地方上的反動勢力一直沒有對他采取行動。
是以，王維舟也就成了川東地區共産黨人與中共四川省委之間的一個可靠聯系人。
文強由滑竿擡着，在一處農家院子裡找到了王維舟，雖是初次見面，倆人卻早已知名。
王維舟長得高大魁梧，比文強年長十多歲，他滿腔熱情地招待了兩個曆盡艱辛的年輕同志。
當文強向他打聽省委情況時，他沉吟片刻，叫賴兆年把兩個擡滑竿的轎夫帶到院壩外去歇息，轉身下到地窖裡，含淚拿出了一卷報紙。
文強迫不及待地打開報紙，隻見上面有幾處用墨筆加上了黑框的消息：
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劉願庵、軍委書記李鳴珂及其他主要上司幹部穆青、鄒進賢、程攸生、牛大鳴等全部在重慶被軍閥劉湘殺害！
這次慘重打擊的起因是這樣的：
1930年春，軍閥劉湘為了遏制中共組織在重慶地區的活動，采取“以毒攻毒”的政策，他利用熟悉共産黨情況的叛徒，組成第21軍特務委員會，對中共地下組織展開破壞。于是，災難接踵而至——
3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組織局主任穆青被第21軍特委會偵緝隊在街頭撞上，當場逮捕。
4月5日開始，中共四川省委在重慶城裡設立的秘密聯絡據點九七書店、掘新書店、協合寄宿舍、南來燕咖啡店等，都因叛徒舉報，被第21軍軍部查封。
4月17日，中共四川省軍委書記李鳴珂在朝天門碼頭路遇叛徒、第21軍特委會偵緝隊長易覺先，當即将其制裁。
但是，李鳴珂未能逃離戒嚴封鎖圈，潛伏一夜後，不幸于次晨被捕，随後遇難。
5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在城内浩池街秘密據點裕發祥醬園鋪樓上開常委會時，因内奸告密，突遭警察搜捕，除一人跳窗脫逃外，書記劉願庵和其他兩位常委：工委書記程攸生、秘書長鄒進賢被捕，三天後一起遇難。
劉願庵等被捕時，當場搜繳的省委檔案證明了關押在獄中的穆青的真實身份，本已瞞過當局，出獄有望的穆青也遭到殺害……
不久，繼任省委秘書長牛大鳴上司在川東梁山起事的四川三路紅軍暴動失敗，代表省委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後，回到重慶，在通遠門城門外被第21軍特委會偵緝隊長賀蜀筠撞上逮捕，随即遇害……
文強萬萬想不到，他一心要尋找的省委竟已遭此慘禍！
緊接着，王維舟問他将如何打算，文強堅定地說，還是要到重慶去，一定要找到省委，他相信新的省委肯定已經組建起來。
王維舟贊同他的想法，隻是提醒他一路上多加小心。同時，告訴文強，李家俊已脫險，也尋找省委去了。
而且，他的父母家人都已接來住在他這院子裡。文強一聽，趕緊要王維舟帶他去看望李家俊的親屬。
在另一間農舍裡，文強見到了李家俊的父母和他的獨生兒子，還有幾個小女孩，是李家俊的妹妹。
看到他們衣衫破爛，面黃肌瘦的樣子，文強心酸不已，一個吃穿不愁、富甲一方的地主家庭。為了支援革命，竟落到了如此貧窮的地步！
文強所帶的100塊銀元，在路上隻用去很少一點，這時，他隻給自己留下10元作路費，餘下的全部拿出來送給了李家俊的父母。
告别了王維舟和李家俊的親屬後，賴兆年靠近滑竿，悄聲向文強問道：
“先生随身帶着的那一包銀元是不是忘了帶走？”
文強歎道：
“我不是忘記了，是給了李家俊的父母。你放心，我們的盤纏已經留夠了。到了重慶，我的朋友很多，不愁沒有生活來源……”
“先生你真是大義不顧身的好人呀！”賴兆年敬佩道，“沒有關系，我們還有陳德三送的10斤銀耳，到重慶就可以變賣成錢。”
在賴兆年的忠實護衛下，文強他倆經過兩天半的路程到達長壽縣，打發走了兩個滑竿轎夫，坐上小火輪，直奔白色恐怖中的重慶。
來到重慶，文強通過劉願庵烈士的遺孀、省委委員周敦琬的二姐，住在城内蓮花池街的周敦璤家，又與新的中共四川省委接上了頭。
二姐不是中共黨員，但她一直支援妹妹周敦琬獻身的事業，經常無償地為中共地下組織傳書帶信，甚至幫忙轉運手槍，她家也成為中共四川省委一處可靠的永久通訊處。
按照交通員交待的約定，在重慶城東朝天門碼頭附近一家小茶館裡，文強與新任省委書記程子健見了面。
1923年5月15日，程子健（後左一）與旅歐支部負責人周恩來（前左一）、聶榮臻（前右一）在法勤工儉學合影
程子健，黨内化名秋霞，從這個富有詩意的、女性化的名字上，外人很難想象出他的真實外貌。
他個子不高，模樣忠厚，戴頂瓜皮帽，坐在茶館裡，跟喝茶歇腳的小生意人沒有什麼差別。
不知底細的人誰也不會想到，他竟是前不久還在上司四川全省大暴動的中共四川省行動委員會主席團主席！
程子健年長文強5歲，曾赴法國參加勤工儉學，在大革命時期就已成為重慶勞工運動領袖。
這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遭到大破壞後，程子健和項鼎、羅世文等幸存的省委委員在重慶城外浮圖關路邊一棵老黃葛樹下召開緊急會議，建立起了新的臨時省委，他擔任書記。
不久，中央代表餘乃文入川，帶來了以後被稱作“立三路線”（因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而得名）的中共中央決定精神：
在各地舉行暴動，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的勝利，進而“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随後，共産黨、共青團省委及工會全部合并為上司暴動的省行動委員會。程子健擔任四川省行委主席團主席，大暴動的總指揮。
不過，文強來到重慶時，各地在左傾盲動路線指導下的暴動，已經相繼失敗，中共組織損失慘重，白色恐怖更加嚴重。
餘乃文奉命去武漢向中共中央長江局彙報，失去音信（後來，據說是到武漢後即落入反動當局之手，遭到殺害）。
項鼎到萬縣去建立下川東特委，以便建立四川省委與中共中央長江局之間聯系的中轉站，并為省委籌款。去後不久，即因内部出了叛徒而被捕。
而羅世文為治病和安排川西的一些工作，去了成都。此時中共四川省委隻剩下程子健一人，而他的處境十分危險。
就在此前不久，中共四川省行委1930年11月3日緻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
目前，最迫切需要與長江局調換分子是省主席團主席秋同志，他在四川工作七年，因為太紅，社會關系亦太複雜，行動簡直不便，尤其在江巴，的确再留四川結果是很被動，站（占）着茅廁不能窩（屙）糞，重蹈堅予前犧牲覆轍（堅予前曾懇求出川，亦是因為太紅，結果未準），便宜了敵人。
報告中提到的“堅予”，即前省委書記劉願庵。由此可知，劉願庵曾因自己面目“太紅”，難于開展工作，而要求過調離四川，但未得中央準許，堅持在危險之地，最終被捕犧牲。
“便宜了敵人”是幸存者發自内心的痛切感慨。而程子健就是在這樣的險惡形勢下，與文強會面的。
程子健簡要談了這年春夏間省委遭到大破壞的經過和後來全省大暴動的情況，他告訴文強，李家俊突圍出來已到重慶來過，也曾被選為省行委委員，不過，他對這種不切實際的左傾冒險計劃表示不同意見，再三希望吸取一路紅軍失敗的教訓，但未得到重視。現在，他已經又回川東去了。
程子健提醒文強，要提防劉湘的第21軍特務委員會，那是劉湘為對付共産黨人專門組建的一個特務機構。
特務們全都是原共産黨或共青團的叛徒，為首的是前共青團四川省委宣傳部長宋毓萍和前中共川東特委軍事幹部賀蜀筠。
文強問了一下還有哪些叛徒，發現沒有一個是同他有過交往的，便放心了。
程子健在談話中高興地叫着文強的化名說：
“萊之回到重慶來，我也放心了。你曉得，鳴珂犧牲後，軍委工作就是我在兼代，後來中央派來了餘乃文搞軍委，他也隻是個書生，軍事上外行。現在你來了，搞軍委你是最好不過的人選了！”
談話後，程子健帶文強到城東芭蕉院小巷裡，在那家光線昏暗的屋子裡，見到了李鳴珂烈士的遺孀李和鳴和劉願庵烈士的遺孀周敦琬。
被叫作李老五的李覺鳴也在這裡，大家劫後重逢，無不感慨萬分。
随後，程子健和周敦琬帶文強，沿重慶下半城往西行約十來分鐘，來到城南儲奇門城門外長江邊上一條被叫作“河街”的小街。
重慶臨江吊腳樓舊照 圖檔來自網絡
河街臨江一面是一些倚傍岸坡搭建的竹木捆綁房屋，為防夏日洪水侵襲，這些房屋都懸在半坡，下面撐着長長的竹木杆子，房屋就像踩高跷一樣搭建在這些杆子上，重慶人稱之為“吊腳樓”。
這裡多半是來往客商的堆棧或船工住宿的旅店，也有些成了船工家眷或其他貧民的住房。
其中一幢單門獨院的吊腳樓，就是當時中共四川省委機關所在地，也就是前省委書記劉願庵烈士的家。
劉願庵犧牲後，這裡并未暴露，因而省委機關仍在這裡，外人隻知這是一個柏木船老闆的家。
這幢吊腳樓有并排三個房間，周敦琬住了一間，賴兆年和小交通員住了一間，程子健和文強就在另一間屋裡的一張木闆床上抵足而眠。
屋裡還有一張帆布行李床，是李覺鳴有時來這裡過夜準備的。
住了兩三天，互相交談了許多情況後，程子健告訴文強，将他補為省委常委，負責軍委工作，但是，需要他先代表省委去一趟川南，巡視各地黨組織情況。
因為，貫徹“立三路線”的大暴動失敗後，省委已經與川南各地黨組織失去了聯系，此時，完全不知其工作情況及是否還存在組織活動。
那時的巡視可不比如今，不僅沒有歡迎與宴請，而且，連一分錢旅費也沒有，得自己解決。
程子健正是因為知道文強身邊尚有餘錢，屬于“富裕階級”，才敢叫他出去巡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