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裡，世界上的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先後發生了舉世震驚的“政治災難”，一次是30年代蘇聯的“大清洗”運動，另一次則是60年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中國的十年特殊時期。而兩次災難，李立三都是受害者，也是見證人。
1930年9月，李立三因犯“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被免去了中共中央負責人的一切職務，并于同年底根據共産國際之要求，隻身前往莫斯科檢查交代錯誤，誰知，這一去竟長達15年之久。
在莫斯科工作期間，李立三遇到了他的紅顔知己——李莎，盡管兩人年齡相差較大，且李立三身份還比較特殊，但這位年輕的蘇聯姑娘卻毫不在意，毅然選擇跟他走到了一起。
然而，兩人剛結婚沒多久，蘇聯的“大清洗”運動就波及到了他們幸福的小家。
1938年2月下旬的一天，幾名荷槍實彈的蘇聯官兵突然闖進李立三的家中，毫無分說就将他給逮捕了。李立三被捕後的第二天，李莎就被趕出了共産國際的幹部宿舍，并且其所在機關的團組織開始逼她在團籍和丈夫之間做抉擇。
對于一個信仰共産主義的有志青年來說，團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堅持真理也同樣重要。
于是，在面對機關團組織的逼問時，李莎思考片刻後，說道：我的丈夫不是反革命，我非常了解他，我相信他的問題總有一天會弄清楚的……說完，李莎便從口袋裡掏出團員證，輕輕地放在了桌子上，然後轉身離開。
然而，直到1939年底，李立三才被釋放出獄。次年3月，共産國際正式作出結論：李立三在蘇聯的問題搞清楚了，對他的指控至沒有根據的。
為了這短短的一句話，李立三夫婦卻苦苦等了近2年的時間。但不管怎樣，李立三終于還是被無罪釋放了。
而李立三出獄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共産國際請求早日回國，參加抗戰。但由于各種原因，他的這一願望始終未能實作。
1945年，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李立三雖然此時人在蘇聯，但仍被選為中央委員。以至于當他得知這一消息時，非常激動，這說明黨組織并沒有忘記他。
是的，黨沒有忘記他，祖國和人民更沒有忘記他，在選舉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時，毛主席發表了講話，肯定了李立三對中國革命作出的貢獻，而也正因如此，他才得以被成功選為中央委員。
當然了，比起被選為中央委員更高興的事情，就是共産國際終于準許他回國了！
1946年1月，李立三離開工作和生活了15年的蘇聯，踏上了回國之路。
不久後，他的夫人李莎也從蘇聯來到了中國，後被安排在哈爾濱俄語專科學校擔任教員。
中蘇關系破裂後，很多人曾力勸李立三與李莎離婚，但李立三并沒有這樣做，他們夫妻倆是患難之交，彼此心心相印，他怎麼可能在這個時候抛棄她呢？
而已經在中國生活了十幾年的李莎也舍不得離開中國，更舍不得扔下丈夫傳回蘇聯，為此，她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放棄蘇聯國籍，申請加入中國國籍。1964年7月，李莎正式成為了新中國的合法公民。
李立三從蘇聯回國後便受到了組織上的重用，解放戰争時期曆任東北局委員、敵工部部長、城工部部長、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等職。
在此期間，他以自己多年來未直接參加國内革命鬥争深感遺憾，于是在走上工作崗位後，他便加倍努力的工作，為開辟和穩固東北根據地、支援全國解放戰争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他又在黨的上司下，參與建立了新中國的一系列内政外交事務，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勞動部部長、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華北局書記處書記等職。
然而，就在他全心全意為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努力工作的時候，特殊時期開始了。
由于李立三早年曾在黨中央擔任過重要職務，他掌握着很多老幹部的情況，是個典型的“活檔案”。于是，“造反派”們便找到了他，希望能從他口中挖出一些關于老幹部們的“犯罪證據”。
盡管李立三與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但他卻始終堅持“隻講真話，不講假話”的原則，是以，“造反派”們并沒有從他這裡得到特别有利的“證據”。
毫無疑問，李立三的“不配合”，也必将使其成為“造反派”們重點打擊的對象。
很快，一張張寫着“李立三裡通外國”的大字報便貼滿了機關和街道，并勒令他盡早交代自己的“罪行”。
對于這一系列莫須有的罪名，李立三當即便予以駁斥，說：我李立三犯過嚴重錯誤，什麼時候都可以檢讨，并且也願意改正，但要說我裡通外國這是沒有的。
事實上，盡管當時的李立三還戴着“立三路線”的帽子，但任何人都知道，這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更何況此案已經過反複清算和審查，到現在再拿出來說，顯然是不合适的。
除此之外，當時的李立三雖然是華北局書記，但實際上他早就已經靠邊站了。而他既然不是主要的“當權派”，也就不可能執行所謂的“資産階級反動路線”了。
但問題是，“造反派”們并沒有從他這裡得到他們所需要的“證據”，是以他也必将成為被沖擊的對象之一，畢竟那是個瘋狂的年月。
1967年5月的一天深夜，李立三的家被“造反派”們給查抄了，家裡的物件都被翻了個底兒朝天，跟當年在莫斯科的場景幾乎一模一樣。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裡，李立三就受到了一系列不公正的對待。
6月22日這天中午，李立三強撐着病體，提筆給毛主席寫了一封“絕筆信”，他在信中說道：
“……隻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絕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隻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并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由于不堪折磨，李立三吞下安眠藥，離開了人世。
而李立三去世當天，他的妻子李莎就被關進了秦城監獄，這一關就是8年，隻是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她被捕的前幾個小時，她的丈夫李立三就服藥自殺了。
1975年5月下旬李莎出獄後，還在關心丈夫李立三的狀況，她此刻還不知道丈夫已死，還在期盼着早日與丈夫團圓。
1978年底，李莎結束了三年半的“流放”，回到了北京，直到此時，她才知道丈夫已經去世了。但此刻的她早已沒有了眼淚，或許她對這一切早有預料。她此刻最大的願望，就是丈夫能早日平反，恢複名譽。
終于，在組織上的關注下，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紀念堂為李立三同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肯定了他是“我黨的優秀黨員、無産階級革命家、中國勞工運動的傑出上司人之一”，肯定了他對中國革命所作出的貢獻。
憑心而論，李立三的一生确實是革命的一生，他雖然曾犯有錯誤，但他卻從不掩飾自己的錯誤，反而勇于承擔、正視自己的錯誤，并努力加以改正，光是這一點，就值得我們敬佩。
此外，李立三回國後雖然屢任要職，但其仕途并非一路平坦，期間更是屢受批判。
比如在1951年底，他就因所謂的“路線錯誤”，受到了陳伯達在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上的批判，離開了全國總工會的上司崗位；1954年，李立三又被免去了勞動部部長職務……
然而盡管如此，他一直在兢兢業業的工作，從不計較職務高低、工作大小，隻要能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無論做什麼工作，他都樂此不疲。
這樣一個顧全大局、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優秀上司幹部，無疑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學習和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