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記本”注：本文采訪記者為陳靜、劉方圓，首發于《中國社會科學報》，特此分享。
學術評獎，是學術研究曆程中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真正的學術獎項是神聖的，充滿着榮譽和責任。評獎者一身正氣，一秉至公；獲獎者實至名歸，倍感光榮；後來者以為高标，心向往之。可以說，嚴肅公正的學術評獎，對推進學術繁榮、深化理論研究、發揚優良學風發揮着重要作用。
目前，學術界各種各樣的學術獎項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學者也經常面對各種評獎。其中，不乏科學公正的評獎，為學界所公認；但不可否認，浮躁和不正之風也在蔓延侵蝕學術評獎。
一些學者反映，如今某些學術評獎已經演變成學術自由市場，形式雷同，魚龍混雜，評獎專業戶、利益集團化和潛規則盛行，完全背離了學術評獎本身的主旨。
學術評獎良莠不齊
曾長期擔任“孫冶方經濟學獎”秘書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卓元，講述了該獎項的評審過程。他介紹說，一般每屆大概有100本書、 150—200篇論文申請評獎，評獎周期曆時3—4個月。評獎者通過兩個途徑申請：一是自己申請，并要求專家推薦；二是請重要的刊物、出版社和報紙推薦。初選小組成員由經濟學部各個研究所推薦一名研究員，北大、人大、複旦、廈大、南開各出一名教授組成，此前集中在招待所封閉式評選。現在則采取會議形式，以多做準備工作為主。他還強調，有的書和文章由于初選小組相關專家較少，還要另請專家來評，并提出意見。
張卓元說，為了盡量做到客觀、公正并經得起推敲，獎項甯缺毋濫，專著和文章要形成比較一緻的看法時才推薦到評獎委員會，否則就不斷請專家看。即使這樣，評獎過程中仍然有人試圖通過各種方式影響評獎結果。張卓元坦陳此種情況自己也遇到過，如有人說隻要能評上獎可以不要獎金，甚至可以捐錢。“‘孫冶方經濟學獎’是嚴肅的，申請評獎一分錢不收，必須要達到标準才給予評獎，送人情是絕對不行的。”
但與此同時，不止一位學者對某些學術評獎發出感慨。他們口中學術評獎的幾大不端，大體可以總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學術評獎走向異化，不是評獎，而是評人；不是突出學術，而是變成社交，成為一種公關行為。學術評獎淪為學術交際場，學者蛻變為“長袖善舞”的“交際花”。
二是學術評獎成為發家緻富的好手段，評獎者拉贊助，被評者名利雙收，形成一個利益鍊條。嚴肅的學術評獎沾染上銅臭氣，變成逐利的商業行為。
三是有些評委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濫評獎，評爛獎，學術評獎成為近親繁殖和“舉獎不避親”的學術名利場。
人為因素尤為複雜
評獎本身是一個客觀行為，為何成為滋生學術腐敗病菌和學術不端行為的一大推手？
有些評審專家辯解說，這與整個社會風氣密切相關，且申報量過大，許多是著作，評獎标準不好操作。參評者則質疑，不能将不公正的評獎結果推诿給程式和制度。程式沒錯并不代表結果沒錯，真正好的程式不能保證結果沒錯，但能保證出了錯及時糾正。另外，誰又來監督評審專家？
雙方各執一詞，也驗證了長期擔任各種哲學社會科學獎項評委、吉林大學教授孫正聿（“必記本”注：哲學教授）的話，“評獎本身确實特别複雜、困難。首先，與評獎項目相比，評獎是一種對成果的評審，既有相對好操作的一面，也更有其不好操作的一面。好操作是因為它不是對一種預期的不存在的東西進行評審，而是對已形成的東西進行評審，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有确定的對象。其次，正因為它是業已形成了的東西，工作量大就給評審人帶來了很多困難。”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薛鳳旋則表示，“香港學者很少參加内地獎項評審，因為在人際關系方面比較吃虧，内地學界對SCI和SSCI也有不同看法”。
首都師範大學葉險明教授對此很有感慨。他對記者說，學術評獎中的學術不端應該在學術界引起更大的重視。很多學者都認為這種現象普遍存在，但是到底危害和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一般的學者隻是從抽象上來看，很難具體地去認識。隻有自己參評時的感性認識才能證明以前抽象的認識。2010年，他曾參評某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獎，其著作《“知識經濟”批判》雖得到了各方肯定，卻在評獎中慘遭“逆向淘汰”，而相關機構至今沒有給出任何合理的解釋和說法。
葉險明認為，中國學界的學術不端，包括其他領域的學術腐敗，往往都是在程式之中發生的，之是以查不出來或者不好查就是因為它符合程式，這就需要進一步完善評審制度。
也有專家指出，人文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成果那樣立竿見影，其成果不好界定，也更容易出現一些不公正的評獎現象。加上有些規則有人為操作的空間，這樣往往會出現問題，以緻很多評獎還沒結束，就有人知道内幕，知道誰會得獎。
香港學術獎項是為穩定年輕學者
學界熱衷評獎，學者熱衷拿獎，社會熱衷辦獎，其深層次原因何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丁國旗表示，評獎比較實惠的主要是職稱問題，許多機關将職稱評定與獲獎直接挂鈎；同時，豐厚的獎金也很有誘惑力。除此之外，拿獎所帶來的榮譽以及對本人學術的認可，都是評獎熱的重要原因。
與内地不同的是，香港的資深教授對拿不拿獎持無所謂态度。薛鳳旋介紹，香港主要的8所大學裡沒有自己的評審體制，慣例是以西方為标準，看學者在SCI、SSCI裡的文章有幾篇，影響因子情況，而拿獎與評職稱并不挂鈎。另外，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設有“傑出研究獎”和“青年傑出研究獎”，主要是給剛進來的博士和博士後，校内評審通常不是給研究最有成就的人，而是變成一種安撫的手段。比如系裡的年輕教授，合同将滿，又希望他留下來繼續工作，那麼就要為他留下來創造條件、争取這個獎，畢竟剛出來的學者地位不穩固，要靠一些獎項來支撐。
那香港學者是否對 SCI和SSCI的評價體系滿意呢？“抱怨很大”，薛鳳旋如是稱。談及原因，他分析說，靠以英語為基礎的西方評審标準，有客觀的地方，也有不客觀、不科學的因素。比如，日本、法國、德國很重要的論文是在自己的雜志、用自己的語言發表的，但在這兩個體系上不一定展現出來，中國内地一些好文章也在系統裡反映不出來。另外，SCI、SSCI隻是雜志文章，不包括專著，對專著沒有具體的衡量标準。評職稱、院士等主要靠這兩個名額，如果有專著，要看個别情況，如果是歐美比較有名氣的出版社出版的，就會受到重視，譬如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相當于SCI的8篇文章。
薛鳳旋還指出，SCI和SSCI文章總量差了3000%，前者文章引用次數是後者的30倍，如果自然科學方面的文章被引用30次，其實它的重要程度等于社會科學文章被引用1次。SCI文章比較短，往往很多人一起寫，篇幅小；社會科學往往幾十頁紙，并且一個人寫，每期最多三四篇，一個被認可的自然科學學術雜志一期可發多達20篇的文章。是以，二者之間應該有換算的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