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海海戰是慘烈而悲壯的，北洋海軍官兵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價，馬吉芬在描述“鎮遠”艦戰後的情景時說：“戰鬥甫畢，各艦施行檢查，但見屍骸累累，血肉滿目，凄慘之象，莫可言宣。鎮遠前桅樓中，原裝小炮兩門，配置測距士官一人，炮員五人，此時阗無聲息，比登桅查之，則悉桅樓中敵一彈，六人俱已陣亡，始恍然前者沉默之原因。”
然而，這畢竟是一場失敗的海戰，反思和追問比悲傷和慨歎更有意義。分析這場海戰失敗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幾點：
第一，戰前缺乏部署和準備。
一場戰争的成敗，戰前準備是關鍵。軍事家毛澤東所說的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指的就是戰前準備對于奪取戰争勝利的重要性。從1894年6月開始，中日之間就已顯露出戰争的迹象，7月，戰争一觸即發，丁汝昌對此了然在心。然而李鴻章徒勞無功的外交斡旋和“保船制敵”的方略，嚴重誤導了丁汝昌，加之武器裝備陳舊，艦船數量不足，均使丁汝昌不能下定與日本艦隊決戰的決心。關于這一點，從丁汝昌在黃海海戰前一系列消極表現中就可看出。
有學者認為，無論是戰争準備欠缺，還是戰術意識薄弱，均是由丁汝昌這位陸将的無能造成的。這種觀點未免過于片面。毋庸置疑，丁汝昌乃至大多數管帶沒有經過海戰實踐，是戰争準備中出現纰漏的一個重要原因，可丁汝昌也是從戰争中走過來的人，作戰需要準備這樣的簡單道理他不會不懂，一些關鍵準備工作的缺乏，如沒有安排接替指揮人員、沒有評估彈藥量、沒有制定戰術預案，等等，均不是隻用“無能”二字就能解釋的。
況且，即使丁汝昌“無能”到如此地步，他的身邊還有一批經過長期曆練的艦船管帶，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也不至于讓戰前準備如此糟糕。由此看來，北洋海軍缺乏戰前部署和準備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丁汝昌的“無能”，而是丁汝昌面對光緒皇帝和李鴻章互相沖突的戰争指導，做出了消極反應。
從海戰的實際情況看，北洋海軍作戰部署和準備的缺乏，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沒有預定海戰戰術方案。雖然在丁汝昌的思維中戰術是必不可少的，在戰前他也在努力展現自己的戰術設想，提出了“三點原則”，但“三點原則”并不能代替完整的戰術方案，它僅僅是海戰開始時的戰術規定，無法貫穿于海戰的全過程。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現在黃海海戰前丁汝昌曾經拟定過海戰戰術方案的史料記載。
是以在海戰中，北洋艦隊戰術單調，陣形呆闆缺乏變換，姊妹艦之間戰術配合毫無發揮，各艦管帶木然應付，在敵人不斷變換的陣勢中，束手無策。艦隊失去統一指揮并不是各艦放棄戰術配合的理由，雖然旗艦“定遠”無法發号施令，但各艦之間的聯絡并未被破壞，如果戰前有戰術預定方案的話，艦與艦之間完全可以形成臨時編隊，特别是姊妹艦之間，越是艦隊失去統一指揮，越是發揮兩艦協同作用的時候，可遺憾的是，自始至終沒有任何一艘軍艦的管帶給姊妹艦發出過統一行動的信号，這其中除了各艦管帶戰術意識薄弱外，缺乏戰術安排是最主要的原因。沒有戰術安排帶來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勇者過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過怯，不守号令而退後，此陣之是以不齊，隊之是以不振也”。
相比之下，日本海軍戰術運用靈活得當，第一遊擊隊和本隊之間始終保持着戰術配合，如果沒有戰前的嚴格要求，很難達到如此程度。
第一遊擊隊：松島.浪速.秋津洲
二是戰鬥陣形演練不精。雖然北洋海軍早有戰鬥陣形的標明，也進行過針對性的操練，李鴻章就曾稱贊這種陣形“尚能整齊靈變”。但由于丁汝昌平時執行任務時多率領少數軍艦出航，全艦隊進行陣形演練的機會少之又少，隻有大操和接受校閱才是全艦隊演練的寶貴機會，并且這時的演練是不帶戰術背景的演練，各艦可以從容地駛到各自的位置上，讓陣形整齊而美觀。這樣一來，戰鬥陣形的練習就難以做到精細化和複雜化，建立在想定基礎上的陣形變化預案就難以形成。
餘思诒曾評論說：北洋海軍的陣形“種種變化神妙不窮⋯⋯故必韬略素谙，胸有成算，方克勝任。各船尤宜讓出前後左右炮路，若不操演純熟，将何以制勝哉?”由于演練不精，在海戰中各管帶對陣形的變換顯得十分生疏，由夾縫魚貫陣變為夾縫雁行陣時，就因各艦航速不一而使兩翼軍艦不能運動到位，這是事先應該有所預料并加以避免的，可是在接戰的關鍵時刻，這種情況依然發生了。
特别是在遇到敵艦運動幹擾的時候，作戰陣形沒有進行相應的調整和變換，僅以簡單的“艦首對敵”應對之，使陣形頓時演化成束縛各艦手腳的枷鎖。正如“定遠”艦槍炮大副沈壽堃戰後檢讨的那樣：“平日操演船陣，陣勢總須臨時應變，不可先期預定。預定則各管駕隻須默記應操數式，其餘則可置之。
臨時随意挂旗，示演各陣，則各管駕不得不全圖考究。臨事既無生疏舛錯之患，亦能出奇制勝。”可是在黃海海戰中，“嗣敵左右包抄，我未嘗開隊分擊，緻遭其所困，此皆平時操演未經講求，是以臨時胸無把握耳”。“定遠”艦槍炮二副高承錫也說：“水師迎敵陣式，當于平時議定交鋒變化陣圖，常常操練。或以兩隊船隻，一作敵船，一作我船，在洋作交鋒之勢，操演爛熟。不緻臨敵之時，有陣亂緻敗之患。”
三是沒有設定處置突發情況的預案。戰争是殘酷的，往往要伴随着大量人員的傷亡，海戰尤其如此。指揮官的位置，曆來是敵人攻擊的首要目标，指揮官的犧牲和艦艇指揮功能的喪失，均應在意料之中，必須事先做出适當安排，這是戰争的常識性問題。在明代鄭和下西洋的時候，皇帝為鄭和船隊專門設定了鄭和和王景弘兩名正使太監指揮船隊，目的之一，就是準備在船隊出現意外、鄭和失去指揮能力之時，由王景弘接替鄭和完成下西洋任務。一支以和平為使命的船隊尚且如此，一支面臨着殘酷海戰的艦隊有什麼理由不這樣做呢?可北洋海軍恰恰沒有這樣做。
筆者認為，這不是丁汝昌想不到，而是他沒有下定與日本艦隊進行決戰的決心，更對海戰的殘酷性和激烈性估計不足，造成艦隊在開戰不久即失去統一指揮，始終處于各自為戰的混亂狀态，各艦之間沒有配合、沒有援應，被日本艦隊牽着鼻子走。而日本艦隊的計劃和有序，令西方觀戰人士感到震驚，他們評價說：“中國人的情況越來越壞，日本的戰艦動作協調，保持一緻”。
四是攜帶彈藥不足且品質存在問題。槍炮子藥是海戰中賴以儲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必備武器，關系重大。可是在黃海海戰中北洋艦隊的炮彈數量明顯不足，關于這一點，在“鎮遠”艦上的馬吉芬和在“定遠”艦上的戴樂爾戰後都有披露，漢納根也在回旅後報告說：“我軍船炮皆經受傷，軍火亦經用罄，乘夜駛回旅順。”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則在一封信中透露了北洋海軍缺乏炮彈的原因。他說：“克虜伯炮有藥無彈，阿姆斯特朗炮有彈無藥！漢納根已受命辦理北洋防務催辦彈藥，天津兵工廠于十日前就已收到他所發的趕造子彈指令，但迄今仍一無舉動！他想要湊集夠打幾個鐘頭的炮彈，以備作一次海戰，在海上拼一下，迄今無法到手。
最糟的是恐怕他永遠沒有到手的希望了！”這樣，負責生産炮彈的天津機器局和負責調撥炮彈的天津軍械局就成了炮彈缺乏的罪魁禍首。
于是，長期以來，人們将矛頭對準天津軍械局總辦張士珩，認為是他利用與李鴻章的舅甥關系，在彈藥供應中營私舞弊，影響了北洋海軍的作戰，應負全部責任。其實，這隻不過是人們在憤怒情緒下的一種誤解，張士珩的确是李鴻章的外甥，軍火生産和供應中也的确存在營私舞弊行為，可是在黃海海戰前為北洋海軍提供的彈藥數量，卻不像人們想象得那樣缺乏。1894年12月9日，直隸候補道徐建寅奉皇帝之命到威海查驗北洋海軍彈藥情況，得到了這樣的結果：
存于“定遠”“鎮遠”“靖遠”“來遠”“濟遠”“平遠”“廣丙”等七艘軍艦上的各種炮彈計有： 305毫米炮開花彈293枚， 鋼彈244枚； 260毫米炮鋼彈35枚; 210毫米炮開花彈271枚,鋼彈163枚;150毫米炮開花彈852枚,鋼彈202枚, 子母彈109枚; 6英寸炮開花彈137枚, 鋼彈23枚; 120毫米炮開花彈205枚, 鋼彈38枚。共計2572枚。
存于劉公島彈藥庫中的上述各艦備用炮彈計有：305毫米炮開花彈110枚；
210毫米炮開花彈681枚；150毫米炮開花彈385枚， 6英寸炮開花彈340枚；
120毫米快炮開花彈157枚。共計1673枚。
上述兩部分炮彈共計4245枚，除去黃海海戰後至徐建寅查驗北洋海軍彈藥前這段時間裡運送至威海的305 毫米炮開花彈160枚、210毫米炮開花彈100枚、150毫米炮開花彈100枚,[2]其餘3885枚, 均為黃海海戰剩餘炮彈。這意味着多數炮彈存放于彈藥庫中，并未搬運上艦，再次說明丁汝昌戰前沒有做好與敵決戰的準備。
當然，炮彈不缺乏并不代表炮彈的品質過硬，雖然張士珩不是人們想象得那樣是造成北洋海軍彈藥缺乏的罪魁禍首，但天津機器局生産的炮彈存在品質問題卻是事實。因為此事與海戰關系甚巨，是以戰後北洋海軍官兵對因炮彈品質問題造成的發射障礙印象深刻，他們衆口一詞表示責難。“來遠”艦幫帶大副張哲溁說：“至所領子藥，多不合式，亦不切備。東溝之役，有因彈子将罄而炮故緩施者，有因子不合膛而臨時減藥者。”“定遠”艦槍炮大副沈壽堃也說：“中國所制之彈，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鐵質不佳，彈面皆孔，難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過引者。
臨陣之時，一遇此等軍火，則為害實非淺鮮，故不可不慎之于平日。”“定遠”艦槍炮二副高承錫則指出：“槍炮子藥乃軍務極要之件，制造之時須較以規矩，求其性力，認真試妥，然後取用，方無防害。若仍照前例，不論合膛與否，炸力大小，能否及遠，塞責成工。
不但戰時用之有害，即平時用之，也受害不淺矣。”這些都是經曆戰場殘酷磨難之後發出的由衷感慨。彈藥品質問題導緻的嚴重後果不言而喻，輕則延誤艦炮發射，造成火力不足，重則導緻意外傷害，造成不必要的犧牲，無論哪種後果，都是對戰鬥力的極大削弱。
第二，武器裝備與敵有差距。
衡量一支艦隊的戰鬥力有多項名額，包括艦船數量、軍艦噸位、品質、航速、艦炮數量及性能，等等。比較甲午戰前中日海軍的上述名額就會發現，北洋海軍的總體實力嚴重弱于日本海軍，戰前李鴻章、丁汝昌等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是以極力推動清政府購買艦艇，試圖彌補中日海軍間的實力差距。可是，由于前述原因，他們的努力沒有成功，迫使李鴻章和丁汝昌轉而争取單項名額的改善，比如更換艦炮，提高射速和精度。1894年3月底，丁汝昌上書李鴻章：
“鎮遠”“定遠”兩鐵艦原設大小炮位均系舊式，“濟遠”鋼快船僅配大炮三尊，炮力單薄，“經遠”“來遠”鋼快二船尚缺船尾炮位，鎮、定兩艦應各添克鹿蔔新式十二生特快炮六尊，“濟遠”“經遠”“來遠”三艦應各添克鹿蔔新式十二生特快放炮二尊，共十八尊，并子藥器具。又，“威遠”練船前桅後原設阿摩士莊舊式前膛炮，不甚靈動，拟換配克鹿蔔十生特半磨盤座新式後膛炮三尊，并子藥等件。均系海防必不可少之要需，請查核酌辦。
李鴻章将丁汝昌的請求上報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得到的答複是：此項炮位關系軍艦待用利器，令将約需銀數奏明辦理。李鴻章當即饬令天津軍械局和支應局司道核算所需款項。軍械局和支應局報稱：
前項添購新式炮位，共二十一尊，均連子藥器具，按照克鹿蔔廠定價确核估計，連運腳、保險等費共約需銀六十一萬三千四十餘兩。查奏定海軍章程，凡添購大批軍火，應由海軍衙門核明，另行添撥，不在常年經費之内。
有鑒于此，李鴻章感到：
目下海軍衙門、戶部同一支绌，若添此購炮巨款，誠恐籌撥為難，再四籌畫，查每年由海軍衙門額定領銀二十萬兩，轉備“鎮遠”等八船常年煤修及随時添置各物之用，近來支放力求搏節，拟自本年起，會商海軍提鎮，凡八船常年添置各件酌量停減，即就備用項下設法勻湊，移緩就急，将“鎮遠”“定遠”兩鐵艦應添克鹿蔔十二生特快炮十二尊先行訂購，連開花子藥器具，共估需庫平銀三十五萬四千餘兩，暫由備用款内分年撥付，仍歸八船報帳案内造報。其“濟遠”“經遠”“來遠”“威遠”等四船應購各炮，俟“定”“鎮”二船炮價付清後，如備用項下仍可騰挪，再行陸續添購等情，開單請奏前來。
他特别指出：
臣查德廠新式快放炮，每六分鐘時可放至六十出之多，其力可貫鐵數寸，實為海上制勝利器。各國師船争先購換，北洋海軍鐵甲、快、練各船原設炮位，當時雖稱新式，但較現時快炮實覺相形見绌，且海軍以“定”“鎮”“經”“來”鐵快等船為巨擘，船堅尤須炮利，若炮位不多，單薄過甚，遇有緩急，固不足恃，亦無以壯聲威。亟宜逐漸添購，以資戰守。惟是饷項支绌，巨款難籌，茲拟于八船經費備用額款内竭力勻湊，先購“定”“鎮”二船快炮十二尊，俟有赢餘，陸續購置。似此分年辦理，既有裨于軍實，亦無須另籌帑項，殊屬搏節得宜。
由此可見，為了更新艦炮，李鴻章可謂絞盡腦汁，可此時距豐島海戰爆發僅有三個多月的時間，在這短短時間裡，要克服重重障礙，将這12門120毫米克虜伯炮裝上“定遠”和“鎮遠”，談何容易。最終，彌補中日海軍之間實力差距的最後機會還是喪失了。在黃海海戰爆發五天前的9月12日，丁汝昌還期望于次日晚上率大隊赴旅順，與龔照玙商量為“經遠”“來遠”配置後炮。
從參戰艦艇數量來看，北洋艦隊有14艘，日本艦隊有12艘，表面上看北洋艦隊多于日本艦隊，但實際上北洋艦隊有4艘艦艇不僅參戰為遲，而且沒有發揮太大作用，隻能看作雙方艦艇數量相當。但在噸位上，即使以14艘計，北洋艦隊的總噸位也隻有32600 噸左右，而日本艦隊12艘軍艦總噸位達39600噸左右，比北洋艦隊多了整整7000 噸。
再看軍艦的品質，北洋海軍各艦大多是19世紀80年代服役的，而日本海軍各艦大多是19世紀90年代服役的，在海軍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十年時間幾乎完成了一代産品的更新換代，這一點從兩支海軍的艦速和艦炮性能即可看出。
日本艦隊除了“赤城”“西京丸”等弱艦航速較慢外，大多數軍艦航速都在15節以上，第一遊擊隊四艘軍艦的平均航速達到19.4節，“吉野”艦航速竟高達23節，這是日本艦隊能夠在海戰時保持完整戰鬥陣形，并進行高速機動的根本原因。反觀北洋艦隊，除“緻遠”“靖遠”的理論航速為18節外，其餘各艦航速均在14至15節之間，且由于均為老艦，實際航速已經達不到這樣的水準了，這是北洋艦隊從一開始就沒有完成戰鬥陣形變換的原因之一。
吉野号巡洋艦
軍艦航速是實作戰術意圖最重要的保證，航速的巨大差别，帶來了一系列嚴重後果，北洋海軍參戰軍官的檢讨即是證明：
大東溝之役，敵變動至靈，轉瞬一陣，我軍變換陣勢尚未完竣，已被其所圍。雖有奪天之巧，亦難插翅而飛也。
戰船貴快，快則變陣容易，易于取勝。如大東溝之戰……我船遲慢，變化艱難，是以受敵緻敗。
敵受傷退，我船不能追。是兩軍相對，而彼得進退自如。
艦炮性能，更是關乎海戰勝負的關鍵因素，尤其是發射速度，其重要性已經遠超口徑和射程。北洋艦隊12艘參戰軍艦共有100毫米口徑以上炮58門，日本艦隊則有104門，是北洋艦隊的1.8倍，而且大多數是速射炮，其中“松島”“嚴島”“橋立”各裝有11至12門120毫米口徑速射炮；“吉野”“秋津洲”“千代田”等艦也各有120毫米、150毫米口徑速射炮8至12門。此外，100毫米口徑以下炮北洋艦隊裝備有163門，日本艦隊裝備有171門，日方也占優勢。雖然在海戰中“松島”“嚴島”“橋立”三艦的320毫米口徑巨炮僅發射了13次，其威力并未得到充分發揮，但速射炮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緻，進而彌補了巨炮的缺陷。
"吉野"艦原廠圖紙中的速射炮圖紙.
相比之下，北洋艦隊各艦速射炮極少，雖然“定遠”“鎮遠”充分發揮了305毫米口徑巨炮的作用，但這也是缺少速射炮的必然表現，其威力再大，也難抵衆多速射炮的威力。根據當時測算，120毫米口徑速射炮每分鐘可發射8至10發炮彈，150毫米口徑速射炮每分鐘可發射5至6發炮彈，而同樣口徑的舊式艦炮，其發射速度僅為50秒一發。舊式艦炮的火力毫無疑問要受到速射炮的壓制，造成張哲溁所說的“我開巨炮一，敵可施快炮五，如不命中，受敵已多。我又無快炮以抵”的不利局面。
第三，管帶紀律意識太薄弱。
雖然《北洋海軍章程》沒有對戰場紀律做出明确規定，但紀律意識是軍人
最基本的素質之一，這是由戰争的特性所決定的。無論是陸軍出身的丁汝昌，還是經過海軍專門訓練的各艦管帶，都應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可是，紀律觀念的形成，與一個國家的文化狀态以及這個國家所處的時代有着密切的關系。晚清時期，社會文化的衰落和社會管理的紊亂，必然會在軍隊建設中反映出來。綱紀廢弛、軍風敗壞，是晚清軍隊的必然特征。北洋海軍作為一支封建體制下的近代海軍，西方軍隊的管理模式，可以使其煥發出一時的生氣，但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它的基因。
洋員琅威理曾經的努力，一度讓北洋海軍有了近代海軍上升時期的精神狀态，但最終也未能消除它懈怠和散漫的痼疾。“來遠”艦幫帶大副張哲溁對北洋海軍存在的問題做了這樣的總結：
号令不嚴。平時旗号、燈号，多有遲久答應。一令既出，亦多催至再三，方能應命。用之已貫，及有事之秋，難免無緩應機宜之病。
輔佐乏才。軍興以來，未聞有上制勝之謀者。提督與諸将畫策之時，有口是而心非者，有唯唯而退者。員弁有言，多因避嫌不敢上達。至臨敵之際，各自取巧為己，不顧大局。
紀律不嚴。海軍将士難無賢劣之别。不肖者，礙情不加處治。故衆多效尤。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相習成風，視為故态。下屬不敢發上司之非，上司亦能隐下屬之過。甚至臨陣退縮，畏葸不前者，不加查察。而功罪倒置，物議沸騰。
将就任使。軍中員弁，有才力不勝者，有學問不及者，有毫無所知其所司之職者，濫廁其間。或礙于情面，或善于逢迎，或忠于節費，擅一藝微長，洵足因循過日。至臨敵将就為用，不顧贻誤于全船。
軍心不固。兵士之定亂，視将領之才能。我軍将領，有臨事确操把握者，兵士自以為可靠，固亦不少。其有軍務吃緊，遇事張皇，而神形變色者，兵士見之難免生惶恐之心。一船如此，告知他船亦然。
将士耽安。前琅威理在軍中時，日夜操練，士卒欲求離船甚難。是琅之精神所及，人無敢差錯者。自琅去後，漸放漸松，将士紛紛移眷，晚間住岸者，一船有半。日間雖照章操作，未必認真，至有事之秋，安耐勞苦。
情面太重。學生練勇為海軍之根本，老少強弱，敏鈍不齊，難免無得情薦手之弊。在軍中資格較深，才力較勝者，久任不得升。而投效之人，入軍便膺其上。
獎恤失當。海軍經仗之後，無論勝敗，其各船中奮勇者有之，退縮者有之，使能分别賞罰，庶足以鼓人心。我軍仗後，從無查察，其畏葸避匿者，自幸未嘗冒險。其沖鋒救火奮勇放炮者，尚悔不學彼等之黠能。
這些弊端，平時無人追究，外人便難察其詳，戰時則危害極深。黃海海戰一開始就出現了“勇者過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過怯，不守号令而退後”的現象，當艦隊失去統一指揮時，各艦也同時失去了紀律限制。特别是下午3時30分“緻遠”沉沒之後，北洋艦隊的混亂局面頓時加劇，“濟遠”“廣甲”先後逃跑，“經遠”“來遠”“靖遠”“平遠”“廣丙”未發出任何信号便相繼離開戰場，僅剩“定遠”和“鎮遠”在戰場上苦苦支撐。
戰場上的逃離行為，不特是對戰鬥力的嚴重削弱，更是對官兵士氣的沉重打擊，方伯謙、吳敬榮等人放棄軍人責任、喪失戰鬥意志的行為對海戰産生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據日方統計，北洋艦隊各艦撤出戰鬥時，“來遠”中彈225發，“靖遠”中彈110發，“平遠”中彈24發，“濟遠”中彈15發，這說明，北洋艦隊多數軍艦撤出戰鬥并非不堪任戰，而是與軍心動搖有關系，這種情況對後續戰争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反觀日本艦隊，弱艦在遭受重創後撤離戰場，無不發出信号告知旗艦。下午2時15分“比睿”撤出戰場，發出“本艦火災，退出戰列”的信号。不久，“西京丸”也發現“比睿”和“赤城”均處于危險狀态，迅速發出信号通知本隊和第一遊擊隊救援。當“西京丸”受到四艘中國軍艦攻擊時，及時發出了“我舵發生障礙”的信号，然後匆忙逃離戰場。上述三艘逃離戰場的弱艦，除不堪任戰的“西京丸”經過救火補漏後直接傳回臨時錨地外，其餘兩艦均設法歸隊。排水量僅有600餘噸的“赤城”号，僥幸逃脫追擊後，經過軍事清點、補充兵員，“三四小時之後重新傳回本隊”。已服役16年的舊艦“比睿”号，“由于起火，終于不能與本隊一起行動，暫且傳回臨時停泊地，把傷員委托給運輸船，然後和海門一起重返戰場。”
此外，第一遊擊隊始終聽從本隊号令，坪井航三無論如何發揮主觀能動性，均未有置本隊号令于不顧，我行我素之行為，各艦亦然。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中日海軍軍官的紀律意識存在明顯的差别，北洋海軍軍官紀律意識的淡薄，是加速海戰失敗的重要因素。
第四，官兵戰技術水準不高。
官兵的戰術、技術水準，是奪取戰争勝利的另一個先決條件。在戰術方面，北洋海軍各将領與他們的對手之間存在較大差距。海戰中，日本艦隊上至司令長官，下至各艦管帶，都時刻注意展現戰前形成的戰術意圖，艦隊的兩個戰術群自始至終保持着密切配合，即使出現配合上的偏差，也會在機動中加以彌補。而北洋艦隊自展開“夾縫雁行陣”之後，再無任何戰術可言。誠然，這主要是由丁汝昌缺乏戰術安排造成的，但各艦管帶戰術意識的薄弱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否則，姊妹艦設定的意義怎會毫無展現?
在技術方面，據日方統計，日本艦隊海戰中共發射大小口徑炮彈20921發，僅“定遠”“鎮遠”“來遠”“靖遠”“平遠”“濟遠”六艦， 就被命中753發，被擊沉的“緻遠”“經遠”“超勇”，被擊傷的“揚威”中彈數量當會更多。雖然我們在中方史料中找不到北洋海軍發射炮彈數量以及命中敵艦數量的記載，但從日本艦隊軍艦一艘未沉并修複很快這一事實來看，命中率當不會很高。這其中除了裝備原因以外，官兵的軍事技術水準不高也是重要原因。斐利曼特曾說：“倘使華艦各将領皆精練海戰之學，日艦可成畜粉。”此話不無道理。
總而言之，北洋海軍在黃海海戰中的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筆者在此進行梳理，為的是更好地總結戰敗教訓，為今天的海軍建設提供有益借鑒，絕無否定北洋海軍官兵為民族付出的犧牲之意。
相反，筆者認為，絕大多數官兵在海戰中表現出來的愛國和犧牲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我們今天繼承和弘揚。
可是，近年來有學者為了突出北洋海軍官兵的戰鬥精神和軍事素養，不顧客觀事實，過度誇大中日雙方裝備技術差距對海戰的主導作用，隔斷了腐朽的封建制度與北洋海軍之間的聯系，一味拔高北洋海軍官兵的技術素養和道德品質，這不僅無益于總結甲午海戰的慘痛教訓，更無益于總結和弘揚中國傳統愛國主義精神，不是曆史研究者應該具有的科學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