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新聞消息稱，中科院外籍院士、1957 年諾貝爾實體學獎獲得者，美籍華人實體學家李政道，今日淩晨于美國逝世。
圖檔來源：央視新聞
讓我們一起回顧 45 年前的一段珍貴往事。
1979 年春，著名美籍華裔科學家、1957 年諾貝爾實體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李政道回國開展了為期 3 個多月的講學，開設“統計力學”與“場論簡引和粒子實體”兩門課程，對大陸改革開放後實體學的發展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他講學期間的講義日後也出版成了兩部高水準教材，培養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并在此次活動中萌生選拔優秀學子赴美留學并付諸實踐的中美聯合招考實體研究所學生項目（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簡稱CUSPEA）。
本文依據上海交通大學李政道圖書館保藏的資料和曆史文獻，主要就李政道回國講學過程及對中國改革開放後實體學發展影響等情況做出介紹。
1979年回國講學的背景
20 世紀 70 年代，由于“文革”對科教事業的破壞，一大批優秀的教授被迫放棄科研工作，學生在大學中也不能接受系統的科學訓練，造成實體學科發展緩慢。
為了讓中國盡快從這種教育停滞的狀态中恢複，盡快追趕世界科技發展的腳步，1977 年 8 月 8 日，複出後的鄧小平主持了著名的“八八座談會”。會上，對于學術交流問題，鄧小平指出：“外交部反映，有一批華裔學者要求回國。周恩來同志過去就考慮過這個問題。我們要創造條件，蓋些房子，做好安置他們回國的準備工作。他們回國總要有個家，總要有必要的工作條件吧！接受華裔學者回國是我們發展科學技術的一項具體措施，派人出國留學也是一項具體措施。我們還要請外國著名學者來大陸講學。同中國友好的學者中著名的學者多得很，請人家來講學，這是一種很好的辦法，為什麼不幹？”
1978 年 3 月 18 日，全國科技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會上提出“科學是第一生産力”的口号，肯定了科研工作崇高的地位。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是以稱 1978 年春天為“科學的春天”。
實體學作為一門基礎學科，受到了應有的重視，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為了彌補與世界實體學發展前沿的差距，中國科學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紛紛向海外傑出實體學家發出邀請，一批傑出的華裔實體學家應邀回國進行學術交流，介紹最新的實體學動态，使中國的實體學科研工作者有機會了解世界實體學發展的前沿領域，追趕世界實體學發展的腳步。
1979 年 3 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費米講座教授、1957 年諾貝爾實體學獎獲得者李政道應中國科學院邀請回國為中國科技大學研究所學生院講學。
李政道是著名的華人科學家，1956 年他和楊振甯一起發表論文《弱互相作用下宇稱守恒質疑》（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提出在弱互相作用中宇稱可能是不守恒的，随後被實驗所證明。這篇文章改變了整個實體學界之前在“對稱”觀念上一切傳統的、根深的、錯誤的、盲目的陳舊見解。從此，弱互相作用中“宇稱不守恒”成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基礎科學原理，獲得了 1957 年諾貝爾實體學獎。
1972 年秋，李政道和夫人秦惠䇹首次回國，此後還曾于 1974 年和 1977 年回國，在會見國内上司人和通路親友之餘，每次都會在上海和北京進行講學。
他十分關心祖國科技教育事業發展，為改變“文革”時期青少年得不到很好的科學訓練的情況，向毛澤東、周恩來建議選拔優秀青少年進行系統科學訓練，得到了他們的支援，成為少年班的雛形。
他也十分關注祖國的實體學科發展，在“文革”中幫助《實體》雜志複刊，改變受迫害的實體學家的處境（如束星北），将世界實體學屆的最新發現介紹給祖國的科技人員。是以，在 1978 年春接到中國科學院的邀請後，李政道立即答應了回國講學。
講學活動的前期準備
1978 月初，中國科學院、外交部聯名向鄧小平請示，邀請李政道回國短期工作，獲得鄧小平親自準許。中國科學院馬上行動，由時任副院長的錢三強代表中科院向李政道發函邀請。
1978 年 5 月 3 日，李政道回信給錢三強，同意在 1979 年的四五月左右回國做系統講學。但由于錢三強 6 月到法國、比利時等國通路，是以直到 1978 年 7 月 26 日才給李政道回信，信中對所講的科目和時長都未确定，表示都可以在後面進行讨論。
李政道接信後，于 1978 年 8 月 5 日回信，對國内的科學技術發展和年輕一代實體學工作者的成長表示關切，并介紹了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授課的情況。
1978 年 10 月 7 日，錢三強向李政道建議回國講授“粒子實體”的同時，也十分歡迎他講授“統計力學”，稱可以根據他在美國授課的習慣，計劃每周安排三個上/下午，每次兩小時，兩個專題需用六周的時間。錢三強并希望李政道能對研究人員做些關于近代量子場論中若幹問題的專題報告。對于這樣的要求，中科院覺得自己安排得“多了一點”，不知道李政道是否願意。
關于聽課人數方面，錢三強在 7 月即将李政道回國一事告訴了中國科學院高能實體研究所、當時剛成立的理論實體研究所和北京大學等幾家機關的實體同行們，他們都十分高興和歡迎，是以，他預估聽課人會比較多，可能達二三百人。由于國内并沒有相關的教材，是以希望李政道最好能先将有關講課的教材或參考資料寄給國内，以便做好準備，盡早印發。
錢三強與李政道｜李政道圖書館館藏
李政道接信後，于 1978 年 11 月 4 日回信，信中說，他按照錢三強的建議，再加上自己的考慮後，覺得“粒子實體”的題目應改為“場論簡引和粒子實體”。
他希望聽衆不僅是理論實體的學生，也有實驗實體的，在高能實體之外，也同樣歡迎核子實體和天體實體的。李政道希望這一課和“統計力學”的學生們都已經學過初步的量子力學。他還對課時做了估計，這兩項課目總共需要七星期的時間，每星期花五個下午，每下午講二至三小時。
其中暫時計劃“統計力學”講六周，每周講兩個下午，“場論簡引和粒子實體”講七周，每周講三個下午。
李政道還附上了此前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粒子實體和統計力學”的舊手稿，作為參考。同時，他開始着手準備第二年在國内的講稿。據他預計會對舊講稿做很大的更改，是以希望在第二年講課時能有同學協助整理筆記、速記或抄本，如此或可即供給其他同學用。
李政道準備得非常周全。“現在在搜集些尤其是關于粒子實體的參考資料和有關教材，辦妥後即郵寄回國。由于離開祖國的時間很長，有很多實體專有名詞他不知如何用中文表達，為此他很細心地整理了幾頁專有名詞的英文版本，希望中科院能請一位同學在附上的幾頁英文名詞旁邊加上中文，以備使用。”這期間，李政道還通過中國駐美聯絡處寄給錢三強一大包書籍。
1978 年 12 月 15 日，錢三強回信說“看到了您的意見，大家都覺得甚好。估計您的講課将在國内受到熱烈的歡迎。這次聽課的人的确較多，不僅有理論實體的研究所學生，而且還将有實驗粒子實體的、天體實體方面的研究所學生以及相應于研究所學生水準以上的青年研究人員。很多同志提出，像您這樣以沖天的幹勁熱心支援祖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大家都深表欽佩，并且受到鼓舞。”
為了開好“統計力學”和“場論簡引和粒子實體”這兩門課，錢三強會同國内各家機關對李政道提出的各項準備工作積極辦理。
首先，他們對李政道寄來的手稿進行影印或排印，以便聽衆能人手一冊。關于整理李政道的講稿一事，“已經組織好一個小組辦理這件事情，争取在您講完不久即能整理出來，請您審閱并迅速出版，現在國内缺乏教材，尤其缺乏能反映世界先進水準而又适合引導青年同志迅速走向科研工作的教材，您的講稿對于國内研究所學生的教育将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所要的科學名詞的中文譯名已經譯好，這裡所寫的譯名，在國内也不是定論，隻不過這樣的譯法使用的人更多一些。您所建議的講課計劃和日程，我們已經按照您的意見進行安排，此外，在講課之餘，大家還希望您能介紹一些您最近科學工作或做一點近代理論發展的講演（題目及内容請您定）。并且能否和國内的一些同行們開一些讨論會，以便向您請教并共同讨論一些感興趣的問題，特别是年輕同志更希望能聽到您的寶貴意見。從您那裡得到益處。”
1979 年 2 月 9 日，李政道回信給錢三強，信中說又準備了一些關于“場論和粒子實體”以及“統計力學”的書籍和文章送給科學院。
“這些材料原系為了參加今春來北京講學的兩個課程的同學們而搜集的，（其中有些已經為絕版，故僅能找到複本），望屆時能費神請放在易為這二課同學們到達的閱覽室中，以便作他們的參考研讀之用。”此外，李政道又附上三盒講義、書籍和文具，盒上寫着“請留交我”，希望請科學院托人照顧一下。
當時，國内沒有透明片投影儀，甚至都沒有見過，中國科學院研究所學生院組織人員到上海請有關機關按照李政道提供的草圖專門制作了一台。拍攝課程用的錄影帶大都是舊帶子，有的錄影帶在開頭幾分鐘可以看到外國教授的講課影像，有的則可在結尾看到祖國風光名勝介紹。由此可見當時講學條件之艱苦艱難。
但是方法總比問題多，在李政道和錢三強大量細緻耐心的準備下，為期2個月的課程正式拉開序幕。
講學活動的過程
1979 年 4 月 2 日下午，李政道講了第一堂課。李政道回國講學的位址，在北京友誼飯店的科學會堂報告廳裡。聽衆有來自全國一百多個科研機關和高等院校的研究所學生、教師和科研人員，現場聽課有一千餘人次。
李政道在授課｜李政道圖書館館藏
當年講課的盛況，由新華社資深記者顧邁南撰寫成一篇紀實文學《李政道教授在中國講台上》，文章中對他的課堂做了這樣的描述：
聽講的人中，有李政道早年的老師、同學、好友，也有新中國成立後培養的新一代研究所學生。他們有的挨近講台席地而坐；有的坐在後排舉着望遠鏡邊聽邊看講義。
在報告廳的地下室裡和中國科技大學研究所學生院，還有許多人圍着一台台閉路電視機，全神貫注地在聽講。台上，李政道穿着灰色的西服，他用帶着上海口音的國語講着粒子實體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年春天，他共講了“統計力學”和“場論簡引和粒子實體”兩門課程。
在美國，這兩門課程他每年隻講 28～30 小時，這兩門課程一般要講兩三年。他想中國實作現代化急需科技人才，是以便決定用兩個月的時間講完幾年的課程。
為了搞好這次講學，早在一年前他就開始準備工作。在講學期間，他每天講 3 個多小時，備課通常需要 5～6 小時，每天淩晨 3 點多起床就開始備課，他不停地講，不停地寫，他講得滿頭大汗，把外衣脫了，再繼續講。他人瘦了，嗓子啞了，勸他休息，他笑笑說：“這麼多人認真聽課，我花些勞動是值得的。”不少人對記者說：“李政道學識淵博、治學嚴謹、誨人不倦，他這次講學引起了空前的轟動，絕非偶然。”周恩來總理曾這樣評價他：“李精于學”。
當時的報紙評價李政道這次講學活動說：“隻有像李政道這樣的華裔科學家才視中國為自己的祖國，講學才會這麼賣力氣！”“他的功夫很深，講得很好。”一位對基本粒子實體有很深造詣的老科學家說。“用實體學中的術語來說，李政道教授講課走的是短程線，他能迅速把人們帶到了現代科學的最前沿。”一位老教授贊歎地說。“作為一位教授，他和學生們的心是相通的。他時時都在關注着聽講人的了解程度，做到因材施教。”一位研究所學生說。
在下課時，李政道總喜歡和同學們在一起，問問他們的學習效果，對課上的問題有什麼困惑，也和他們聊理想、聊未來、聊美食。
李政道的夫人秦惠䇹說：“政道過去對這類事（指組織和聯系工作）從來不感興趣。去年為了給中國培養高能實體人才，他在四個月的時間裡，親自打了很多、很多個長途電話，聯系教育訓練問題。别人都說政道變了，就連講課政道也變了，過去他從來沒有這樣集中講過。”
在最後一堂課的結尾，李政道很謙虛地講道：“七個星期以來，第一個星期對我來說是比較不大習慣，到後來反倒是越來越簡單。對各位可能是相反，開頭大概比較簡單，恐怕是越來越複雜一點，是以各位付出的勞動代價，恐怕每一位都比我來得更大。因為第一個星期不過是七分之一，有 500 多位呢，是以所花的力量也比我自己多花了 500 多份。請各位原諒講得不好的地方，同時讓我謝謝大家的忍耐和堅持。”
為期七周的課程，李政道在講授專業課程知識的同時，也傳授了他的治學方法和多年來在研究工作中的心得體會，這些都是不能從看書本讀文章中學到的。這次講學活動對中國實體學科研人員來說無疑是久旱逢甘霖，他們近距離地感受諾獎級科學大師的風采，在接受新知的同時，也感受到他的學識風範。
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研究所學生院院長嚴濟慈曾幽默地說：“我們能夠聽李政道先生的課應該感到幸福，這相當于讓大家出了一次國，到美國讀了三年書。”
講學活動之外的外事
與講座活動
此次講學活動因時機特殊、各方高度重視、持續時間長、閱聽人面廣、講學效果好等因素，影響非常大，受到了黨和國家上司人的高度贊賞。
在講學期間，鄧小平在接見他時高度評價了他的講學活動：“聽說你的講學很緊張，一天要忙十幾個小時，頂得住嗎？大家都反映你講得很好，反響很強烈。不談感謝了，你也不需要我們感謝。你做出的貢獻很大。”華國鋒、鄧穎超、方毅也分别在會見時對李政道教授前來大陸講學付出辛勤勞動表示衷心感謝。
1979年鄧小平接見第一屆中美高能實體會談的代表｜李政道圖書館館藏
6 月 11 日，講學結束後，李政道又參加了他促成的中美高能實體聯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該會議的起因是 1979 年初，鄧小平訪美期間，方毅副總理和美國能源部長施萊辛格簽訂了中美在高能實體領域進行合作的執行協定。
美方成員是根據上述協定前來北京參加中美高能實體聯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聯合委員會的美方主席由能源部能源研究辦公室副主任詹姆斯·李斯（James E. Leiss）教授擔任，成員都是美國著名科學家和各大高能中心的負責人。
中國方面出席會議的有中美高能實體聯合委員會中方主席、中國科學院高能實體研究所所長張文裕教授；聯合委員會成員則有：國家科委副局長、高能實體實驗中心總工程師林宗棠，高能實體研究所副所長朱洪元教授，北京大學胡甯教授，高能實體研究所謝家麟教授和肖健教授。
該次會議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和美利堅合衆國能源部在高能實體領域進行合作的執行協定的附件》，美方表示将協助中方建造五百億電子伏特質子同步環形加速器。
利用講課前和周末時間，李政道通路了中國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高等院校。他還走進陝西省延安中學高一（1）班的課堂，聽了一堂實體課，參觀了實驗室，并與該校老師談了他對中學實體教學的意見。
在中國科技大學，李政道特地走進少年班，就如何培養科技人才的問題，同中國科技大學的上司和師生進行了廣泛的交談。
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肇始于李政道 1974 年向毛澤東、周恩來的建議，選拔優秀青少年進行系統科學訓練，得到了他們的支援，但因為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并沒有馬上實作。
1978 年 3 月，中國科技大學建立了少年班，其目的是為探索中國優秀人才的培養規律，培養在科學技術等領域出類拔萃的優秀人物，推動中國教育和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李政道在講座中講述了他為什麼希望設立少年班的初衷：
“世界上，在理論實體方面能夠做出大的成果的人，一般都在 20 多歲。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是在 26 歲寫成的，量子力學的創立者海森堡23歲就提出了量子力學的概念，薛定谔、普朗克早年的工作也很突出...... 是以我希望大學生能在 19 歲左右就畢業開始做研究工作。根據這個年齡再往前推，應該是在 15 歲左右就進大學。畢業後做幾年工作，在 23、24 歲有可能做出成果來。”
李政道還提出他的治學觀點“考試考得好不好隻是一個技術問題，反應快的人可能考得好一點，但是反應快并不是（對科研成就）決定性的，最重要的是會不會自己提出問題。”這是李政道“求學問，需學問。隻學答，非學問”治學思想的雛形。是以他說“我們一定要培養孩子們的好奇心，要鼓勵他們敢于提出問題。”
他還鼓勵同學們要多讀書：“看書的面要廣，年輕的時候要對什麼問題都感興趣，要敢于提出問題，不要隻看業務書、科技書，也要看文藝和科學幻想小說。《水浒》《三國演義》都可以看，還有狄更斯、大仲馬的作品，這些都是對同學們有益處的。”
面對少年班的同學，李政道即興出了一道題：“有五隻猴子，分一堆桃子，可是怎麼也平分不了，于是大家同意先去睡覺，明天再說。夜裡，一隻猴子偷偷起來，把一個桃子扔到山下後正好可以分成五份，它把自己的一份收藏起來就睡覺去了。第二隻猴子起來也扔了一個剛好分成五份，也把自己那一份收藏起來。第三、第四、第五隻猴子都是這樣，扔了一個也剛好可以分成五份，問一共有多少桃子？這個問題有一個很巧妙的解法。”李政道沒有當場解答這道題，但是這道題流傳甚廣，1985 年和 1988 年還有人專門撰文研究解答該題。
1979年3月26日，李政道通路上海交通大學｜李政道圖書館館藏
1979 年 3 月 26 日，李政道通路上海交通大學，受到了校上司的熱烈歡迎。當時的校報還進行了報道。
通路的起因是 1978 年 12 月 18 日，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鄧旭初、校長朱物華、副校長張壽聯名緻信哥倫比亞大學，希望開展學術合作。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将此信轉交李政道，李政道于 1979 年 3 月 21 日回信表示，利用此次回國講學契機商談此事，促成哥倫比亞大學與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和學者的交往。
李政道在座談時表示，哥倫比亞大學今年可以接受上海交通大學四至五名學者去參加他們的研究，具體名單待今年七月份該校校長、工學院院長訪華時與準備派出的學者交談後确定。前去留學的學生将由他在北京舉辦的講學班上挑選。座談會後，李政道還參觀了上海交通大學工程力學系和造船系的幾個實驗室。他熱情的向工程力學系贈送了小型計算機一架。
對改革開放後
中國實體學發展的影響
李政道1979年回國講學對改革開放後的實體學發展有着重要意義，主要展現在兩個方面：學術成果在中國的傳播和實體學人才的培養。
1
出版《統計力學》和《場論簡引和粒子實體》教材
李政道 1979 年回國講學所使用的教材，充分考慮了聽課學生的學術水準。他以自己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粒子實體和統計力學兩門課程的講義為基礎準備講稿，也結合了當時世界科學的最新發展情況。
2006年重新出版的《粒子實體和場論》和《統計力學》
粒子實體的部分講課筆記經整理後形成了《粒子實體和場論》專著，并且分别出了英文版和中文版。
《粒子實體和場論》這本書的初稿是由中國科學院陳崇光、趙保恒和理論實體所朱重遠教授根據李政道的講課手稿以及裘照明、夏仁立和曹南薇等人的記錄稿整理而成。之後，李政道在美國出了《粒子實體和場論簡引》。
根據李政道的建議，中國科學院高能實體研究所的阮同澤、研究所學生院湯拒非，理論實體所的慶承瑞和朱重遠教授将該英文書譯成中文，于 1984 年在國内出版。2006 年經中國科學院研究所學生院重新整理出版。其中場論簡引部分分為7章，粒子實體部分有 18 章。這本書中所陳述的實體大多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發展起來的，李政道建立或參與，或目睹了全過程。是以他對這些理論的解讀和了解有其獨到之處，經過他思維而寫下的教科書是人類寶貴的精神财富。
統計實體的講課筆記，李政道一直認為沒有出版過。直到 2006 年，李政道被中國高等科學中心的同僚告知，統計實體的部分講課筆記經過整理後已以《統計力學》的書名出版。該書是由中國科學院研究所學生院陳崇光根據李政道的講課手稿、講課時的錄像以及他本人的上課筆記整理而成，雖然全書僅有四章，但是卻幾乎囊括了統計力學的所有精髓，是李政道研究統計力學的體會和結果，自成體系。
其中部分内容和他當年的研究有關，如第一章内的例子白矮星臨界品質的估計，來自于他的博士論文，第三章的凝聚理論和合作現象是建立于他和楊振甯的合作發表的兩篇論文基礎上寫成的。
既可以作為統計力學的入門教材，也可以在使用别的教材時用它作為學習的參考和補充材料。李政道治學嚴謹，一切推導都從最基本的假定出發的研究風格，在本書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2
實體學人才培養
在講學期間，李政道每天上午和下午講課，中午和學生們一起吃飯、讨論。他發現在國内科研人才青黃不接的狀況下，仍有些研究所學生素質不錯。
在目睹了當時祖國面臨人才斷檔的嚴重危機狀況時，他憂慮萬分深感：“為加快祖國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隻在國内舉辦講座補課是遠遠不夠的。從我自己的成長經曆中，我十分深切的感到，必須盡快為祖國的一批年輕人創造系統學習和發展的機會，特别是讓他們能到美國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學去系統學習，這才是培養人才的一個長遠之計。”
李政道與學生在一起｜李政道圖書館館藏
但是當時的中國還處于一個整體封閉的狀态，出國留學的管道不同，國家财政也十分困難，不可能拿出大量的外彙經費支援出國學習。國内外也有不少反對的聲音。而且在美國的大學或研究所學生院入學必須先通過 GRE 考試，非美國的外國學生還必須通過 TOEFL 考試。
而此時，中國還沒有 GRE 和 TOEFL 考試，想按照正常程式是走不通的。要讓中國學生去美國留學隻能另辟蹊徑。中美聯合招考實體研究所學生項目（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ion Program,CUSPEA）由此創始。
李政道在京講課期間，他和他所在的哥倫比亞大學實體系的教授們聯系，請他們出一份能達到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實體系研究院的标準的試題，寄到北京。
在中國科技大學研究所學生院嚴濟慈院長、吳塘副院長的協助下，舉辦了第一次 PRE-CUSPEA 試點考試，從中選出了陶榮甲、陳成鈞、裘照明、吳真、陳天傑五位學生。然後李政道将他們的試卷和履曆寄到哥倫比亞大學，請實體系開會決定，這五位同學是否能夠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成為研究所學生，如果能夠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學生院，能否由實體系承擔他們所需的全部經費，直到他們得到博士學位。
由于這五位同學成績優良，都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實體系的入學許可。李政道又請實體系替這五位同學向哥倫比亞大學招生辦公室補辦了入學手續，進而使他們順利入學。有了這樣一次具體的實踐，他就比較好說服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的上司和同仁，獲得他們的支援。
1979 年底，李政道趁熱打鐵，舉行第二次 PRE-CUSPEA 試點考試。此次參與學校由哥倫比亞大學一所擴充到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學院、卡内基梅隆大學、俄勒岡大學、匹茲堡大學、弗吉尼亞理工學院、弗吉尼亞大學和猶他大學八校，選拔了任海滄、李大西等十位學生赴美留學，并擔負他們全部的教育和生活費用，直至獲得博士學位。
1980 年 2 月 1 日，李政道開始向美國 53 所高水準的大學實體系系主任和教授們發了200多封内容相同的信。從那時起，CUSPEA 才算正式全面地開始。
從 1979 年 Pre-CUSPEA 開始至 1989 年停止招生，CUSPEA 共選拔了培養了915位學生赴美留學。
多年來，CUSPEA 學者聚是一團火，散做滿天星。他們有的在實體領域大放異彩，如沈志勳、文小剛等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謝心澄、王中林、湯超等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有的則轉戰其他領域成就斐然。他們回憶起CUSPEA對他們的人生影響，用的最多的就是：CUSPEA 是他們的人生轉折，改變了他們的人生命運。為更好地團結 CUSPEA 學者，增進聯絡，CUSPEA 學者協會成立了。
2020 年 11 月 28 日，為傳承弘揚李政道科學家精神，培育科技創新人才，上海交通大學與CUSPEA學者協會将共同成立“CUSPEA 之家”。這裡有“家”的溫馨與溫暖，凝聚CUSPEA學者力量，投身中國科技創新發展的事業，讓李政道高舉的科技報國火炬薪火相傳。
結 語
李政道 1979 年回國講學對幫助國内科學研究的恢複是十分及時和有益的。他幫助了國内粒子實體等相關領域研究的恢複，使得從事這方面研究的科研人員能夠較快地跟上國外同行的步伐。他對國内中學及大學的實地考察，既給這些院校帶去世界一流大師的前沿講座，也讓他深入了解國内科教事業的現狀。他以此為基礎，找到了日後幫助中國科教事業發展的方向。他在講課前的精心準備，積極搜尋資料，在中國出版的兩本頗具影響的教材，填補了當時這兩個領域的教材空白。他倡導的 CUSPEA 計劃，為中國和世界培養了一大批科技領軍人才。
此後，李政道将自己深深地投入到幫助祖國建設的“四個現代化”中去，他為祖國的科教事業發展殚精竭慮，幫助中國建設了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上海光源等基礎科學裝置，向黨中央上司人建議實施博士後制度、自然科學基金制度，捐資設立秦惠䇹-李政道中國大學生見習進修基金等一系列鼓勵科研的制度，還力主建設了北京現代實體研究中心、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浙江近代實體研究中心等基礎科學研究基地。而 1979 年講學正是這一切工作的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