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寬：論中國政治建設的前途

新中國政治的發展，必向民主政治之途邁進，這已為舉國一緻所公認。但是民主政治的途徑不一，我們究竟選擇那一條途徑呢？

現在世界的政治趨勢，有二大分野，一是英美式，一是蘇聯式的。蘇聯的政治制度，是無産階級的專政，一切農工商業規模較大的都由政府管理，以供給人民的需要為目的，對于資産階級是毫不容情的予以摒棄。這樣的政制，無疑的在中國不能實行。因為中國工業還在萌芽時代，一切建設工作不問階級由全國人士去共同努力，恐怕還不能迅速完成，而農工的知識程度幼稚，更不足以上司一切。由大陸的社會和文化來看，這種制度無論如何是不适合目前的國情的。是以中共的經濟政策沒法實作，不得不采取緩進的辦法。這是個明證。

英美的政治制度是資本主義主持下的政黨政治，政黨可以自由競選，人民可以自由取舍。這種民主的政治體制在中國實行也有許多困難，因為一般人民文化水準太低，對于政治大多沒有認識，往往容易為人所欺騙，為人所利用，而不能表達真正的民意。民國以來雖也曾舉行過普選，卻流弊很多。一點沒有實行民主，這又是個明證。

我們今日所欲實行的民主政治，決非任何其它國家形式的民主政治，而斷然為中國式的民主政治，也就是适應于中國社會文化的民主政治。什麼是适應中國社會文化的民主政治呢？無疑的，就是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因為國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本是依據中國國有的社會文化而建立的。這也已為舉國一緻所公認。錢穆在《中央周刊》《建國信望》一文中，力主實行“中國文化圈裡的中國式民主政治”，并謂：“此種民主政治，大體必遵照中山先生民權主義之理想而實作”“将為一種全民政治而非黨政政治與階級政治”“精神在政民一體而非政民敵立”，又說：“政治事業根本即是一種團體事業，……個人将以服務團體、代表團體而取得政治上之地位”“一個團體機關即是一選舉機關”“職業團體與地域團體之合一基礎則在農村自治”。

這些理論都很正确。可是這些理論的推行，恐非可以一舉而成功的。因為要成立足以代表農村自治的職業團體和地域團體在目前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水準都是不夠的。此後我們除了工業化以外，對于農村經濟的繁榮與農村文化水準的提高，必須特别加以努力才行，否則都隻是空談而已。

大陸從戰國以後，掌握政權的就隻有儒士和武士，自私自利的結果，就會産生“士閥”和“軍閥”，大概是在亂世，每多為軍閥所霸持，在太平盛世就由士大夫主政，近代曆史家或稱之為“士大夫階級”，似乎也是一種階級政治。但是我們要知道，所謂“士大夫”，在社會上是以形成特殊地位，隻因大陸一般人民知識幼稚，知識分子便得到了掌握政治的機會，“士”便成了“四民”之首。所謂“學而優則仕”成了一種傳統思想，而教書和做官也幾乎成為“士”的二大職業。今後我們要改正這個病态，必須普及教育，使人民人人有知識，人人對于政治有認識，那就再無所謂知識分子，更無謂士大夫再不會有什麼階級性的存在。這樣全民政治才可實作，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實行。

我們的抗戰，是全民的抗戰，抗戰勝利了，這個勝利當然也是全民的勝利，勝利後的民主政治，必然是全民的政治了。我們現在為全國四萬萬七千萬群眾大聲呼籲，實作全民的民主政治。可是要實行全民的政治，必須先普及教育和繁榮全民的社會經濟。使我們深深地感到我們今後進行社會教育和開發民智的重要。

據成都《新中國日報》，記載成都選舉市參議院的“選場百态”說：“各選民均須持憑門牌入指定之選場換取選票，而第七區北巷子選場竟發現有以一千元買門票的賂選情事”，“若幹選場投票的人，根本就說不出要選那一個，結果不是叫他，在競選人者榜上去瞎指，就是由旁邊人替他們代薦，請由代書人照寫”。在《新中國日報》的短評中也說，“在選民方面因智識标準的不夠時，或懾于盛勢，或礙于情面，難免不盲目從事，受人利用”。這些現象早在我們想象之中，今後也唯有用普及教育的方法，才能免除這些流弊。

我們從全民政治觀點來看，深感人們知識幼稚，對于政治缺乏認識，一時無法實行真正的民主。可是就目前的現實政治來看，就會發覺政治上的一切，太偏重于文字，一天到晚填表格、寫公文、做報告、拟計劃、訂規程，而實際工作卻推來推去，沒有多少成績可見。樂明思（Lules Romains）在《讀者文摘》十月号上發表了一篇《官僚政治和官樣文章》，認為現代的政治病是有“官僚菌”在作祟，唯一的病象“是對于紙張的無可遏止的渴求”，目前中國的政治，也就是因為侵入了“官僚菌”而發生對紙張渴求的重病。我們認為醫治這個重病的盤尼西靈，隻有提倡工作效率而厲行法治。

大陸在春秋以前，封建社會的時代，階級森嚴，貴族階級用以維持上層社會的是禮儀，統治下層的平民階級的刑法，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到春秋末年以後，封建社會崩潰，階級制度破除，列國政府為了要富國強兵，采取人才主義，提倡法治精神，不問等級，不問親疏，唯人才是用，有功則賞，有罪責罰，這樣的法治政策的确使整個政治和社會有了飛躍的進步。

因為政府既用法治，采取人才主義，平民就能得仕進的機會，參加政治組織而發揮其優秀的才能。是以戰國時代，政治上人才輩出，學術界也百家争鳴，都想把他們獨特的學說貢獻給政府采納。這是大陸政治踏上民主化的先聲，是以從戰國以後，政府裡已有不少的平民參加。到隋唐以後，國家便曆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人民，使得平民有參政的機會。從此考試和诠選便成為維持中國曆代政府紀綱的二大骨幹。隻因士大夫們結黨營私，産生了門第制度，于是政治又轉入包辦的狀态。

我們提倡法治精神，并非主張專制獨裁，我們主張用法治的精神來選撥民間的人才，來整饬政治的紀綱，來澄清政治的風氣，這是法治的第一要義。我們更主張用法治的精神來督責行政的效率，來督責各級官吏躬親率屬去辦事，使政治工作直達民間，完成政民一體的全民政治，這是法治的第二要義。大陸過去政治上最大的弊病，就是自私和敷衍。往往為國家人民着想的少，為一己私利着意的多，往往隻是應付“人”，并不能切實去辦“事”，往往隻做紙上工作、口頭工作，不能腳踏實地的去做，往往把事情推來推去，不肯負責任，往往做些表面工作、宣傳工作，結果敷衍了事，這是明清兩代一直到北洋軍閥時代政治上的積弊。

至于在野的人士，更是放言高論作種種不負責任的說法，使當政者處處碰壁，無從展開工作。這也是宋明以來大陸知識分子的惡劣風氣。蔣主席在國慶日演講中，認為此後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政治建設，根本在于國民心理建設和精神改造，以确立新、速、實的建國風尚。這個意見，我們絕對擁護。我們認為要确立新、速、實的建國風尚，必須要用法治精神，健全政治組織，整饬政治紀綱，澄清政治風氣，督責行政效率，來上司國民的心理建設和精神改造。

（原刊《中韓文化月刊》1946年第1卷第2期，署名寬政）

來源：《楊寬學術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