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去幹校前,工宣隊和造反派叫我們都到崇明去勞動,我們是在崇明島旁邊的一座小島上勞動,我們是乘船去的。到了那裡,帶隊的人先叫我們把行李等打開檢查。有人帶了一把水果刀,被沒收了,羽山帶了張崇明地圖,造反派說他是準備逃到台灣去。有人帶牙簽,就說他是準備自殺……真是造反派說啥就是啥,莫名其妙!
接着,就是艱苦的勞動,工宣隊也參加勞動,還叫我們吃憶苦飯。飯是請農民燒的,用爛菜葉子、糙米、玉米等一起煮,味道很不好聞,那些工宣隊造反派也一起吃的。吃完後,叫我們談感想。其中有一個人還說好吃。造反派聽到了,就叫他再盛一碗吃下去。
這時,我很擔心女兒的工作配置設定。我下去之前,我大女兒汪滿國中畢業了,要配置設定工作。這個時候按配置設定政策,她可進工廠。我叫她進工廠,她還是決定到蘇北大豐農場。我問她為啥這樣做。她說:"我有兩個妹妹,如果我去工廠了,輪到妹妹們就隻能去農村了,我吃點苦沒關系。大豐是勞改農場,條件比其他地方差一點。"我明白了,大女兒是為了照顧兩個妹妹。我感到欣慰,大女兒長大了,能為我們父母分憂了。
過了一段時間,根據市裡規定,上影廠全體人員都到奉賢幹校去。廠裡派了先遣隊尖刀連先去幹校造房子。我到幹校時,尖刀連已造好房子,一大間,泥巴牆,蘆葦蓋頂,大家睡上下鋪,和我搭檔的是桑弧,我睡上鋪,他睡下鋪。上面有風吹進來,很冷。這一大間,一共可以住二十個人左右。上廁所要隔條小河浜,夜裡用手電筒照着走過去。我們在幹校,每月回家一次,一般都是星期六下午回市區,周日休息。然後,周一早上回幹校。下幹校是全廠所有人一起去,工宣隊帶隊,主要是墾荒參加農業勞動,參加"鬥批改"。我們是"牛鬼蛇神",是去接受勞動改造,争取改造好早日解決問題。
我們到幹校時是冷天,要下河挖河泥積肥。我赤腳下到河底,兩手抓住鐵鍬挖河泥,力氣小就無法把泥甩到岸上,甩上去的泥都滾下來。中叔皇見了,在岸上對我說:"我下來,你上去!你力氣小,河泥甩不到岸上。"說着,他就連跳帶滑下到了河底。
果然,中叔皇力氣大,将一鍬鍬河泥甩上河岸。我則在岸上将河泥裝人畚箕裡,挑送到田裡。因路滑易摔跤,我還是挑不動兩畚箕河泥。我見桑弧也挑不動兩畚箕河泥,就和他一起擡着送到田裡。此時,姓史的造反派看見了,就走過來在我們擡的畚箕裡加了一鍬泥,還有一次他朝我們畚箕裡加了一塊石頭。至今我一直沒忘記他那一副兇相的臉孔和發紅的眼睛。他是50年代山東來的,聽說"文革"後他去了美國。
後來,房子造好了,各連分開住,我住三連美工組一間房。裡面有兩個人和我很好的,一個是中叔皇,他是室長。另外一個是鄭敏,也是演員。還有一人是一個常穿着軍大衣自命不凡的人,曾揚言要管廠裡的文學部。他還對我們說:"你們這些人怎麼可以搞文學?"他唱樣闆戲,還學拉胡琴。我對他說:"你不行!"
在幹校時,王丹鳳在廚房間燒飯。她不會燒菜,又患有血壓高,後來就不燒飯了。謝晉也跟我們一起勞動。
我們在幹校勞動時,每月定糧隻有22斤,不夠吃,勞動強度又大,隻能是早飯一兩,中飯二兩,晚飯一兩,還有一兩買饅頭。周圍的老百姓看不下去,說我們這些人是:"衣裳頂破,勞動頂苦,肚皮頂餓,工钿頂大。"夏天,天熱汗出得多,看到有人賣西瓜,我們要買,又沒錢,隻好跟那人商量,先給我們,下回買瓜時再補上這次買瓜的錢。那人同意後,我們就将西瓜用手劈開來吃了。第二天,我們再去時,賣西瓜的人不來了,因為他知道我們沒錢。
一天,我正在幹校勞動,突然接到我家所在的街道辦事處通知,說我女兒要到安徽鳳台去插隊了,家長可以請假一天。當我去請假時,工宣隊長說:"女兒去插隊與你有啥關系?"真不是人話!我不理他,照樣請假回家幫女兒作準備。
二女兒要去安徽插隊了,這天中午忽然肚子疼。她是吃好飯覺得肚子疼的,我立刻送她去看醫生。醫生說她是緊張。是啊,她馬上要離家遠行了,怎能不緊張。按上一年的配置設定政策,上有去農村務農的,下面的弟妹可留上海進廠工作。二女兒汪澄和三女兒汪清都是69屆國中學生,到畢業配置設定時政策變了,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一片紅,全部到農村。二女兒知道插隊苦,但為了妹妹,就選了到安徽插隊落戶,這樣妹妹就可到黑龍江軍墾農場。兩個小女兒都到農村,可惜我大女兒白白浪費了一個留上江軍墾農場。兩個小女兒都到農村,可惜我大女兒白白浪費了一個留上海工作的機會。醫生看不出毛病,我勸二女兒不去安徽了。她說:"不去怎麼行?"她不敢不去。我隻得陪她再回到學校裡,打好包,送她到桃浦火車站上車。桃浦離開上海市區蠻遠的。我們把她送上火車後,她就在火車站上車。桃浦離開上海市區蠻遠的。我們把她送上火車後,她就在車廂裡不出來了,也不到視窗來和我告别,我知道她不敢來看我們,看了她會哭。
送走女兒後,我和妻子從車站往外走時,碰到了已在美影廠的馬國亮夫婦。一問,他們也是來送兒子去安徽鳳台插隊的,原來他兒子和我女兒分在同一個縣同一個公社。問起他這幾年的情況。他說:"因為是馬思聰出逃的事,牽連到我們。"中央音樂學院原院長馬思聰是他妻子的哥哥。馬思聰出逃香港、美國之後他們夫婦倆受牽連,被關押審查。兒子是學大提琴的,也隻得下放,去插隊了。
他還告訴我,"文革"開始時,美影廠"牛鬼蛇神"每天早上跪在廠門口迎接革命群衆上班。有一個叫許秉铎的"走資派",解放初他作為上司幹部歡迎我們從香港歸來。每天吃午飯時,造反派指令他站在飯桶旁,每個去盛飯的革命群衆都可打他一記耳光,善良的人就甯願不來吃飯,也不打他。他人很好的,可惜最後他竟被打死了。馬國亮和我一起從香港被趕出來,又一起被打成右派,一起脫"帽子",在農場一起勞動,"文革"中遭到同樣的劫難。現在我送女兒插隊,他送兒子務農……說着說着,我們禁不住抱頭痛哭。
接下來,我小女兒汪清到黑龍江農場去,我又請假了。工宣隊長說:"沈寂怎麼這麼煩的!"我說:"我有啥煩?"說實在話,我也沒辦法,到黑龍江嫩江軍墾農場,靠近蘇聯了,工資是有的,但隻有幾塊錢,不能解決問題。江嫩江軍墾農場,靠近蘇聯了,工資是有的,但隻有幾塊錢,不能解決問題。那裡冷,被子就要多兩條,沒辦法,我太太到二姐家扛了被櫃送到火車站。當時我小女兒隻有十六歲,我們很不舍得放她去那麼遠。我在幹校時,心裡經常難過,一家人分散在天南海北,大女兒在江蘇,二女兒在安徽,小女兒在黑龍江,而我在奉賢幹校,老婆在家,真的是四分五裂啊!
在幹校,光是勞動還能對付,但是搞"鬥批改",真讓我們備受折磨。我被批鬥,因為我去過香港。對我連續開了幾天的鬥批會,要我交代去香港碰到過啥人?我每天寫交代,寫碰到的導演、演員,就是不敢寫碰到過唐納。然後主要是交代寫過哪些電影劇本。不料,這個時候發生了著名導演顧而已自殺事件。
原本顧而已因為人胖,又有高血壓,不用來幹校,讓他待在家裡。可是突然有一天,造反派把他押到幹校來了,還勒令他跪下來接受批鬥。工宣隊責問他是否攻擊無産階級司令部?他否認。工宣隊拿出一封檢舉信,說是他老婆寫的。内容是顧而已與洪逗、唐納與藍蘋、趙丹與葉露茜六人在杭州六和塔舉行集體婚禮的事情。現在的老婆是顧而已的第二個老婆,顧而已曾對她說過當年的事,她竟将這件事向工宣隊檢舉了。當天,開了一場批鬥會後,顧而已被押到我們宿舍裡睡覺,一夜悶聲不響。
第二天,吃早飯前,我看見他呆呆地坐在竹椅上,想心事。我就過去叫他:"老顧吃早飯了。"他低着頭說:"你先請吧。"我就去食堂吃早飯了。會兒,聽人大聲喊叫起來說:"顧而已自殺了!"我們連忙放下飯碗,趕去看,他是用塑膠繩絞成一個圈圈吊死了。我看見他躺在地上,醫生趕來救治,可惜已經死了。我一下呆掉了。剛才我還跟他說話,一眨眼的功夫,就上吊自殺了,他與我們已是陰陽兩隔了。
顧而已本來沒事的,就是因為他老婆揭發他攻擊江青而導緻如此慘劇!那麼他老婆為什麼這樣做呢?據說,他的老婆紅杏出牆,已為顧而已察覺。她為了趕走顧而已,是以就揭發他,送他去幹校,結果送了他的命。
顧而已死了,工宣隊認為是畏罪自殺,是現行反革命,還去抄了家。"文革"結束後,顧而已被平反昭雪,他老婆竟然厚着臉皮來參加顧而已的追悼會,被趙丹當場痛罵一頓,滾出會場。
【沈寂,原名汪崇剛,浙江奉化人,1924年9月生于上海,肄業于上海複旦大學西洋文學系。在《小說月報》《萬象》《春秋》《紫羅蘭》等雜志發表短篇小說40餘篇,并出版小說集《撈金印》《兩代圖》《鹽場》《紅森林》。1946年起主編《幸福》等雜志,1948年創辦人間書屋。沈寂結識了當時活躍于上海文壇的柯靈、張愛玲等不少作家,亦熟悉阮玲玉、周璇、黃金榮、杜月笙、哈同等上海灘風雲人物,出版有傳記文學《一代影星阮玲玉》《一代影星周璇》以及關于黃金榮、哈同的傳記小說《大亨》《大班》,是寫老上海人物的行家裡手。著名作家,上海電影制片廠編劇,"傑出電影藝術家"稱号榮獲者,上海文史館館員。2016年5月在上海市病逝,享年9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