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人們非常痛恨官場八股文，百害無一利，甚至誤國誤民。學史鑒今，反對八股文，整治官場文風，得學習一下隋文帝。
據史書記載，隋文帝楊堅不喜歡詞章華麗，曾诏令天下公私文書都要據實撰錄，嚴禁浮誇。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所上的表章浮華豔麗，隋文帝下令把他傳遞有關部門治罪。因文字華麗而獲罪，這在中國曆史上還真是極其罕見的，但隋文帝這樣做了，而且還在曆史上留下了好的記錄，不像秦始皇焚書，以及以後的清代文字獄，被當作惡行載入史冊。
在隋文帝整頓文風的倡導下，治書侍禦史趙郡人李谔向隋文帝上書，提出要在整治官場文風的同時，整治一下社會上的文風。
李谔在奏書中說：“以前曹魏時期，太祖曹操、高祖曹丕、烈祖曹睿，都崇尚文筆詞章，忽略治民的大道，喜歡雕琢詞句的小技，結果上行下效，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到了東晉、齊、梁時代，這種文風流弊更深，人們競逐一韻的新奇，争比一字的巧妙。文章連篇累牍，不外乎刻畫月華初露之形；作品積案盈箱，也隻是描寫風起雲湧之狀。世俗以此比試高下，朝廷據此選拔官吏。以雕蟲小技擷取功名利祿的道路既然由此開通，人們偏愛華麗崇尚輕浮的情緒更加高昂。是以，不論是鄉闾孩童，還是王公貴族子弟，六十甲子還不會數，便先學作五言詩。至于那些伏羲、虞舜、夏禹的典籍，伊尹、傅說、周公、孔子的學說，全都不再關心，何嘗能夠入耳。把傲慢怪誕當作清靜高雅，把緣情體物當作豐功偉績，把有德的碩儒看作古闆迂腐之人，把擅長辭賦之士當成君子大人。
是以文翰日益繁盛，政治卻日益紊亂。這都是由于人們抛棄了上古聖賢制定的法式規則，競相撰拟無益于治道的華文豔詞，把無用當作有用的緣故。如今朝廷雖然頒布了禁止浮華豔麗文風的诏令，但一些邊遠州縣，仍然襲用舊日弊風。躬行仁義孝悌的人，被權勢之家擯棄而不加錄用；擅長寫作輕薄浮華之辭的人，卻被選拔為官，薦舉到朝廷。這都是由于刺史、縣令沒有執行朝廷的诏令。請求派人下去普遍查訪，如發現不執行诏令的，送交禦史台查劾問罪，以矯正社會風氣。”
隋文帝看完奏書後，采納了這個建議，并前後兩次诏令把李谔的奏書頒示天下。由此可見，隋文帝整頓文風的決心之堅，力度之大。
李谔這篇奏書雖然得到了隋文帝的肯定，但用今天的視角來看，這裡有許多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首先是對曹操祖孫三代的評價不公。曹氏家族喜好文學，而且成就很高，帶動了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興旺發達，這是曆史貢獻，應當贊賞，而不應當否定。說曹氏隻會為文不會治民，也不符合曆史事實。其次奏書中對文學作品完全持排斥态度，認為全是刻月弄風、敗壞風氣，也是不對的，不能對文學作品不論好壞全盤否定，也不能對人類豐富多彩的精神需求予以扼制。其三是整個奏書中，隻提倡正統的儒家學說，而不允許詩詞等文學的存在，更是不可取的。
摘錄這篇奏書，并加以評論，主要是在意其中有兩句話很深刻：“文筆日繁，其政日亂。”李谔在這裡說的“文繁”是包括文學作品的，而且主要是指文學作品，這是不可取的。隋文帝整治官場文風，杜絕浮華虛言，提倡據實撰錄，從這個角度來了解“文繁”，“文筆日繁，其政日亂”這個論點還是站得住的，而且應當是正确的，要不隋文帝也不會下诏頒示天下。
“文筆日繁，其政日亂” ，放到今天來了解，對照一下日益泛濫的文山會海，就可看出繁亂到什麼程度。各級部門每天有多少人在制造檔案，搜腸刮肚地編詞造句，把大量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寫文章上。有時為一句話、一個詞、一個提法，翻來覆去地讨論，不知道耗費了多少心血。“文繁政亂”不是杞人憂天，确實需要引起我們警惕，文風是政風的現實表現，文風簡，政風實，要從抓文風開始，來帶動政風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