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定，全面内戰爆發。11月，蔣介石召開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到12月25日才結束。這個時候，民主人士關于“第三方面”和“第三條道路”（又稱“中間路線”）的論争剛剛開始。年底，地下黨主辦的《聯合日報晚刊》以“二馬對談”為題，刊發馬叙倫與馬寅初關于時局的探讨。此次座談中，馬叙倫批駁“中間路線”，呼籲各方團結，統一戰線，全國聯合，“不能再有什麼差別例外”。
1946年12月31日的《聯合日報晚刊》刊發了“二馬對談”内容。
“二馬對談”：馬叙倫與馬寅初談時局
1946年12月22日，上海《文彙報》發表社論《第三方面沒有中立》提出，在目前局勢下，“第三方面的立場‘沒有中立，隻有是非’”。以此為開端，許多民主黨派的上司人紛紛發表言論，各陳己見。在這個時候，上海民主運動的兩位上司人應邀來到上海《聯合日報晚刊》見面座談，留下了關于時局的對話。座談記錄以“二馬對談”的醒目标題發表于12月31日的《聯合日報晚刊》第三版上。
所謂“二馬”，指的是馬叙倫和馬寅初，兩人均已年過六十，時人稱“夷老”（馬叙倫，字夷初）和“寅老”。兩人同姓、同半名，叙起家譜來又為同宗，且都是知名教授。抗戰期間，馬叙倫堅守上海痛斥漢奸拉攏，馬寅初則在重慶因抨擊國民黨經濟政策而蹲監獄，同樣鐵骨铮铮；抗戰勝利後，馬叙倫帶領上海文化教育出版界愛國人士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馬寅初在上海私立中華工商專科學校任職并參加民主活動，二人同為“當代民主運動領袖”（《聯合日報晚刊》語）。看過或聽過“二馬”文章或演講的
人雖然不少，這樣的對談卻是第一次，自然引發了讀者很大的興趣。
座談中，對于當時人們最為關注的經濟、政治局勢，兩人都有極為警醒透徹的看法。他們“從過年談起”，談到物價民生、濫發鈔票、人民困苦、城鄉凋敝，進而談到目前的政治形勢——人民尚未完全覺醒、國民黨玩弄政治花樣、美國“特使”馬歇爾的手法和美國的貸款以及貨币、國際問題等。
旗幟鮮明 “我們必須要有大的團結”
談及今後的民主運動，當然要對正在進行的“中間路線”論争發表看法。就在前幾日，馬叙倫在中共機關刊物《群衆》周刊的“友聲”專欄發表了《論第三方面與民主陣線》 一文，認為現在“隻有反民主的政府和民主的群眾兩方面，不能有第三方面”。而今借着《聯合日報晚刊》這一閱聽人更廣的平台，馬叙倫以更加簡練生動的語言，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座談中，馬叙倫在分析了目前人民尚未普遍反抗的原因後，借用某“國大”代表的話說，“政府無能，人民有能”。他認為，民主的前途還是樂觀的。
馬叙倫說：“如果講到今後的民主運動，我認為必須簡化：首先，目标要簡單明了。隻能斷然地提出以民主力量來擊破反民主，不能再有别的調和的東西，更絲毫含糊不得。有說調停，如果是站在第三者立場在那裡調停，試問民主與反民主之間有什麼第三者？民主與反民主的鬥争，又如何調停？”
此次發表的座談記錄在“民主與反民主”的大标題下，以“不是國共問題”的小标題，記叙了馬叙倫旗幟鮮明的講話：“以前，這樣子的調停國共問題，有人做過；現在國共問題已經過去了，今天已不是國共問題，而是民主與反民主問題。堅決擊破反民主，是唯一的目标。根據這個目标進行民主鬥争，方才走着正規的道路。要是再照以前這樣說是站在第三者立場調停，老百姓和一般社會上，都要攪得弄不清楚了。”
馬叙倫坦率地表達了對于當時的民盟的看法：“對于民主陣線中堅的民盟，我很希望他們有具體表示出來。應糾正的糾正，應主張的主張。我希望民盟能夠統一意志，強化力量，認識現實，加緊對自己的檢讨，把旗号打得鮮明！必須糾正過去處在調人地位的姿态，發揮為民主而戰的真精神，不斷地壯大起來。以後的民主鬥争，一定要看我們人民自己的陣線如何組織，要看能不能有個真正堅強而廣泛的人民的組織，影響各地。我們必須要有大的團結。”
統一戰線 “不能再有什麼差別例外”
馬叙倫主張，沒有所謂“第三條路線”，隻有一條路。“至于争民主，剛剛已經說過，第一要目标簡單明了，第二就是要統一戰線，全國聯合，其中不能再有什麼差別例外。現在有人主張來一個中間層的結合，以為可形成一個力量，在我個人覺得是不可能達到的，不僅目前，以後也達不到。”“以後的中國，要麼是現政府統治的繼續，要麼是代表人民的力量上來，此外不會有另一個的。”
他呼籲民主力量的大團結。“目前已到了非全國奮起聯合不可的時候了，希望各方面共同促成這一大結合！斬釘截鐵，隻有民主同反民主。在這陣營之下，民主的結合，應該不分黨派、階層，如果要分，就是給予反民主以便利，而讓自己蒙受損失！”
馬叙倫對政治局勢的分析和把握十分準确。他反對“第三方面”和“中間路線”的提法，呼籲民主人士及時認清形勢，團結起來，更加旗幟鮮明地站在中共一邊，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
能在關鍵時刻斬釘截鐵地站在中共的一邊并及時發聲，一方面是出于馬叙倫本人的遠見卓識，另一方面，他身邊中共黨員朋友的影響也不可小觑。馬叙倫身邊有很多公開身份的中共黨員和地下黨朋友，如和他一起建立民進的王紹鏊。作為上海民主運動的領軍人物，馬叙倫一直帶領民進在中共的指導和幫助下開展民主活動，此時發聲，也是順理成章。
國統區愛國民主運動高漲，進步民主人士統一認識，團結一緻反對“中間路線”，馬叙倫在“二馬對談”中的鮮明言論應是功不可沒的。
（來源：《中國新聞》報，作者吳宏英系民進中央研究室會史處三級調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