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博洲｜以兩岸客家人的紅色血脈建立曆史共情

以兩岸客家人的紅色血脈建立曆史共情

□藍博洲

2008至2016年馬當局執政八年，曆經兩岸關系前所未有的交流與大陸前所未有的經濟讓利後，台灣群眾的中國認同卻降到曆史的最低點，兩岸關系也倒退到兵兇戰危的局面。問題的症結究竟在哪裡？“台灣問題”是曆史遺留的問題。因為1895年甲午戰敗的清廷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台灣割讓日本，于是就有了台灣問題的産生。來自福建與廣東的台灣漢人也是以産生兩種新的意識——祖國意識與棄兒意識（孤兒意識），并随着曆史進展而有此起彼伏的發展。

綜觀日據五十年，祖國意識始終是台灣群眾身份認同的主旋律。抗戰勝利後，台灣人民迎來了盼望已久的祖國。但是1947年“228事變”的鎮壓，又讓台灣群眾對中國和民族事務産生了挫傷、抑忿、幻滅、噤默與離心；更埋下死傷者家屬内心難解的怨悱，進而長期傷害着台灣内部的民族團結。其後，對“白色祖國”絕望的廣大台灣知識青年轉而擁護“紅色祖國”，投入緻力民族解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然而，北韓戰争爆發後，繼承了日據以來台灣愛國主義傳統的整整一代人，卻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遭到全面而殘酷的肅清。台灣社會成了一個對曆史集體失憶的病态社會，陷入喪失民族主體性的虛脫狀态。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在長期反共戒嚴統治教育下形成的民怨與恐共心理，被以李登輝為首的分離主義政客、文人刻意播弄，“棄兒意識”病态地成為身份認同的主旋律。這些政客利用這種社會心理，打造“去中國化”的“台灣意識”，持續推動“反共反中”、“和平獨立”的輿論宣傳，蠱惑群眾，構築“法理台獨”的虛妄民意。

從曆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台灣群眾“中國心”失落的症結在于：日據五十年的殖民意識與1949年以來的反共意識未能清理，因而讓“反共、親美日、反中”的台獨的“台灣人意識”，以及“反共、親美”的獨台的“新台灣人意識”，交相激蕩為“反共拒統”、“維持現狀”的所謂“主流民意”。

台灣客家人的政治性格

那麼，占島内人口結構第二多數，具有強烈原鄉意識的客家人的身份認同，具體的曆史發展又是如何呢？

從大陸原鄉移墾台灣的曆史過程中﹐台灣的福佬系與客家系漢人有過無數次因為經濟利益的沖突而形成的械鬥。曆史的傷痕使得抱持“大福佬沙文主義”的台獨派文人政客一直抱着無知的偏見——他們認為﹐台灣的客家系漢人大多是“保守﹑膽怯﹑馴迎權力﹑附庸政權的義民”。然而﹐個人主觀的偏見并不能成為曆史的客觀事實。台灣客家系漢人的政治性格究竟如何﹖顯然還得通過台灣曆來的群眾抗争史才能得到比較接近客觀事實的認識。

從1895年台灣割日起﹐客籍士紳丘逢甲(工部主事)首先率領有志紳民谒請台灣巡撫唐景嵩﹐共組“台灣民主國”﹐發表“抗日宣言”﹐以期“各國仗義公斷﹐能以台灣歸還中國”。據日本征台文獻記載﹐相對于兵不血刃地攻占台北城﹐日軍在大炮掩護下攻占主要是客家人居住的新竹地區時，卻遭到武器粗陋的群眾武裝遊擊的強悍抵抗﹔其中包括無數客家婦女也參加戰鬥﹐犧牲戰場。桦山本部是以大為震驚。其後，各地客家莊的群眾紛紛加入義軍，配合駐守台南的廣西欽州客家人劉永福，展開長達五個月的反占領戰鬥。其中，壯烈犧牲的北埔姜紹祖（1875-1895）、苗栗銅鑼吳湯興(1860-1895)、苗栗徐骧(1858-1895)，更是著名的客家抗日三傑。

日軍進占台南城，宣告“全島平定”之後，民族意識堅強的台灣人民仍然不斷發動長達七年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遊擊戰。其中，“抗日三猛”之一的林少貓上司南部客家群眾，直至1902年5月在鳳山後壁林一帶被誘剿。台灣人民反抗日軍占領的武裝抗日遊擊戰終于告一段落。

1907年起，随着孫逸仙上司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在大陸蓬勃展開﹐台灣人民看到台灣解放的希望。暫時平靜了四、五年的殖民地台灣，也在辛亥革命前後爆發了12次堅持漢民族傳統中國意識的有組織的反日起義。台灣的客家人更是規模和影響較大的幾次事件的主體。它們包括：1907年蔡清琳上司的北埔起義、1912年10月同盟會會員羅福星上司的大規模的抗日鬥争、1913年4月張火爐上司的大湖反日運動和同年12月賴來上司的東勢角起義等。其中，羅福星上司的所謂”苗栗事件”﹐不但具有現代反日民族主義的思想﹐而且将台灣的反日民族鬥争與祖國大陸的國民革命互相連結起來。

1920年代﹐台灣人民的反日鬥争進入以現代文化﹑思想和社會運動進行的“文鬥”階段。台灣的農民和勞工也開始民族的和階級的自覺，各地農民組合和各種工會組織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起來，台灣曆史上首次出現了農民運動和勞工運動蓬勃發展的局面。1926年全島性的台灣農民組合成立，提出”支援中國工農革命、反對帝國主義戰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被壓迫民族解放萬歲、全世界無産階級解放萬歲”等鮮明的戰鬥口号。台灣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文鬥階段也由初期溫和的殖民地改良運動，逐漸轉為高度意識性的左翼反帝運動。1928年台灣共産黨在中共幫助下于上海秘密成立，并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為統一的實踐内容，展開各種各樣的鬥争，台灣反殖民運動進入高潮。在台灣社會廣泛地配置設定在“佃農/傭工”階級的客家人﹐在左翼的﹑台灣人民階級的抗日民族解放運動重要環節的“農民組合”中﹐客家系貧困農民與進步知識分子卻留下令人驚歎的﹑英勇鬥争的事迹。例如：1927至29年間的兩次“中坜事件”。1929年至1934年間﹐展開各種組訓和潑辣的農村鬥争，響應台共的号召，準備武裝革命，打倒日帝﹐建立工農人民政權﹐而被全面徹底鎮壓的苗栗農組“大湖與永和山支部”的百餘名客家農民青年。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之後，台灣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運動也擺脫了長期以來孤軍作戰的狀态，納入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據統計，為實作台灣光複，前後有多達5萬多名的台灣愛國青年冒着生命危險，間關萬裡，潛回大陸，積極投身抗戰洪流，與大陸同胞并肩作戰。其中較為著名的客家青年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幾位。一是參加邱逢甲的兒子丘念台上司，在廣東客家地區抗戰的東區服務隊的好男好女：放棄日本明治大學學業的鐘和鳴（1915-1950）與表弟李南鋒、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屆畢業的蕭道應(1916-2002)與黃素貞夫婦，以及台灣文化協會上司人蔣渭水醫師的女兒蔣碧玉（1921-1994）等五人。二是尋找東北抗日民主聯軍的客家青年：棄讀東京中央大學的劉燕瑟、九州島島大學畢業的範子唐、東京醫學院畢業的劉燕鑒、日本大學畢業的嚴盛滿與蘇鴻洞等。

1947年“228”事變後﹐中共地下黨組織迅速在舊農組活躍過的，廣泛的桃﹑竹﹑苗貧困客家農村發展。台灣客家貧困農民與進步知識分子毫不猶豫地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1949年夏秋之交，基隆中學《光明報》事件爆發。從校長鐘浩東(和鳴)以降，兩岸客家籍占多數的教職員和衆多學生陸續被捕系獄與犧牲。50年代白色恐怖序幕拉開,一場政治大風暴随即撲向全省各地。1950年春天，地下黨的上司機構被瓦解，尚不滿千名的黨人﹐以及無以數計的群眾﹐在全省各地陸續遭到被捕殺的厄運。同年年底﹐臨時上司機構以“在勞動中求生存﹑求生活﹑求安全﹑求工作”的原則﹐團結﹑教育了桃﹑竹﹑苗客家山區的農民群衆﹐并逐漸建立了隐蔽的“據點”和“基地”。1952年4月下旬﹐位于苗栗縣三義鄉魚藤坪山區的上司機構被破壞，上司人蕭道應、曾永賢(苗栗銅鑼人)先後被捕。幸免被捕的客籍黨人及農民群衆雖然在銅鑼﹑三義﹑大湖﹑獅潭和三灣一帶的山區流亡﹐堅持地下活動，最終仍在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下陸續折翼。

據台北情治機關相關檔案所載﹐1950年到1954年的“50年代白色恐怖”期間，客系人士或客家地區的“涉共”案件至少包括﹕“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所屬基隆中學案﹑鐵路組織案﹑竹東水泥廠案﹑楊梅支部案﹑松山第六機廠案﹑竹南區委會案﹑苗栗油廠案﹑中坜義民中學案﹑佳東支部案﹑銅鑼支部案、苗栗治安維持會案﹑台盟竹南支部案﹑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案……等幾個大案。據非正式估計﹐此一時期的赤色政治犯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台灣客籍人士。

建立兩岸客家人的曆史共情

綜觀台灣史上客系人民抗争運動所表現的政治傾向﹐大多皆為貧困農民的蜂起，階級性至為明顯﹐其決心﹑義氣﹑勇氣﹑堅定性﹑徹底性及進步性也高。當然﹐就語言的腔調而言﹐台灣的客家話有所謂四縣﹑海陸﹑诏安……等不同腔調之分。但是，就社會構造而言﹐台灣客家社會内部的真正區分應該還是階級之别。語言的腔調不同并不能妨礙同一階級的人們互相溝通。階級屬性的不同﹐卻總是讓同操某種腔調語言的人們﹐互為陌路﹐乃至對立。就世俗的顔色論而言﹐光複以來﹐台灣客家主流社會的封建大佬們﹐在色譜上一直都是藍色的。近幾年來﹐随着政權的易位﹐附庸綠色政權的客家大佬已成為台灣客家社會新的主流。然而﹐曆史告訴我們﹐除了附庸藍色或綠色政權的義民之外﹐以工農階級為主的廣大客家群眾﹐向來卻是高唱紅色的曆史戰歌。過去如此，未來也必定如此。

是以，面對日據以來長期反共的台灣社會，面對反共的台灣主流意識，重建并發揚台灣人的愛國主義光榮曆史，以及台灣人參與新中國革命與建設曆史的正确的“台灣人史觀”，進而讓台灣群眾認識真正的曆史；認識台灣人與祖國，尤其新中國的密切關系，就是目前與未來的兩岸融合發展階段中，落實“兩岸一家親”政策，争取台灣民心的文化交流的重要工作。也是以，依托閩粵贛客家人的與台灣客家人的曆史交流，以兩岸客家人的紅色血脈建立曆史共情，進而颠覆台灣社會自覺不自覺“反中”本質的反共意識，就是統一前與統一後，争取長期被反共洗腦的台灣群眾認同中國共産黨上司的民族複興中國夢實作的，不可回避的長遠工作。

(2024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