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藥，是原研藥專利到期後由市場上其他廠家生産的等效藥物。所謂等效，是指兩者的活性成分相同，醫學特性、治療效果相等。出于人道和經濟等因素，世界無疑是需要仿制藥的。但是仿制藥出現之後，確定仿制藥“等效”的監管機構決定着仿制藥使用者的健康和安全。
在全球最大的仿制藥生産國印度，曾經的仿制藥巨頭企業蘭伯西一度行銷全世界，但如日中天之後，終于夢斷美國，最終倒閉收場。今天的文章講述的是蘭伯西制藥公司的研發主任拉金·庫馬爾博士發起的一項公司内部調查如何改變了公司的命運。
本文經授權摘選自《仿制藥的真相》（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0年9月版），有删改，标題為編輯所拟。
撰文 | Katherine Eban
翻譯 | 高天宇
2004年8月18日印度古爾岡
早晨8點30分，外面的熱浪已經令人窒息。迪内希·薩庫爾環顧會議桌旁的六名項目經理，看見六張疲倦的面龐。他們知道這次會議很重要，但不知道議程是什麼。薩庫爾将給他的團隊布置企業盡職調查史上最奇怪的任務之一，但他決定先将真正的原因保密。
“庫馬爾博士給我們布置了一項新任務。”他開口說道，“他想知道我們能否證明公司提供給各國的所有資料是真實的。這将是對公司全部藥品的一次回顧性調查，他想知道在過去20年中，我們對提供給各國監管機構的資訊有多大的自信。”
他的團隊成員看起來都很驚訝，但這項任務又确實沒有超出他們的職責範圍。他們的本職就是繪制出蘭伯西的所有資料圖表，是以，首先确定這些資料是否準确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薩庫爾示意他們看一塊白色書寫闆，他已經在上面畫了一張圖表。圖的縱軸是世界上所有蘭伯西出售藥物的地區，橫軸是各式各樣的問題：市場上有哪些産品？它們是在什麼時候注冊的？注冊時使用的真實檔案在哪裡？支援的資料又在哪裡？在那個市場出售了多少批次？它們是在哪家工廠生産的？
薩庫爾給每個手下配置設定了一片區域，并吩咐他們，将公司在那些市場的原始生産資料和送出給監管機構的陳述進行對比：兩份資料對得上嗎？還是有所差異？那些陳述符合當地法規嗎？
在這之前，還從來沒有人拼出過公司營運的完整圖景。在這之前，蘭伯西的内部各自為政。不同的地區由不同的團隊負責開發産品，他們互相之間幾乎從不見面比對記錄。公司的藥物是如何獲得準許的，乃至是在哪裡獲得準許的，誰都沒有一個完整概念。而現在薩庫爾卻要求他的團隊做一次多角度評估，範圍上要覆寫全世界，時間上要回溯好幾年。
至于薩庫爾自己，他首先拜訪了負責法規事務的副主任阿倫·庫馬爾 (ArunKumar)，阿倫已經得到拉金·庫馬爾 (兩人不是親戚) 的訓示來配合薩庫爾的工作。
阿倫的辦公室就在薩庫爾樓上，他帶着一臉困惑等來了薩庫爾。“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他在迎接薩庫爾時說。
“知道什麼？”薩庫爾問道。
“知道真實的情況。”阿倫說。他接着描述了蘭伯西在一些地區是如何任意妄為的，那些地方的監管最弱，被發現的風險也最低。
“你是說，那些地區市場上的産品并沒有充分的資料支援？”
“嗯，不是全部都有。”阿倫翻弄着辦公桌上的一份報告随口說道，“我們知道漏洞在哪裡。”
薩庫爾被他的漫不經心驚呆了。“這個情況你向管理層彙報過嗎？”
“有什麼好彙報的？”阿倫回答，“他們都知道了。實際上他們很可能比我還清楚。”
薩庫爾心想他肯定是弄錯了。他問阿倫，既然申請中包含這樣的漏洞，他身為稽核資料準确性的人員，又怎麼能夠放行呢？
“這就說到根子上了。”阿倫回答。雖說申請檔案是他準備的，但是各地區負責法規的上司，比如美國的艾蔔哈·潘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修改任何一份申請。他們直接聽命于最高管理層，不需要知會阿倫或征得他的同意就能簽發申請檔案。
薩庫爾覺得這簡直不可思議。在類似BMS（編者注：百時美施貴寶，源于美國的跨國制藥公司）這樣的公司，法規事務主任對送出給美國藥監局的文檔全權控制，這樣的安排也有充分的理由。負責法規事務的高管一旦簽發了申請，就表示他們确認了申請資料是準确的。在政府機構的記錄中做虛假陳述，這可是犯罪行為。
“你告訴我，你說的不是那個意思！”薩庫爾追問道。
“美國和歐洲市場太高端，如果被抓，損失太大，是以對那些地區的藥物不能公然冒險。”阿倫解釋道，“但是像拉丁美洲、印度 (和非洲)，就完全是另一碼事了。”
薩庫爾聽得目瞪口呆：“這些事還有誰知道？”
“大家都知道的嘛。”阿倫回答，接着補充了一句，“大家都知道指令是從哪裡來的。”
“就不怕會引起反彈嗎？”
“都控制好了。”阿倫說，“一切都控制好了。”
薩庫爾震驚不已，他不得不宣布會議結束，好離開讓自己冷靜冷靜。
當他走進自己辦公室的大門時，他的行政助理問他：“你怎麼了？你這樣子像見了鬼似的。”
薩庫爾癱坐在椅子上。
他知道品牌藥産業内部也有不遵守規章和有失操守的現象。在他離開BMS之後，公司的财務總監以及全球藥品團隊的負責人就成了被告，罪名是刑事共謀、證券欺詐，通過隐瞞滞銷的存貨來誇大銷售和利潤。這些指控後來被撤銷了。
操縱股市或危害股東利益是一回事，被告人可以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協定，不必認罪。但阿倫剛剛描述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對新藥必須開展檢測，才能确認它們符合配方、穩定且有效。得出的資料是證明這種藥物能救人而非殺人的唯一憑證。但是在蘭伯西員工的眼裡，資料卻是一件完全可以替換的營銷工具，他們似乎完全不必考慮這樣做會對患者産生什麼影響。
這是赤裸裸的欺詐，結果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
薩庫爾覺得這件事太過嚴重，讓他一時難以接受。但職責仍然驅使他在當天晚些時候回到了阿倫·庫馬爾的辦公室。
“把這些事都挖出來沒有意義。”阿倫告訴他，“繼續調查，你隻會被公司開掉。你就告訴拉金都查過了，沒有什麼好再查的了。”
“我不能對上級撒謊。”薩庫爾說。
“你們這些美國回來的是怎麼回事？去了幾年就當自己是世界道德警察了？”阿倫質問他，“你以為美國那些大型藥企就不做這些事？”
在大型藥企工作的10年間，薩庫爾從來沒有見過或者想象過這樣的行為。他是很年輕，有點天真，但他也很固執，不會輕易讓步。“工作還是要做的。我們從哪裡開始？”他不耐煩地問道。
阿倫不情願地走到一塊白色書寫闆前，畫出一張圖表，上面列出了蘭伯西在不同地區的品質問題：美國和加拿大最低，歐洲其次，拉丁美洲高一點，印度更高，最頂上的是“世界其他地區”，包含幾個最窮的非洲國家。
“我會從這裡開始。”阿倫指着圖表上的最高點說。
薩庫爾仍覺得眼前一團黑。他需要的是數字。阿倫把行政助理叫來幫忙。薩庫爾問那個小夥子，送出給監管機構的文檔中，與公司檔案不符的資料占了多大比例？那名助理閃爍其詞：“這個……各個地區都是不同的。”
“你給我估算一下各個地區的數字。”薩庫爾說，“美國大概多少？”
助理思索片刻，估算出一個數字：“50%到60%？”薩庫爾簡直喘不過氣來：蘭伯西送出給美國藥監局的文檔，有超過一半都作假了？就這樣還算品質最好的地區？
“那歐洲的情況怎麼樣？”
“差不太多。”助理回答。
“印度呢？”
支吾了一番之後，助理答道：“100%。”他解釋說，在印度檢測新藥純屬浪費時間，因為監管者根本不看資料。是以印度的銷售代表幹脆自己編一份文檔，然後送出給印度藥品管控總局 (縮寫DCGI，以下簡稱印度藥控局)。要通過印度藥控局的審批，需要的不是真實的資料，而是良好的人脈。人脈他們是有的，助理表示。
這樣的欺詐規模把薩庫爾吓壞了。想到那些服藥的患者，他就感到渾身不舒服。薩庫爾告訴兩人，他需要了解詳細的情況：每種産品要逐年列出，還有每份申請中的作假情況。
當薩庫爾手下的項目經理們着手分析時，包括收集資料、開展訪談以及參觀實驗室和工廠，公司内部森嚴的等級成了主要障礙。薩庫爾的團隊不僅太新，而且根據印度企業文化中不成文的規定，團隊成員的資曆也太淺，不夠格向部門上司問話。團隊的一名成員負責追查亞洲和巴西市場的資料，他回憶說：“我們是不受歡迎的人。”于是他們隻能靠突然到訪和死纏爛打來開展工作。他們不打招呼就來到工廠。他們等候幾小時就為了能和部門上司談話。他們驅車幾小時前往遠處的生産工廠。一點一滴地，團隊成員們将資訊組合在一起，艱難地拼湊出了蘭伯西的秘密：公司操縱了生産過程的幾乎每個環節，進而快速制造出漂亮的資料，確定公司盈利。
薩庫爾團隊的每個成員都彙報了相似的案例：在經理的授意下，公司的科學家們将高純度成分替換成低純度成分以節約成本。他們修改檢測參數，使雜質過多的配方也能通過。他們僞造溶解研究。為了生成最佳結果，他們将品牌藥磨碎了裝進膠囊，代替公司自己的藥物接受檢測。他們将品牌藥的檢測結果疊加在自家藥物的檢測結果上，再用于申請。在一些市場，公司還偷偷對資料流做了混合和比對，把某一個市場的最佳生産檢測資料僞裝成另一個市場獨有的資料，再交給當地的監管部門。而在其他市場，公司幹脆編造資料。檔案作假無處不在。公司甚至捏造了自己的标準生産流程，讓美國藥監局的調查員對照着檢查公司是否遵循了規章。有一次，幾名員工在文檔上寫下更早的日期，然後連夜将文檔放進一個潮濕的房間以加速其老化，以此在視察中糊弄監管者。
公司也懶得隐瞞這種經營手段。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從進階經理、研發主任到負責配方和臨床試驗的人員，個個如此。基本上，蘭伯西的生産标準可以歸結為不出事就行。
薩庫爾從多年的訓練中得出經驗，好藥不是通過最後檢測的那一個。它的品質必須在生産的每一個環節接受評估，品質就展現在随每一個環節相伴生成的資料裡。在生産過程中要記下一系列檢測結果，每一個都是通向品質的關鍵路标。但由于蘭伯西隻注重結果，規章和要求都受到了漠視。良好生産規範好比停車辨別和不友善的彎路。而為了達成有利的結果，蘭伯西想怎麼開就怎麼開，一路上繞開路标，重設交通燈，事後再調整裡程數。就像公司的分析研究主任後來對一名審計員說的那樣：“開展實驗的同時記錄資料不符合印度文化。”
薩庫爾團隊的一名成員幾個月前剛剛激動地加入蘭伯西，現在卻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他沒有資料證明這些藥物不安全，但也沒有可靠的資料證明它們是安全的。他隻能下班回家後力勸親友不要購買蘭伯西的産品。
薩庫爾每天工作14個小時。他試着把每個市場的情況做成電子表格，其中包括申請時和藥物一同上交的資料，公司送出給監管者讓産品獲得準許的資料以及支援這些主張的現有資料。他晚上要在辦公室待到9點，準備次日的工作計劃。回到家裡，他還要不顧妻子蘇娜爾的反對，走進他位于地下室的辦公室一直工作到半夜，将團隊上報的資料彙總起來。和平常一樣，他對這個項目含糊其詞，蘇娜爾也不問他。他同樣沒有追問自己那個更大的問題：調查自己的公司，會對他的事業産生什麼後果？如果他能後退一步，或許就能看清這項任務潛伏着怎樣的危機。
他隻是一門心思想了解這場危機的規模：欺詐怎麼會嚴重到這個地步？這種遠遠超出他想象的行為，該用什麼詞來描述呢？最後，經過幾天的工作，一個詞語在他的腦海中浮現出來，隻有它能明确地描述他所了解到的現象：犯罪。是的，就是這個。他正在揭露的，是一場在全球蔓延的犯罪。
經過幾周詳盡的研究，薩庫爾将團隊關于拉丁美洲、印度和其他市場的初步發現呈交給他的上級拉金·庫馬爾。
那是早晨7點30分，庫馬爾平常上班的時間，兩人在他的辦公室見面。外面的走廊還很安靜。薩庫爾将幾張初步調查表格擺到庫馬爾面前。它們顯示，多種藥物根本沒有經過恰當的檢測，甚至沒有檢測，也沒有資料可以支援公司聲稱的情況。庫馬爾一言不發地仔細閱讀着。“這肯定不對。”他最後說道。這看起來确實不可能：蘭伯西在送出檔案前居然沒有對藥物做過檢測？庫馬爾從來沒聽過這樣的荒唐事。“你肯定是看漏了資料。”
“我們仔細查了，沒有這樣的資料。”薩庫爾堅持。
“你們必須回去重新檢查。”庫馬爾也不讓步，“這肯定錯了。”
在庫馬爾看來，唯一可信的解釋是，薩庫爾要麼看漏了現有的檢測結果，要麼對調查結果做了錯誤分析。要不然，就是薩庫爾揭露了一種還沒有先例的做法。在之後的幾周内，庫馬爾一遍遍地叫他回去複查，乃至薩庫爾最後召集團隊開了一場會議，好讓庫馬爾直接聽聽他們的說法。
這些團隊成員也被這次調查的結果驚呆了，他們面對自己的發現不知所措。迪内希·卡斯胡裡爾後來回憶道：“對我來說，腐敗是安然那種公司做的事，他們更可能在利潤的資料上含糊其詞。”文卡特·斯瓦米納坦起初隻預料到公司有“裙帶關系和低效率”的問題。他完全沒有想到公司的所作所為在危害人們的生命。
在聽完薩庫爾團隊每位成員的彙報之後，庫馬爾終于醒悟了：公司正在全球範圍内欺詐并危害患者。他将這些資訊濃縮成一份四頁的報告，呈交給公司CEO布賴恩·坦皮斯特。報告的标題雖然平平無奇，叫《在不同國家就不同産品送出的不充分申請檔案》，使用的也是公司保證品質的那一套灰色地帶的語言，内容卻是爆炸性的。它揭露了蘭伯西送出給世界各國監管機構的檔案中的系統性詐騙。“對于大多數送出給巴西、墨西哥、中東、俄羅斯、羅馬尼亞、緬甸、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和非洲國家稽核的産品，它們要麼捏造了不存在的資料，要麼挪用了其他國家其他産品的資料。”
庫馬爾的報告指出，公司一邊削減成本，使用那些市場上最便宜的原料，一邊從其他監管更嚴格的市場調來資料上報，用這種危險的偷換手法來掩蓋産品的低劣品質。報告還指出，公司将未通過純度檢測的有效藥物成分與檢測結果良好的成分混合，直到其符合要求。
報告還指出，在印度及拉丁美洲，公司産品的驗證方法、穩定性結果以及生物等效性報告都“無法找到”。簡單地說，就是蘭伯西無法确認這些市場的藥物成分。例如，薩庫爾團隊收集的資料顯示，自2000年起在巴西獲批的163種藥物中，幾乎每一種藥的申請檔案包含的都是虛假的批次記錄和不存在的穩定性資料。
報告指出，在大多數申請檔案中，蘭伯西都将小型研發批次 (約2000劑) “有意誇大”成規模為100倍的展示批次，然後對較易控制的小批次欺騙性地開展關鍵的生物等效性和穩定性檢測。結果造成商業規模的批次未經檢驗就出售，将數百萬患者的生命置于危險之地。
庫馬爾還寫了一封标記為“機密”的電子郵件，連同報告一起呈給了坦皮斯特。他在電子郵件中說，不遵守規章隻是問題的一部分。“看來有些問題在一年多以前就暴露出來了，但我找不到任何旨在陳述或解決這些問題的檔案。”在電子郵件末尾，他表明自己最終忠于的并不是公司，而是真相。他寫道：“如果沒有充分的資料支援，我不能允許任何資訊用在任何申請檔案中。”後面還補充了一句，“如您允許，我将就目前我與上述問題有關的責任及保障，聽取倫敦法律顧問的意見。”
在回複中，坦皮斯特向庫馬爾保證公司會公正處理。
雖然形勢嚴峻，但庫馬爾向薩庫爾透露，如果給他權限，他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其他員工也漸漸懷疑起來。2004年5月，就在薩庫爾開始調查的三個月前，凱西·施普倫 (Kathy Spreen) 博士加入蘭伯西的美國辦公室，成為負責臨床藥及藥物監督的執行董事。她之前在惠氏和阿斯利康工作過15年，這次加盟是為了設立蘭伯西的品牌藥分部，為現有藥物創造新的劑量和配方。在施普倫看來，她的工作是為蘭伯西提供法規輔導，引導它通過美國藥監局錯綜複雜的監管體系。
一開始，公司的生産技術似乎超出了她的預想。一次，入職才幾個月的她正為公司的Riomet（譯注：糖尿病藥物二甲雙胍的一個版本）釋出會準備幻燈片，她注意到一件不同尋常的事。這種藥物在血液中的濃度資料似乎和品牌藥完全一緻。她記得當時心想：看看這家公司多有能耐，仿制藥的生物等效性資料竟然可以直接疊加到它模仿的原版藥上。
大概一個月後，施普倫又對比了抗痤瘡藥Accutane和公司曾暗暗下過功夫的仿制藥Sotret的資料，發現兩者的資料幾乎完全相同。她這才開始擔心起來。如果資料好得不像是真的，那它就很可能是假的。
她知道這些資料中有鬼：即便是同一種藥的兩個批次，在同一家公司的同一個工廠，在同樣的條件下生産，也會有輕微的不同。而另一家公司用另一種配方生産的相似藥或模仿藥，其檢測結果理應是不同的。
帶着内心的疑惑，施普倫要求印度同僚給她發送支援檢測結果的資料。對方一次次承諾馬上發來，又一次次地爽約。她得到的隻有借口：資料“太亂”，他們“不好意思”發給她。她哀求印度的同僚們：“就算寫在廁紙背面也沒關系，總之得發送給我。”但他們始終沒有發來。
施普倫一直以為，隻要她能更清楚地解釋美國的法規，蘭伯西的高管們就會明白。但無論她怎麼解釋，似乎都不能改變公司的經營方式。在印度的高管們看來，監管系統是需要繞過的障礙。他們常會吹噓某人用最巧妙的手法騙過了監管者。當一種糖尿病藥物滞銷時，一名高管問施普倫能否利用她的行醫執照給公司裡的每個人開這種藥，好讓記錄上多出幾百份的銷量。施普倫拒絕了。
她曾經要求蘭伯西的全球生産總監給她發送一份檔案，證明一種抗菌痤瘡膠是遵循良好生産規範生産出來的，但對方卻提出要給她寄一張“樣子很好看”的證書。在施普倫聽來，他似乎是想寄一份僞造的證書過來。她努力解釋：“證書的樣子我不關心，我隻要美國藥監局說這符合良好生産規範。”
2004年10月，在紐澤西州，薩庫爾的上級拉金·庫馬爾悄悄向施普倫承認，她懷疑的事都是真的：對于公司的許多藥物，關鍵的檢測資料并不存在，送出給監管者的檔案都是僞造的。一次，施普倫找到公司當時的藥物總監馬爾文德·辛格，直接提出自己的懷疑。辛格要她耐心，并向她許諾一切都會得到解決。但如果真要如此，公司就必須誠心服從規章，并對保護患者有一種緊迫感。
但在蘭伯西，這種覺悟似乎是缺乏的，而且缺乏之徹底令人震驚。在一次公司的電話會議上，施普倫向與會的12名高管表示她很擔憂蘭伯西供應給非洲的抗艾滋病藥物的品質。公司的一名頂層醫療高管答道：“誰在乎？就是死幾個黑人的事。”
和凱西·施普倫一樣，庫馬爾也對下一步要做什麼感到迷茫。一次出差回美國時，他去見了公司的律師傑伊·德希穆克。他說：“我想跟你像律師和委托人那樣談談。”德希穆克說他代表的是公司，不能作為他的律師和他談話。“但你不明白出了什麼事。”庫馬爾說，他詳述了公司内部的可怕問題，“我害怕會失去人身自由。”
“我也不能給你建議。”德希穆克說，“這方面我不是專家。”不過在接待庫馬爾之後，德希穆克還是悄悄打聽了一番，并了解了庫馬爾發起的調查。這位律師覺得，這種沒有适當保障措施的企業自查是極危險的。這種調查一旦開始就無法取消，而且誰也說不準查出的資訊會導緻什麼後果。他後來表示：“讓不通世故的人來做這件事是很糟的。”就好像庫馬爾任憑幾個孩子在沒有看管的情況下玩火。
這時，薩庫爾的分析已經在公司内部悄悄流傳開了。在曼谷舉行的一次高層管理會議上，庫馬爾向與會者分發了薩庫爾制作的一張表單，上面按區域和字母順序列出了蘭伯西的各個市場，從阿爾及利亞開始，到越南結束。其中的一列是各種藥物的問題，另一列的标題是“風險” (薩庫爾指的是對于患者的風險)，還有一列是“行動計劃”。薩庫爾在患者風險那一列填寫了“高”“中”“低”三檔，分檔依據是公司的記錄中缺失了多少資料以及怎樣的資料。
但是在會上，閱讀表單的公司高管們卻把這一列誤解成了對于公司的風險。在“行動計劃”一列中，負責全球營銷和法規事務的兩名高管在空白處草草寫下筆記。筆記表明公司會考慮兩種方案：一是直接中止這些藥物的供應；二是暫時從市場上召回它們，重新檢測，檢測内容是權衡事情敗露和失去市場佔有率哪個危害更大。至于患者面臨的風險則根本沒有被納入考慮。
會議結束時，庫馬爾收回了表單，連同那兩個男人在上面手寫的筆記。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他開始收集證據了。
2004年10月14日，在委任薩庫爾挖掘真相幾個月之後，庫馬爾站在新德裡蘭伯西總部的董事會議室中，面對着董事會科學委員會的各位成員。他的聽衆包括布賴恩·坦皮斯特，當時擔任藥物總監的馬爾文德·辛格，董事會主席、曾任新德裡副市長的特金德拉·康納 (TejendraKhanna)，著名心髒病專家P.S.喬希 (P.S.Joshi) 博士和其他幾個人。公司秘書被吩咐離開了會議室。
庫馬爾向聽衆展示了薩庫爾準備的一個示範文稿，包含24張幻燈片，标題是“簡化新藥申請組合的風險管理”。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檔案尚未完成，其中還不包含美國市場的資料。但現有的内容已經清楚地表明，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蘭伯西對監管者撒了謊，僞造了資料，并在出售藥物的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危害了患者安全。幻燈片指出：“我們在40多個國家出售的200多種産品資料中都有為滿足業務需求而編造的成分。”報告還顯示，所謂的“業務需求”，隻是一種粉飾蘭伯西最小化成本、最大化利益并哄騙監管者準許不達标藥物的種種行徑的說辭。
沒有一個市場或者一種藥物是例外，包括美國和世衛組織采購的用于對抗非洲艾滋病的抗逆轉錄病毒藥。在歐洲，公司使用來源未經準許的成分；捏造保存期限資料，賣的是一種藥，檢測時用的卻是其他配方的藥；更改生産過程卻不記錄存檔。幻燈片還指出，最初促使庫馬爾去南非的那次維姆塔審計的結果已經被監管者注意到了，可能會進一步破壞公司的聲譽。
在一個又一個市場，公司幹脆捏造了所有資料，在巴西、肯亞、埃塞俄比亞、烏幹達、埃及、緬甸、泰國、越南、秘魯和多米尼加共和國都是如此。提到為品牌藥公司生産某些藥物的企業協定時，一張幻燈片指出：“因為在申請檔案中使用了可疑的資料，我們也給合作夥伴 (在墨西哥和南美是拜耳和默克) 帶來了風險。”
庫馬爾提出了一個激進的方案：将全部問題藥物從市場上召回；重做全部有疑點的檢測；向每一個案子的監管者通報調包的資料；制定一套流程，把相應的資料和藥物關聯起來。有一張題為“指導原則”的幻燈片列出了庫馬爾心目中公司應負的義務：“患者安全是我們的首要責任。我們的産品必須被證明是安全有效的。短期的損失好過整個業務的長期虧損。”
庫馬爾在一片沉默的會議室中完成了報告。隻有一位董事也是一位科學家，對他的發現表示了一點驚訝。其他人更驚訝的是庫馬爾的宣言：如果不讓他全權解決問題，他就辭職走人。
“就不能把資料都藏起來嗎？”一名董事轉頭問坦皮斯特。沒有人回答。這片沉默讓庫馬爾明白了他需要知道的一切。坦皮斯特下令銷毀這個示範文稿的每一個副本，并将制作這個檔案的手提電腦拆毀。這次會議沒有留下記錄。
庫馬爾曾經确信，在看到無可辯駁的證據、明白自己做了這麼長時間的錯事之後，蘭伯西将不得不撥亂反正。但事實并不如他所願，在這次董事會議結束之後不到兩天，他就送出了辭呈。這距他來蘭伯西上任才不到四個月。他對坦皮斯特寫道，“鑒于我們讨論的問題的嚴重性質”，他的唯一選擇隻能是“優雅而迅速”地離開。
作為一位公司高管建立的檔案，庫馬爾的這個示範文稿可謂毫不留情。在未來的年月裡，它的幽靈還将繼續在高管之間制造分裂。在公司内部，它将被稱為“自我評估報告” (縮寫SAR，以下簡稱“報告”)。這份指控罪行的檔案仿佛一根緩緩燃燒的導火索，直接燒向公司的頂層高管。
薩庫爾仍留在公司。但是庫馬爾一走，他就失去了保護。在那次董事會報告的三個月之後，公司内部的審計員來到他的部門，做所謂“例行檢查”。他們待了整整10周，其間翻看了部門賬簿，約談了部門員工。在薩庫爾團隊的成員文卡特·斯瓦米納坦看來，這些審計員就是“公司派來的秘密警察。我們最終發現，這是公司整體計劃的一部分，迪内希·薩庫爾就是他們的目标”。
4月下旬，公司突然指控薩庫爾在辦公室的電腦上浏覽黃色網站。薩庫爾激烈否認。盛怒之下，他讓網絡管理者檢視了計算機記錄，結果發現公司IT部門的人登入過他所在部門的伺服器，并在幾次搜尋中植入了他的IP位址。
回到家，薩庫爾告訴妻子蘇娜爾他将離開公司。他沒有多談細節，她也沒有追問，他隻說要工作下去已經不可能了。
“我們接下來怎麼辦呢？”蘇娜爾問他。
薩庫爾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但是想到發生的種種，他明白自己在蘭伯西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一個周四的早晨，薩庫爾拟了一封辭職信，并列印了能證明黃色網站是被植入他的IP位址的證據。次日下午，他來到坦皮斯特博士的辦公室，他費了點功夫才預約到和坦皮斯特會面30分鐘。
薩庫爾給他看了電腦被動過手腳的證據。他表示：“因為做了本職工作被人打擊報複，這樣的環境我待不下去。”接着他就遞上了辭呈。
不過坦皮斯特态度和藹，他說：“我明白你為什麼要走。”他告訴薩庫爾今天下午不要去辦公室，等下周直接去取東西。
到了周一，薩庫爾去了。在一旁的人力資源部長的注視下，他從辦公桌上拿走幾張兒子的照片。他們甚至不允許他打開抽屜，或者和團隊成員道個别。他在别人的護送下離開了公司大樓，司機維賈伊正在外面的汽車裡等着他。他在蘭伯西度過了動蕩的22個月，離開時隻花了不到10分鐘。他的事結束了——至少他是這麼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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