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早期帝國：秦漢史的重估》
｜[美]戴梅可（Michael Nylan）[英]魯惟一（Michael Loewe）主編｜
劉鳴 譯
2024年8月出版/268.00元
精裝·732頁
ISBN 978-7-5228-0581-8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
壹
專家推薦
《劍橋中國秦漢史》完成于1976年前後，當時馬王堆發現的資料剛剛發表，而書一直拖到1986年才出版，原因是在該書出版前後湧現出了大量的考古資料，他（魯惟一）說，他（編纂《中華早期帝國》）的主要目标是對這些資料的價值進行诠釋，對已有的傳統政治史進行擴充。
——戴梅可
貳
内容簡介
本書為《劍橋中國秦漢史》的後續研究成果，是對以往中國秦漢史研究的有益補充。與《劍橋中國秦漢史》不同的是，本書并沒有按照秦漢曆史脈絡進行論述，而是主要利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考古資料，從廣義的政治文化史角度，分“考古”“行政”“技術”“辭章”四部分對秦漢史中的墓葬、城市生活、出土醫術、陰陽五行等議題做了頗具新意的專題研究。
伯克利加州大學曆史學系教授戴梅可，與英國著名漢學家魯惟一召集了來自中國、日本、南韓、歐洲和美國的學者，通過跨文化比較以及對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仔細考察，就以前較為薄弱的領域，諸如性别、科學史和辭章文體等方面提出新的見解；同時也對相對成熟的佛教、道教、法律研究和社會史等領域做了不同于以往的論述。
叁
作者簡介
戴梅可(Michael Nylan)，先後師從于席文(Nathan Sivin)、魯惟一、司禮義(Paul L-M Serruys)、洪業、屈萬裡、羅思文(Henry Rosemont,jr)以及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等漢學大家。其教學與研究的領域包括對身體與政體的認識、環境政策與道德,以及縣級和縣級以下的地方管理。她近期的論著重點考察中華早期帝國時期(前323-公元 316)的政治理論與實踐。
魯惟一(Michael Loewe,1922— )，曾師事劉殿爵和何四維(A.F.P. Hulsewé)。盡管早年曾接受歐洲古典文化及日文學習，但尤其緻力于漢代曆史研究。其最早的學術貢獻有研究居延漢簡的《漢代行政記錄》(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1967)和關于廷議的《漢代的危機與沖突》( Crisis and Conflict in Han China，1974)。1990年從劍橋大學東方研究院榮休後仍撰述不綴，先後出版《中國古代典籍導讀》(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1993)、《秦西漢、新朝曆代人物傳記辭典(前 221一公元 24)》[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 Former Han and Xin Periods(221 BC-AD 24)，2000]等。
譯者簡介：劉鳴，陝西西安人，曆史學博士，畢業于北京大學曆史學系。現為西安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西安翻譯學院客座教授，主要從事秦漢史及中國古代社會史的研究。曾合譯有《秦漢文明:曆史、藝術與物質文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肆
目錄
随文插圖、彩圖、表格、地圖ⅰ
凡 例ⅹⅳ
縮略語ⅹⅴ
緻 謝ⅹⅴⅱ
引 言001
戴梅可（Michael Nylan，伯克利加州大學）、
魯惟一（Michael Loewe，劍橋大學）
第一部分 考古
1 漢代墓葬結構及随葬品 015
艾素珊（Susan N. Erickson，密歇根大學迪爾伯恩分校）
2 兩處東漢墓葬：打虎亭和後士郭088
畢梅雪（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
3 出土文獻：背景與方法 121
紀安諾（Enno Giele，亞利桑那大學）
4 邊遠地區的考古發現 146
艾素珊、李成美（Yi Sǒng-mi，南韓學中央研究院，南韓城南市）、戴梅可
5 城市生活研究 184
畢梅雪
6 永恒之城與長安之城 203
蔔瑞南（T. Corey Brennan，羅格斯大學）、
邢義田（Hsing I-tien，台灣“中研院”）
附錄：研究長安城的主要資料229
7 皇家陵墓 237
魯惟一
附錄：兩漢帝陵251
8 中國考古：一個局外人的看法 257
草安敦（Anthony Snodgrass，劍橋大學）
第二部分 行政
9 《二年律令》與《奏谳書》281
魯惟一
附錄：法律文書289
10 齊其家（齊懷必死） 296
戴梅可
附錄：材料來源319
11 社會區分、人群和特權 330
魯惟一
12 政府的運作 344
魯惟一
第三部分 技術
13 數字、計算與宇宙 361
古克禮（Christopher Cullen，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
附錄：《九章算術》376
14 占蔔與天文：傳世文獻與出土簡牍 379
馬克（Marc Kalinowski，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
附錄：（1）秦漢簡牍帛書中與占蔔和天象有關的文本391
（2）漢代史書中記載的預測者397
15 出土醫書、傳世文獻和醫術 409
羅維前（Vivienne Lo，倫敦大學學院維康信托基金醫學史研究中心）、
李建民（Li Jianmin，台灣“中研院”）
附錄：醫療技術的早期證據432
16 陰陽、五行和氣 444
戴梅可
附錄：關聯宇宙論454
17 秦漢宗教活動 462
胡司德（Roel Sterckx，劍橋大學）
18 東漢及以後的宗教變遷
目前的一些觀點和問題 479
巴瑞特（T. H. Barrett，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附錄：（1）與道教史有關的四種存在問題的文獻493
（2）漢代後經書之外的資料495
第四部分 辭章
19 戰國和西漢文獻中的勸說技巧和關于“亂”的辭令 505
羅界（Geoffrey Lloyd，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
20 《史記》中的文本和作者 517
方麗特（Griet Vankeerberghen，麥吉爾大學曆史學系）
21 音樂與詩歌的修辭主題
從漢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朝至約公元100年538
柯馬丁（Martin Kern，普林斯頓大學）
22 公元前100～公元100年的勸說技巧552
戴梅可
23 公元100～300年的散文和權威 568
史嘉柏（David Schaberg，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矶分校）
24 約公元100～300年的文學批評和詩歌中的個人特色583
柯睿（Paul W. Kroll，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
參考文獻604
索 引661
伍
中文版序
理論上來說，《中華早期帝國》的編纂開始于2004年。那年秋天，我收到魯惟一的電子郵件，他總是與時俱進，最早掌握最新的電腦技術。在郵件中，他邀請我和他一起編輯一本書，這本書是對《劍橋中國秦漢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的補充。劍橋大學東方研究院（Oriental Studies at Cambridge）當時得到了一筆專款，受惠于此，該書所需的大部分資金已經到位，而且如果需要的話，魯惟一先生自己還會申請更多的資金。當初我在東方研究院學習古典文學——大學生文學學士畢業考試科目之一，魯惟一是我的導師，收到這個邀請，我既感到榮幸，又有點不安。于是我進一步跟他了解這個項目的來龍去脈。原來那本《劍橋中國秦漢史》完成于1976年前後，當時馬王堆發現的資料剛剛發表，而書一直拖到1986年才出版，原因是在該書出版前後湧現出了大量的考古資料，他說，他的主要目标是對這些資料的價值進行诠釋，對已有的傳統政治史進行擴充。這樣的一個補充，從其核心内容上來說，應該成為《劍橋中國上古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内容的延續，這一冊由魯惟一和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共同主編，出版于五年前。在那個時候，關于怎麼樣起頭，應該去找哪些人撰稿，他有了一些想法。他想讓我幫他從總體上處理所涉及的艱巨的工作。（當時我并不知道，他的長期搭檔、同僚以及妻子卡爾曼·布萊克爾［Carmen Blacker］已經患上了帕金森病。）我答應了，但對我将要做的事幾乎一無所知。魯惟一認為我對應劭的《風俗通》進行過研究，可以擔任東漢部分文章的首要編者，這是第一樁讓我吃驚的事。我自己都笑了（直到今天，我仍感覺我對漢和帝以後的事情搞不清楚）。
從委托各篇論文的撰寫開始，各種令人驚訝的事情紛至沓來。有位考古學家，因不在受邀的撰稿人之列，心懷妒恨，鼻子都快氣歪了，他幾乎斷送了這個項目。而有位受邀的作者，強烈反對另外一位學者加入，這讓我們在一個月内失掉了兩位撰稿人。一年以後，幾位作者送出的論文品質明顯達不到标準，當我們兩位主編想提出修改建議時，這幾位撰稿人回複說他們都是天才，這讓我們在進展中面臨艱難的選擇。接下來，已經完成的書稿被劍橋大學出版社束之高閣，擱置了超過兩年時間。考古學家們向出版社提出了強烈的不滿，他們表示，如果出版社繼續拖延出版程序，那麼他們将不得不重寫相關章節，因為這期間又有了不少新的考古發現。然後，劍橋大學出版社沒能按照慣例給各大刊物寄送樣書，因而唯一的一篇書評的作者磨刀霍霍，别有用心。（魯惟一向來溫文儒雅，然而，他看到這篇書評時怒不可遏，想拟一篇正式的文章回應這個作者。我攔住了他，說讀者自有判斷。）簡而言之，這是一出充滿差錯的滑稽劇，然而不是每一個情節都讓人開心。
對那些雄心勃勃、想要做大部頭書籍的編者，我想請他們引以為戒。實際上，過了這麼多年，很多瑣碎的事情我都已經忘記了。直到中文版出版時讓我寫一篇簡短的序言，我才想起來一些點點滴滴。差不多十五年過去了，仍然得以保留下來的是，這些論文大體上是站得住腳的，這在關于早期中國的研究中是令人驚歎的。早期中國的研究進展很快，在這一領域中優秀的學者們每過幾年對自己以前的認識都不得不重新思考。回過頭來看，盡管每做出一個決定都會遭到強烈的反對，但當時在編這本書時所做的四個決定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首先，當時魯惟一重新審視了“儒教”（Confucianism）一詞，這是正确的。1999年，我受席文（Nathan Sivin）的論文“On the Word ‘Taoist’ as a Source of Perplexity” (1978)啟發，發表了一篇文章，從那時開始我就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與之相應，在這本書中我們摒棄了“儒教”這個詞，也沒有征引1930年代德效骞（Homer H. Dubs）所論斷的“獨尊儒術”（Triumph of Confucianism）。我們認為，這一點是必要的，如果要從根本上重新考慮中華早期帝國研究的方式，就要抛棄那些舊的觀點，那些觀點認為儒家和道家為了争奪當權者的支援在進行一場“赢者通吃”的鬥争。
其次，我們兩位主編敦請各位撰稿人謹慎使用來源于商朝的資料和成書于東漢的《說文解字》，我們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我們認為，作為許慎的個人作品，《說文解字》有一定的局限，而盡管到秦漢時期，少數幾個被放大的商代人物（商湯，或者以殘暴著稱的末代君主纣王）還很有一些影響，但當時的人們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并未确切地知道商代的事件和文化。
再次，魯惟一和我決定打破以朝代劃分曆史的模式，書中使用的“早期帝國”，其時間從公元前323年到公元316年，從戰國時期群雄并起開始，到西晉滅亡為止。這可以讓讀者不得不想起這麼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當王朝覆滅時，不是所有原先的臣民都感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最後，魯惟一和我認為中國在古代世界中既獨特又與其他國家有着很多共同點，是以在總共24篇文章中，至少有5篇涉及今天中國之外的内容，為讀者提供了适宜的對照與比較。這5篇是：由幾位作者共同完成的《邊遠地區的考古發現》、《永恒之城與長安之城》，草安敦（Anthony Snodgrass）的《中國考古：一個局外人的看法》，巴瑞特（T. H. Barrett）關于道教和佛教的文章，加上羅界（Geoffrey Lloyd）關于早期辭令的論文。（新冠疫情發生前不久，魯惟一回歸到他年輕時對古典文明的學術興趣上，寫了一部對古典文化進行比較的書，在2024年由倫敦的布魯姆斯伯裡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這本書還包含多種多樣的插圖和地圖，事實證明，在這麼多年後這些還都是有用的。
和我合作的主編魯惟一現在已經101歲了，雙目失明。我在寫這篇序言時，腦海裡總想起他。正是他，提供了許多可供參考的書籍，讓後輩的學者得以對先前的學術成果進行确認、辯駁和增補，并在這個過程中成長起來。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在我認識他的這麼多年裡，他一直寬宏大量，堪稱典範。以他如此高齡，僅有的幾次遺憾的事，是幾十年前他對幾個很愛争吵的同僚說了幾句氣話。我想，這就能說明問題。他隻是簡單地享受着他的研究。以此為指引，我代表他鼓勵從事中華早期帝國研究的學者們，應該采取一種同樣寬宏的氣度和緻力于工作的精神。畢竟，這個領域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戴梅可（Michael Nylan，代表魯惟一［Michael Loewe］）
2024年4月
一宋史研究資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