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第二次訪華時，和毛澤東談到接班人的問題。毛澤東坦率地說道：“毫無疑問，我的接班人是劉少奇。”
中共第一代上司集體成員中，劉少奇的位置無比重要。他長期擔任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地位僅排在毛澤東之後。毛主席将他視為接班人，這既離不開他在長期抗戰中送出的出色成績，也離不開毛澤東和陳雲這些老戰友的支援。
那麼，劉少奇是如何從地方上司一躍成為中央二把手的？
一、血與火的鬥争：勞工運動的偉大領袖
劉少奇在早期革命生涯中，擔任着勞工運動的領袖，上司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勞工罷工運動，很多中共上司的重要勞工運動，都能看到他的直接或參與上司的身影。
劉少奇
劉少奇是湖南甯鄉人。1920年10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8月，和羅亦農、任弼時、蕭勁光等一同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産主義大學進行學習，冬季正式加入共産黨。
1922年春，劉少奇從莫斯科學成回國後，回到湖南工作，在這時結識了時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之後，他受到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指派，與李立三等人上司了全國聞名的安源路礦勞工大罷工。
這是中國共産黨第一次獨立上司并取得完全勝利的一次大型勞工運動。在當時的勞工眼中，劉少奇“渾身是膽”，隻身前往與資本家進行談判。在振臂一呼之中，劉少奇成為安源路礦勞工運動的領袖。
這次罷工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這支勞工武裝力量，在經曆了“二七慘案”後，成為“碩果僅存”的幾支勞工武裝力量之一。
第一次國内革命失敗後，安源路礦勞工成立勞工俱樂部，在秋收起義後成為井岡山紅軍的重要來源。這是劉少奇上司下的第一支堅定而有力的勞工武裝鬥争隊伍。
1924年秋，劉少奇當選為漢冶萍總工會委員長。在劉少奇的上司下，漢冶萍總工會受到鄧中夏的高度評價，他稱之為“全國工會中組織得最好的工會”。
1925年5月，第二屆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由劉少奇籌備舉辦。會上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劉少奇被推選為執行委員會副委員長。随後上海五卅運動爆發，劉少奇前往上海進行上司。次年，劉少奇與鄧中夏、蘇兆征等一起上司了省港大罷工。
1927年劉少奇又前往武漢，與李立三一起上司百萬武漢勞工的鬥争，成功收回英租界。通過對一系列轟動全國的勞工運動的出色上司，劉少奇展現出了他的過人的膽識和上司智慧。
1927年，劉少奇當選為中央委員。然而共産國際在總結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時認為，中國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共上司人多為知識分子，為此強調要推進“中共指導機關的勞工化”。
随後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中，周恩來認為當時的選舉有些矯枉過正，太過重視勞工成分，他替劉少奇感到惋惜。劉少奇在這樣的氛圍之中落選，沒有當選為中央委員。
二、白區歲月：提出了正确的鬥争方針
大革命失敗後十年間，中國共産黨在蘇區和白區做兩方面的鬥争。劉少奇承擔起中共在白區進行地下秘密工作的重責，先後在北平、天津、上海等白區進行重建、發展黨組織，上司學生勞工運動等工作。
此時白區正籠罩在一片白色陰影之下，許多無産階級理論家和革命家如鄧中夏、蕭楚女等先後犧牲，劉少奇的第一任夫人何葆珍也在雨花台就義。盡管條件艱苦、形勢複雜，劉少奇依舊肩負起在白區發展黨組織的重擔，進行高強度的工作。
他避免種種“左”的做法，在實際工作中扭轉了白區工作長期被“左傾主義”錯誤指導的思想，解決“順直問題”和“關門主義”，始終貫徹瓦窯堡會議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陣線”的正确方針，被毛澤東譽為“白區工作正确路線的代表。”
1930年夏，劉少奇率中國工會代表團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局委員。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劉少奇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是劉少奇首次擔任中央上司任務。
1931年秋，劉少奇從莫斯科回到上海，被委任為中央職工部部長。不久，他就發現了職工運動存在“左”的傾向。
10月5日，他寫下《關于工運的意見》遞交中央。但臨時中央上司人不同意他的觀點，聯系到他在共産國際會議上對赤色國際進行的反對，認為他具備“右傾主義”傾向，是”反提綱”、“反決議”。
不久後共産國際下達訓示，認為“劉少奇無法擔任上司工作”，撤銷了劉少奇中央職工部部長的職務。但在共産國際的訓示下，“左傾主義”路線大大破壞了黨在白區的工作，緻使許多黨、團和工會的重要幹部被捕，臨時中央不得不轉移到蘇區。
被撤銷職務後，劉少奇輾轉廣東後秘密遷往蘇區，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執行局委員長，陳雲任副委員長兼黨團書記。劉少奇就是在此時與陳雲共事相處了一年半，彼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
長征開始後，劉少奇在遵義會議上積極支援毛澤東的正确主張。瓦窯堡會議後， 中央考慮到劉少奇在白區的豐富革命經驗，決定還是讓劉少奇前往白區進行工作，組織重建當時被破壞得一塌糊塗的北方局。
1936年春，劉少奇前往北方局所在地天津，開始了代表中共中央上司北方局的工作。首要的任務，就是扭轉白區長期在王明媚蘇的“左傾機會冒險主義”和共産國際指導下的“教條主義”錯誤指導下的思想，樹立正确的革命思潮。
剛到達天津，他就火速在内部刊物《火線》上，以“陶尚行”等筆名發表了一系列批判“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的文章，并對瓦窯堡會議确定下來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确方針進行大力宣揚。
在思想上廓清正确路線後，短時間内，劉少奇就在白區達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強勁勢頭，肅清了白區多年由于“左傾錯誤”而産生的影響。但長期的影響依然存在，許多幹部的思想一時扭轉不過來。
劉少奇給張聞天連續寫了四封信，系統闡述了白區“左傾”思潮的長期危害和影響力，指出轉變白區工作的政策，并改變十餘年來“左傾主義”的傳統。
在實際工作中，他通過北方局的關系，與華北地區地方實力派，如宋哲元和他上司下的29軍也達成了一緻，将“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号，轉變為“擁護宋委員長抗日”。他認為，要争取一切抗日力量，不僅是宋哲元和他所帶領的29軍，上層的上司都可以做通工作。
這對關聯宋哲元的29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至關重要，對學生“學聯”、“民先”等救亡運動也起到了一定的思想指導作用。
在劉少奇的上司指揮下，糾正了錯誤路線的北方局逐漸重建各級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的要求，一些幹部也被派到廣州、武漢甚至香港進行聯絡。
在此期間，劉少奇在北平竭力營救被國民黨捕獲的同志六十一人，其中就有薄一波、劉瀾濤等。這六十一人也投入了恢複北方局的秩序之中，成為了北方局的骨幹力量。劉少奇在北方局取得了“内戰時期黨在白區工作中空前未有過的成績”。
北方局的工作上了正軌後，劉少奇到華北主持工作。他根據過去長期上司白區勞工運動的實踐經曆和北方局的經驗，迅速找到了華北地區白區工作存在的問題。
同年4月，劉少奇回到延安參加蘇區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他在會上作出了《關于白區和黨的群衆工作》的報告直擊問題要害，引發了不少與會同志的強烈認同。但持反對意見的同志也不在少數，雙方觀點一度争執不下。
毛澤東經過幾天的觀察和思考後，表示支援劉少奇的觀點：“少奇的報告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少部分問題上我有不同意見。少奇同志對這個問題有豐富的經驗，他一生在實際工作中上司群衆鬥争和處理黨内關系，很少失敗，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
他指出黨之前确實害過“左傾”的病症，并盛贊劉少奇是“一針見血的醫生”。
毛澤東旗幟鮮明的支援态度對會議産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此會議得以繼續推進。黨的工作也得以按照此正确路線繼續前行。
三、馳騁中原：開創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重建新四軍軍部，升任中共“二把手”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争全面爆發。1938年9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中央決定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分别由周恩來和劉少奇兼任書記，并下達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方針訓示。
1939年1月28日，一首小詩開始傳遍了竹溝：“越過千重水，踏破萬重山；胡服到竹溝，妙計定中原。”這一天，劉少奇到達确山縣竹溝，化名胡服主持工作，中原局正式成立。
到達竹溝後，他敏銳地抓住了敵後政權形成的真空地帶，訓示聶榮臻建立了第一個由中共上司的抗日民主政權——晉察冀邊區政府。後來，八路軍又陸續開辟了晉冀豫、晉西南等抗日根據地。
短時間内，以竹溝為總指揮中心的中原局煥發蓬勃生機。此後的竹溝對于中原，有如延安之于全國抗日根據地，竹溝作為“小延安”的美名就傳遍了全國。
1940年6月，在劉少奇的統一指揮和陳毅、粟裕的上司下，黃橋決戰獲得勝利，中共獲得了蘇北隴海鐵路以南、長江以北華北大部分地區的控制權。至此，開辟蘇北、發展華中的方針勝利實作。
1940年7月，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北渡長江，改稱蘇北指揮部，指派胡服（劉少奇當時化名）為政治委員，葉挺為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統一指揮蘇北指揮部。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爆發，針對國民黨消滅新四軍的圖謀，劉少奇因勢利導，提出了重建立立新四軍，暫緩在軍事上的進攻，在政治上全面進攻的建議。中央随即予以采納執行。
十天後，中央軍委釋出重建新四軍軍部的指令，依然任命劉少奇為重建的新四軍政治委員，陳毅為代軍長。
新四軍軍部重建後，在劉少奇、陳毅等上司下，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面積得到大幅擴大。一年的時間内，全軍總人數增加了5.5萬人，除八路軍外，中共又添了一支勁旅。
1941年秋，整風運動的序幕徐徐拉開。
中央書記處書記陳雲在會上陳詞：“過去十年白區工作中存在不少主觀主義，在劉少奇、劉曉同志到白區開展工作後，情況才逐漸改變。過去白區工作路線是錯誤的，現在檢查起來，劉少奇同志代表了過去十年來白區工作中的正确路線。”
陳雲對劉少奇在白區工作的這些評價，後來被寫進黨的曆史決議，劉少奇在黨内的地位就此發生了一個重大轉折。任弼時在會上也說：我黨的毛主席、劉少奇同志開展工作是根據實踐經驗得來，犯的主觀錯誤少些。
戰友對于劉少奇工作客觀又中肯的好評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毛澤東在會後寫了九篇批判文章，在文中他多處援引了劉少奇的觀點，認為他的觀點正确是因為“當時的直接事實為他的觀點加以證明”，并且“整個‘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執行期間的結果對劉少奇觀點的正确性加以證明”。
10月3日和4日，毛澤東兩次緻電劉少奇，要求其傳回延安。在劉少奇傳回延安後，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延安召開，中共中央機構進行人事調整，劉少奇被委任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實際升任黨内第二把手。
至此，劉少奇進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決策層，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中共上司人集體初步形成。
四、主持制訂《五四訓示》，指導土地改革
抗日戰争期間，各抗日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的政策。這一政策的實行是為了在抗日戰争期間團結各民族力量，形成統一戰線。但抗日戰争結束後，該政策已經不能滿足農民的強烈需求，土地政策的調整迫在眉睫。
為了廣大農民群衆的利益，1946年由毛澤東、劉少奇主持，任弼時、薄一波、鄧子恢等人逐條研究起草了著名的《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訓示》。該訓示于1946年5月4日通過中央并下發，史稱《五四訓示》。
半年後，為了推動高漲的革命熱情，配合解放軍的戰略需求，土地改革的要求進一步提高。劉少奇日以繼夜地工作，加快工作步伐，在西柏坡召開土地改革會議，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
從土地的減租減息到“五四訓示”，再到《中國土地法大綱》，土地均分，人人皆有，這極大地調動了軍民的生産積極性，消滅了地主和農民階級之間的階級沖突，使得長達千年的封建生産關系在中華大地上徹底終結。1億農民熱情地投入生産，對解放戰争更為支援。
五、在第一線調查國民經濟問題，主持調整國民經濟工作
在中共中央上司下，1960年冬，國民經濟在中共中央上司下進行大規模調整。劉少奇奮鬥在一線主持工作，對國民經濟大調整作出了傑出貢獻。
1961年3月，中共中央來到廣州進行調查，從農村工作着手，調整農村政策。為了考察農村事情，劉少奇帶頭進入農村進行實地調研，後來又帶領調查組深入湖南長沙、甯鄉兩縣農村進行為期44天的調查研究。
實地考察中他發現，“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造成農村農業減産、工業後退的主要原因。但在當時，國民經濟困難的原因被歸結為天災，如果提出非議，可能會被指責為“右傾”、“否定三面紅旗”。
但劉少奇還是堅持己見。他認為，隻有直面問題才能解決問題，農村的問題隻能實事求是才能打破目前的困難局面。
5月份，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劉少奇直言不諱，分析經濟形勢和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談到造成經濟困局的是政策上的失誤。他總結建國以來特别是“大躍進”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教訓，提出國民經濟調整的原則措施。
必須調整農村的政策，加強農業和輕工業。但上司層中，對經濟形勢的看法存在極其嚴重的分歧，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陷入停滞。他的觀點涉及到了對“三面紅旗”的反對，這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
毛澤東一直認為三面紅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展現，老革命戰士的倔強讓他堅持自己的觀點，曾公開表示願與反對“三面紅旗”的人作戰。劉少奇此番報告，被毛澤東看做是修正主義，犯了右傾錯誤。
曾經親密無間的老戰友就此分手。對待四清運動的不同看法，和當時外交問題看法的分歧，種種原因疊加，也造成了毛澤東最終對劉少奇失去了信任。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對中央上司機構進行改組。劉少奇名次下降到第八位。從此，結束了長達23年中共黨内“二把手”的地位。
小結
劉少奇是中共黨内一名優秀的勞工運動領袖、一名出色的理論家和革命家，他出色的上司能力在上司一系列聞名全國的勞工運動中得到充分展現。
在白區的歲月中，他對于黨内思想傾向錯誤的糾正使得工作能夠繼續推進并擷取成功，被毛澤東譽為“正确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展現”。這是一個十分中肯的評價，可以說，沒有劉少奇，中國共産黨在白區的工作很難得以開展并擴大。
在經曆了勞工運動與白區的錘煉後，劉少奇寫下著名《論共産黨員的修養》一書，為共産黨員樹立了榜樣和信念。當時尚未成為他夫人的王光美看了之後說認為共産黨員的要求真的是異常的嚴格。
這本書所述的皆是劉少奇從對自己的要求出發，這一點也令王光美對這份光輝事業和寫下這本書的劉少奇肅然起敬。許多優秀的共産黨員如王進喜、焦裕祿、雷鋒等，都修習過這邊著名的書，雷鋒還在他的日記裡記下他的心得體會。
無論是在早期勞工運動，還是在白色恐怖陰影籠罩的白區，劉少奇都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高強度工作。全面抗戰的關鍵時期，更是離不開他在中原地區的部署和指導，離不開他風馳電摯地抓住時機進行土改，讓億萬勞工農民團結一心支援黨的事業。
但是，假若沒有毛澤東的慧眼識英雄，劉少奇會被埋沒在“右傾主義”的帽子之中。他以出色的成績上升至“二把手”的地位，是作為一名實幹家出色政績最實至名歸的褒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