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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鵲橋”欄目創辦40周年,《中國婦女》記錄下的大齡青年婚戀變遷

“鵲橋”欄目創辦40周年,《中國婦女》記錄下的大齡青年婚戀變遷

由全國婦聯等多個部門主辦的萬人集體婚禮已拉開序幕。回顧數十年間中國青年的婚戀變遷,《中國婦女》不僅是記錄者、觀察者,更以開辟專欄、刊登征婚廣告,積極傳播新型婚戀觀、踐行“紅娘”責任。

“鵲橋”欄目創辦40周年,《中國婦女》記錄下的大齡青年婚戀變遷
“鵲橋”欄目創辦40周年,《中國婦女》記錄下的大齡青年婚戀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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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中國婦女》雜志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今年是《中國婦女》雜志“鵲橋”欄目創辦40周年,“中國期刊征婚第一人” 朱俊芳也将迎來結婚40周年紀念日,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中國青年婚戀40年流變。

雜志當“紅娘”,“鵲橋”引轟動

20世紀80年代初,伴随改革開放,年輕人的婚事成為當時重要的“政治工作”、社會議題和婦女熱點。1981年,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成立。1982年, 廣州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家由政府主辦的婚姻介紹所。1984年3月,以《為大年齡青年當“紅娘”大得民心——天津市李瑞環市長的講話》為開篇,《中國婦女》開辟了“為大年齡青年當紅娘”欄目。李瑞環指出,“通過幫助大年齡未婚青年解決婚姻問題,為他們分憂解愁,使他們深深感到我們的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國家十分可愛,這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很實際的‘三熱愛’教育,否則,隻是抽象的。” 這期雜志還刊發了一篇人物通訊《紅娘标兵》,講的是“紅娘标兵”劉津英的故事。53歲的劉津英是天津市棉紡二廠勞工,曾為1600名單身男女牽線搭橋,其中成功結婚的有70對。她還幫助被拘留過、勞教過的小夥子找到了可心的對象……

在讀者的疾呼中1984年4月,《中國婦女》釋出了“願為你當‘紅娘’” 啟事。落款為“《中國婦女》‘紅娘組’”的啟事稱,“當我們接到一封封要求我們為大年齡青年當‘紅娘’的熱情來信時,我們深深地同情你們,也十分為你們焦心。為了滿足你們的要求,我們開辟了‘為大年齡青年當紅娘’專欄。”專欄不僅解惑婚戀認知難題,還刊登征婚信。“在信中請你們實事求是地寫明自己的情況(職業、年齡、愛好、身高、有無生理缺陷等等),并由所在機關證明你所說的情況屬實;你要求找個什麼樣的對象;有無照片願登,以及确切的通信位址……希望通過這個‘搭鵲橋’的工作,幫你找到一個理想的伴侶,建立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1984年5月,《中國婦女》刊出了史上第一則征婚啟事,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則期刊征婚廣告——“我是一個煤礦勞工,27歲,河南商丘縣婁店公社汪莊大隊人,父母已故,兄弟4人,房8間,現在焦作礦務局馮營礦當合同工,每月工資80元。我熱愛煤礦工作,教育程度高小,無疾病,身高1.64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礦勞工的話,我願意到女家落戶,盡養老之責;如哪位喪夫之婦有心另尋伴侶的話,均可來信或見面。”後來,這則征婚啟事的男主角朱俊芳也成了 “中國期刊征婚第一人”。

“鵲橋”欄目創辦40周年,《中國婦女》記錄下的大齡青年婚戀變遷

1984年9月,《中國婦女》推出《大年齡青年婚姻專号》1984年6月,《中國婦女》刊登征婚啟事的版面正式定名為“鵲橋”,從此,一辦就是18年,成千上萬條征婚啟事促成了無數良緣佳偶。1991年10月,《中國婦女》釋出了《“電腦紅娘”啟事》,啟事稱,“由于我刊版面有限,征婚者來信頗多,故時有積壓。為及時滿足衆多征婚者的要求,我們經與有關科研部門商定,在繼續開辦‘鵲橋’欄目的同時,特新辟電腦擇偶(擇友)服務項目,此項業務的最大優點是保密性強,回報迅速、準确……” 1992年3月,《中國婦女》又釋出了《“電腦紅娘”緻讀者》,信中提出“也有少數朋友的擇偶條件填得太苛刻,非‘博士’不嫁,非年收入‘萬元’不可,非‘海外人士’不要……可自身條件并沒冷靜權衡……我們誠懇地勸告:請根據本人情況将擇偶條件及範圍填得現實一些、寬一些。” 千禧年後,伴随時代劇變,備受讀者喜愛的“鵲橋”完成其曆史使命,于2002年4月停辦。

開展話題讨論,引領婚戀風尚

1980年新《婚姻法》頒布後,《中國婦女》就“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等觀念進行過多次大讨論,引導正确的婚戀觀。2008年11月,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中國婦女》推出《中國女性“洗”心“革”面30年》專題。組文中,《30年婚戀乾坤大挪移》觀察了 30年來的中國婚戀流變——“1988-1998:感情被理直氣壯地提到了婚戀 的重要位置”,“1988-1998:搖擺的婚戀天平:感情和物質哪邊更重?”, “1998-2008:婚戀形式更多元,幸福感是終極目标”。其中,《30年間征婚啟事顯示的女性擇偶要求的變化》,也以小見大地展示了3則不同年代各具風格的征婚啟事。編輯還梳理了一系列有時代烙印的關鍵詞,比如第三者插足、電視征婚、 婚外情、傍大款、雙獨婚姻、網戀……從中還能捕捉到一些風潮留存,而另一些已随歲月淡去。

首本婚姻專号,提供溫馨婚戀攻略

從1984年7月起,《中國婦女》特别開設“‘紅娘’藝術”專欄,“專門介紹怎樣才能當好‘紅娘’的經驗和回答有關問題”,“紅娘”欄目編輯組認為,如何提高“紅娘”工作的水準, 特别是幫助解決大年齡男女青年婚姻問題,這還是一個新課題。1984年9月,《大年齡青年婚姻專号》推出,這是《中國婦女》的首個專刊,從理論到實踐給予讀者全方位的婚戀啟迪、鼓勵和幫助。

“鵲橋”欄目創辦40周年,《中國婦女》記錄下的大齡青年婚戀變遷

時任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為《大年齡青年婚姻專号》題詞,寄語“大年齡青年”其中“寄語大年齡青年”欄目刊發了《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的題詞》《全國總工會主席倪志福的祝願》、郝建秀的署名文章《大家都來關心大年齡青年的婚姻問題》《京津滬三市上司同志的希望與祝願》,殷殷關懷躍然紙上。“我們都幸福”欄目報道了幾對不同類型的幸福夫妻“樣闆”,如事業與家庭雙豐收的男子跳高世界冠軍倪志欽與女子短跑全國冠軍賀祖芬的婚戀故事,“它告訴讀者,‘幸福家庭’并沒有固定的‘模式’”。“遲開的桂花”欄目分享了大齡青年婚戀成功案例。《幸福需要追求》一文講述了作者勸女主勇敢地面對姐弟戀——“小兩歲怕什麼,馬克思比燕妮小四歲呢!你應該勇敢點,主動找他談談。對待愛情,也應當有一種進取精神。” “想想談談”欄目由專家、學者各抒己見。上海大學社會系教授劉達臨撰寫的《打開她們的心扉》一文提出,“要掌握她們的心理變化規律,因勢利導,去打開她們的心扉,才是解決她們婚姻問題的一個關鍵”。“資訊”欄目提供了許多客觀的調查資料供讀者參考。來自北京市統計局的數字——北京市區30~39歲的未婚青年有3.4萬,其中男青年2萬……但為什麼在社會上“大女”問題呼聲甚高呢?原因之一在于“‘大女’的自身條件比較好,她們找對象的條件有三高:學曆高、職業高、身材高。她們的條件與現實中男青年的狀況不相符。根據北京市幾個婚姻介紹所的統計,女青年中具有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占38%,而男青年中具有大專以上文化 程度的隻占14.1%。” 上海市婦聯在靜安區的調查顯示, “大男大女未婚的原因是:1. 房屋困難。因無房找不到對象,有了對象等不及而吹的約占40%。2. 社會偏見。飲食、 副食、服務、環衛、煤球店等行業職工找對象難。3. 要求過高。這在知識分子中較為突出。區中心醫院66名大男大女中,百分之七八十希望對象的條件是知識分子或搞技術工作,或家庭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專刊中的“鵲橋”欄目占據了1/5的篇幅,刊載了一百多則征婚啟事,排版上還附加了一些名人名言,如李大钊的“兩性相愛,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應該保持他的自由、神聖、純潔、崇高,不可強制他、侮辱他、屈抑他,使他在人間社會喪失了優美的價值”,柏拉圖的“為着品德去眷戀一個情人,總是一件很美的事”……

“中國期刊征婚第一人”的40年

“鵲橋”欄目創辦40周年,《中國婦女》記錄下的大齡青年婚戀變遷

“中國期刊征婚第一人”朱俊芳和妻子李萍琴瑟和鳴(左:1999年;右:2024年)

1999年6月,“鵲橋”欄目編輯王秀琴首次赴焦作專訪朱俊芳一家,撰寫了《征婚第一人和他的外來媳婦》。文章稱,“15年後的今天,我見到朱俊芳時,他與15年前在本刊上刊登的照片沒多大變化,還是一臉的憨厚相。” 原來,此前與朱俊芳訂婚的姑娘見他家窮就退了婚。為了多掙錢,朱俊芳來到焦作煤礦成為一名農民輪換工。但礦上都是男的,在上司的支援下,他的工友王好義幫他代筆寫了征婚啟事,沒想到,在《中國婦女》刊登後,朱俊芳竟收到了七八十封應征信,當年國慶節,他就娶到了比他小6歲、容貌姣好還是大專畢業的音樂教師李萍。李萍是黑龍江大慶人,她是在學校圖書館看到《中國婦女》刊登的這則征婚啟事的,當時的她既驚訝又新奇——竟然有人在雜志上征婚。由于父母管教很嚴,李萍性格有些叛逆,一天,她帶着好奇心和刊有征婚啟事的那本《中國婦女》雜志和剛發的工資,從家裡偷偷跑了出來,跳上火車開始了千裡迢迢的應征路。然而,當李萍見到朱俊芳後,她覺得他比雜志上刊登的照片還老一點,就猶豫了。礦上司見狀便說:“願意就留下,不願意到礦上參觀參觀再回去。” 朱俊芳也非常大度,誠懇地說:“你的路費花完了,我可以給你路費。”李萍被感動了,她覺得這個人可靠,是個好人,于是決定留下來。李萍受到的最大壓力來自父母。當礦上司将李萍決定嫁給朱俊芳的事寫信通知她的父母後,父親氣得病倒在床,母親帶着妹妹等人組成“勸分團” 到焦作規勸李萍。但她非常堅決,“非朱俊芳不嫁”,母親隻好哭着回了家。不過,李萍得到的最大幫助也來自娘家。當父母了解了女兒後,就将她的衣服、300元錢和祝福一同寄給了她。婚後,在礦上司的關懷下,朱俊芳的轉正問題得到解決,李萍也被安排到礦工子弟學校教音樂。1985年6月,朱俊芳夫婦生下了兒子朱強,一家人其樂融融。1990年,李萍被評為全國煤礦女工家屬安全工作先進個人。1994年,夫婦倆連攢帶借買了一套52平方米的兩房間住房。他們非常感謝《中國婦女》雜志,李萍說:“沒有《中國婦女》,我和老朱就不可能認識,就沒有我們一家。” 時隔40年,2024年8月,《中國婦女》再次回訪李萍,她笑談,退休後兩口子的生活都是圍着孫子轉。“上次你們采訪時,我兒子13歲,現在我孫子都12歲了。”盡管兒子朱強身患被歸為疑難雜症的腎病,一年要住院10個月,還離了婚,但李萍非常堅強陽光,她的東北口音裡滿滿都是熱愛生活的正能量,她的微信視訊号裡分享的也多是自己歡快幸福的歌聲。帶着東北女子的爽朗和健談,李萍說,“他們離婚是我兒子提的,他生病後不忍心耽誤妻子娜娜……現在他們倆是朋友,關系處得也很好,娜娜經常來看孩子,還讓我把她當女兒看待。”在李萍看來,自己和丈夫必須給兒子帶個好頭,好讓兒子勇敢地面對病魔。“我要盡最大努力,保持好心情,才能傳染給兒子好心情。” 最近,李萍還學會了一首新歌,叫《幸福永遠》,她說,“歌詞特别像我跟我老公共同生活的一切場景。把這首歌唱給我老公聽——有一種默契在靈犀中閃現,有一種緣分在距離中相牽,有一種感動在回味中留念,有一種祝福在步履中相伴”。

專家談:大齡青年婚戀40年流變

“鵲橋”欄目創辦40周年,《中國婦女》記錄下的大齡青年婚戀變遷

20世紀90年代的集體婚禮場景

近日,民政部釋出的《2024年二季度民政統計資料》顯示,2024年上半年,全國結婚登記343萬對,這一數字同比減少49.8萬對,同比下降13%。據悉,全國結婚登記數自2014年起已連續下跌多年。由于疫情因素,2022年全國結婚登記數下降至683.5萬對,到了2023年回至768萬對。根據今年上半年的結婚登記數預估,今年的結婚登記數大機率又将創造曆史新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家庭與性别研究中心的李婷分析,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初期,對比西方社會,中國婚戀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婚戀圈較窄、集體主義色彩濃厚,在人口流動較小、女性勞動參與率非常高、“企業辦社會” 的社會中,“機關”基本涵蓋了大部分人的城市生活,包括工會等組織會積極協助職工介紹對象。“社會階層之間差異小,擇偶上,一個人的經濟狀況不是首要考慮。” 但在改革開放後,尤其是1984年以後,人口流動逐漸擴大,“機關”漸漸隐退,包包覆房等福利都在淡化,青年男女的婚戀圈在擴大,社會分層也在擴大,“經濟能力逐漸變為重要名額,還有家庭背景、社會地位等影響因素,交換婚開始出現,嫁給有錢人的比例增加,擇偶比對中,女性的外 貌和男性的經濟能力更多地挂上鈎。” 20世紀90年代後,受獨生子女政策影響,出生性别比失衡,婚姻梯度擠壓也開始出現,農村中的“丁男” 現象出現。2000年前後,伴随中國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個體意識覺醒,大城市中的“甲女”現象更加突出。“目前,中國以個體式婚姻為主, 更多的女性開始考量婚姻能讓自己的需求得到滿足嗎?我的價值展現在哪裡?……女性擇偶不是要找個有錢人, 而是不要拉低我的生活品質。” 那麼,中國會迎來不婚時代嗎?李婷認為,中國目前的結婚率低并不意味着不婚率高,不婚率是指直到50歲還沒有初婚的人群的占比,目前處于單身狀态的85後、90後還遠未進入統計範疇。“目前,中國女性的不婚率隻有1%,南韓是7.6%,日本是16.5%。”而且,“和西方社會不同,中國并沒有獨身主義文化,更多人的心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就結,但沒遇到,我也可以不将就。” 對于如何破解當下的婚戀難題,李婷建議,應當重新彰顯婚姻戀愛對個體的價值,減少婚姻搜尋的摩擦。“比如,倡導婚姻是一種成長方式,情感經曆是人生經曆的一部分。” 另外,目前國内的婚戀教育明顯斷層,以上大學為分水嶺,大學前為防範戀愛“圍追堵截”,上大學後立刻進入“催婚催生”。“最好把婚戀教育貫徹整個生命周期。小時候有婚戀教育啟蒙,四五十歲後也不應‘放棄治療’……”李婷說。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複旦大學家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則認為,縱觀中國40年來的婚戀變遷,一個最明顯的轉變是從家庭化轉向個體化,從結構性的角度看,以前婚姻是必然選擇,今天隻是選擇之一。其次,在轉型期社會,女性群體對于婚戀的内部分化更明顯。通過聯考等方式流動到大城市的女性和留在當地的女性作出的選擇往往截然不同,比如,前者中的一些女性還會将親密關系看成是事業發展的障礙,這也是新特點。沈奕斐認為,今天之是以出現婚戀難現象,是因為我們“雙标”“既要又要”“新舊腳本混雜”。“每個個體都想要把‘新舊腳本’中的好處都拿到手,男性希望女性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同時又經濟獨立;女性希望男性在時刻關注自己的同時又要有成功事業,這裡有兩個完全相反的邏輯體系,很難相容。” 究其根源是中國經曆了現代性狂風驟雨式的洗禮。在過去的40多年裡,中國社會的劇烈轉型相當于完成了西方社會的百年曆程,我們與父輩的婚戀觀念已經出現了極大差異,我們既想擁有新腳本的激情,也想擁有舊腳本的穩定。“另外,少子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導緻了當代年輕人對愛的了解出現偏差。”沈奕斐說,“愛的本質是對一個人産生好奇心,想要去靠近他、幫助他、獨占他,與他形成聯盟。愛強調給予。然而,今天的年輕人從小到大所習慣的愛是被給予,這或許也是今天婚戀難的一個原因。” 不過,沈奕斐表示,今天一定不是史上婚戀最難的時代。“每個時代都有自身的特點、難題、幸運與不幸,很難說哪個更難,比如,選擇多是好事嗎?它的另一面是不穩定。所有人的婚姻中,磨合階段和長期經營都會難。今天看上去更難的原因是,以前大家預設都結婚,現在很難說服一個沒有結婚意向的人結婚。” 在沈奕斐眼中,一個國家的結婚率有起有伏很正常,也許過幾年,結婚率又上升了。“個體能做的是,面對婚戀課題,樹立底線思維,理清哪些是自己絕對不能接受的,排除Mr.Wrong。你的Mr.Right 不是從天而降的,需要你們不斷一起調整,如果你一有沖突就分手,那可能很難建立長期深入的親密關系。”

來源:中國婦女

稽核:王楚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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