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喜平 ： 曆史解釋與時代關懷——北宋儒士的曹魏正統诠釋研究｜202409-100（總第28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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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解釋與時代關懷——北宋儒士的曹

魏正統诠釋研究

提要：宋太祖趙匡胤代周與曹魏代漢同出一轍，皆以“禅讓”之名行“篡奪”之實。出于對北宋立國方式和政權合法性的考慮，北宋儒士在诠釋三國正閏問題時，多以曹魏為正統，蜀、吳為閏位。北宋儒士的曹魏正統诠釋，主要從三條路徑展開：北宋初期，德運觀念盛行不辍，宋儒以五德終始學說為依據，指出曹魏以“土德”上承東漢“火德”，是接續東漢的正統政權。北宋中期，随着儒學的複興和五德終始學說的式微，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儒士重新厘定正閏标準，提出以“居正”或“一統”為條件，力圖将曹魏納入正統之列。此後，司馬光又提出曹魏取天下于“盜手”而非取之于“漢室”，以重申曹魏代漢的合法性和曹魏政權的正統地位。北宋儒士不同階段、不同路徑下的曹魏正統诠釋，不僅因應着當時的學術與文化潮流，更将其自身政權的合法性深切關注，這是其時代關懷意識在曆史解釋層面的典型反映。

關鍵詞：北宋儒士；政權合法性；曹魏正統論；曆史解釋；诠釋路徑；時代關懷

曆史解釋與現實政治的複雜關聯，是史學研究的前沿問題。在中國曆史的不同階段，時人的曆史解釋和對時代處境的回應，蘊含着強烈的時代關懷，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和現實指向。[1]北宋儒士的曹魏正統诠釋，即是一個典型案例。[2]如衆所知，宋太祖代周稱帝與曹魏代漢，皆以“禅讓”之名行“篡奪”之實，出于回護北宋立國方式之目的，北宋儒士在诠釋三國正閏問題時，多以曹魏為正統，蜀、吳為閏位。對此，清代四庫館臣指出，“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漢、南唐迹近于蜀”[3]，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僞魏”。[4]四庫館臣此說，已經揭示出北宋儒士主張曹魏正統的主要原因。

既有研究多承襲四庫館臣之說，或從史學史的角度探讨北宋儒士正統觀念的表現、分歧和原因；或主要圍繞歐陽修等個别儒士的正統觀念展開讨論，而遮蔽了宋儒诠釋曹魏正統取徑的複雜性和階段性特征。[5]經由史料梳理可見，在北宋時期的百餘年間，宋儒诠釋曹魏正統的取徑主要有宋初的“魏以土德承漢”說，北宋中期的曹魏“居正”或“一統”說，以及之後的“魏取天下于盜手”說，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北宋儒士不同取徑下的曹魏正統诠釋，不僅因應着當時的學術與文化潮流，更對其自身政權的合法性有深切關注，可為學界提供一個觀察傳統時代曆史解釋與時代關懷内在關聯的典型案例。

一、“魏以土德承火”：德運說與曹魏正統

“魏以土德承火”是宋初儒士依據五德終始學說對曹魏正統的解釋。建立在五運轉移基礎上的正統理論，強調陰陽五行相生相克，構成周而複始的循環運轉系統，同時伴有相應的谶緯、祥瑞等現象。自秦漢以降，這一學說一直是儒士解說政權更疊、運數轉移與王朝正朔的基本理論依據。時至北宋初期，仍然相當盛行。

宋太宗趙匡胤代周稱帝後，即緻力于天命營造與政權合法性建構。史稱，顯德七年（960）正月甲辰，趙匡胤于崇元殿行禅代禮，“翰林承旨陶谷出周恭帝禅位制書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6]次日，大赦、改元，定國号為“宋”。其《改元诏》曰，“五運推移，上帝于焉眷命；三靈改蔔，王者是以膺圖”，“幼主以曆數有歸，尋行禅讓。兆庶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暫停，勉徇群心，已登大寶”。［7］趙匡胤此诏旨在說明，其依據陰陽五行，順應天命，接受後周幼主禅讓。因後周為木德，根據五行相生理論，宋當為火德，故“有司言國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當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8］乾德元年（963）閏十二月，經國子博士聶崇義提議，“奉赤帝為感生帝”。［9］至此，北宋政權完成了“國家德運體系的确立”。［10］

因宋太祖以“禅讓”名義取得政權，與曹魏代漢實屬一轍，故北宋士人對此極力回護。太祖開寶六年（973），薛居正等奉敕編修的《五代史》解釋周宋禅代一事曰：“夫四序之氣，寒往則暑來；五行之數，金銷則火盛。故堯、舜之揖讓，漢、魏之傳禅，皆知其數而順乎人也。況恭帝當纨绮之沖年，會笙镛之變響，聽讴歌之所屬，知命曆之有在，能遜其位，不亦善乎。”［11］該書史臣的解釋旨在表明，宋受周禅合乎五行次序，亦有“堯舜揖讓”“漢魏傳禅”的曆史前例。為進一步消除史家的顧忌，太平興國年間，宋太宗借重修《太祖實錄》特意強調：“太祖受命之際，固非謀慮所及。昔曹操、司馬仲達皆數十年窺伺神器，先邀九錫，至于易世，方有傳禅之事。太祖盡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寶，非有意也。”［12］宋太宗此言，既是對北宋立國方式的“粉飾”，也借此确立了北宋開國曆史編寫的基本“綱領”，［13］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史臣的顧慮。

正是由于北宋的立國方式與曹魏相似，故宋初編纂的類書等皆以曹魏為正統。［14］如太祖開寶年間，李昉等編纂的《曆代宮殿名》中“首周、秦、漢、魏，次西晉、後魏、周、隋、唐、五代為正統，又次三十六國、六朝、北齊為僭僞”。［15］可見該書是以曹魏為三國正統。對該書編排次序的原因，清人張金吾解釋曰：“蓋宋承五代，五代承唐，唐承隋，隋承周，周承後魏，後魏承西晉，故序次如此。”［16］據此可知，其中以曹魏為正統也是如此。此後，編修于宋太宗朝的《太平禦覽》是以“皇王部”和“偏霸部”區分王朝正閏，其中将三國時期的曹魏納入“皇王部”，而将同時并存的蜀漢、孫吳置于“偏霸部”。至于為何要将曹魏與蜀漢、孫吳置于不同部類，其史臣并未作明确說明。是以，探讨《太平禦覽》以曹魏入“皇王部”的學理依據等，還需深入該書的具體内容之中。

從《太平禦覽·皇王部》的内容來看，其對德運、谶緯等類型的史料幾乎“凡有必錄”。［17］如該書“皇王部一”引孔子語曰：“古之王者，易代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始終相生。”［18］“皇王部一八”引《三國志》曰：“漢桓帝時，有黃星見于楚宋之分。遼東商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破袁紹之歲，凡五十年，天下莫敵矣。”［19］“皇王部一八”又引唐太宗《祭魏武帝文》曰：曹操“肇慶黃星之應，久彰五十啟期，真人之運斯屬，其天意也，豈人事乎？”［20］凡此印證曹魏天命的史料，不勝枚舉。由此可見，該書将曹魏置于“皇王部”是以五德終始等天命學說作為重要理論依據。

相比于《太平禦覽》，成書于真宗朝的《冊府元龜》則明确貫徹了五德終始理論。如該書卷一“帝王部”總序稱：“蓋五精之運，以相生為德：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乘時疊王，以昭統緒”，并宣揚“創業受命之主，必推本乎曆數，參考乎征應，稽其行次，上承天統”。［21］遵循五行次序，《冊府元龜》史臣以曹魏入“帝王部”，并解釋曰：

魏氏始基，有黃星之應。……又熒惑失色，十有餘年。蘇林、董巴等又言：“魏之氏族，出自颛顼，與舜同祖。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于行運合于堯舜授受之次。”既而受漢禅，改元黃初，議更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同律度量，以乘土行。［22］

“魏氏始基，有黃星之應”是說：漢為火德，魏承漢為土德，色尚黃，故有“黃星之應”；接着引據蘇林、董巴等所言的“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于行運合于堯舜授受之次”等言論，說明曹魏政權以“土德”上承東漢“火德”，合乎五運次序。是以，《冊府元龜》的史臣進而将曹魏代漢後的改正朔、易服色等行為解釋為“以乘土行”的合理運作程式。換言之，《冊府元龜》史臣以曹魏入“帝王部”，是依據五運相生理論做出的推斷。

需要指出的是，以五運轉移推定王朝正閏，畢竟是一種單線條式的思維方式，是以一些處于并列時期的政權必定要被排除在正統之外。《冊府元龜》将與曹魏并立的吳、蜀置于“閏位部”，即是如此。關于吳、蜀不得正統的原因，該書史臣亦從五德終始的角度予以說明。如卷一八二“閏位部”氏号序曰“赤伏之末，孫劉并起”，“率非五行更代之序”，[23]即孫吳、蜀漢皆不合五運更代次序。又卷一八二“閏位部”總序稱：

建安失禦，三國分峙，魏文受山陽之禅，都天地之中，謂之正統，得其宜矣。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