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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訊丨趙芳媛整理《沈兼士集》(菿漢叢書)

書訊丨趙芳媛整理《沈兼士集》(菿漢叢書)

書名:沈兼士集

整理者:趙芳媛

ISBN:978-7-208-18857-0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4年9月

書訊丨趙芳媛整理《沈兼士集》(菿漢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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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簡介

書訊丨趙芳媛整理《沈兼士集》(菿漢叢書)

趙芳媛,文學博士,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現為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文理學院中文系講師。研究方向為:文字學、訓诂學、章黃學術史。

前言

書訊丨趙芳媛整理《沈兼士集》(菿漢叢書)

沈兼士(1888—1947),浙江歸安(今湖州)人,原名博,又名㹂、堅、撥,字臤士、堅士,家中兄弟三人,兄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行三居幼,故又有沈三先生之稱。他幼承庭訓,熟讀四書五經,青年時留學日本,期間參加章太炎先生在東京開設的國學講習班,是太炎收入《弟子錄》中的親炙弟子。生前曾執教于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清華大學、廈門大學、輔仁大學等,曆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輔仁大學代理校長、文學院院長等職,是中國現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文獻檔案學家、教育學家。

書訊丨趙芳媛整理《沈兼士集》(菿漢叢書)

沈兼士先生像

1887年農曆6月11日,沈兼士出生于陝西漢陰一個傳統的翰墨書香之家。沈家祖籍浙江歸安,以詩禮傳家,人才輩出。祖父沈際清(1807—1873),道光二十五年(1845)會試挑取謄錄;鹹豐八年(1858)随左宗棠入陝,任綏德州知州;同治十年(1872)調任陝南漢中府定遠廳同知,補知府加鹽運史,授從四品朝議大夫。從此,沈際清舉家遷往漢陰,祖孫三代一直在陝南定居。父親沈祖頤(1854—1903),19歲成為國學生;光緒元年(1875),任磚坪廳(今陝西省岚臯縣)撫民通判;八年(1882年)、十七年(1891年)兩任漢陰廳撫民通判;十八年(1892年)升漢中府定遠廳同知;二十九年(1903年)因勞累過度在任上去世,之後沈家舉家搬往西安。沈祖頤非常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延請塾師開設家塾供子女就學,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之下,沈氏兄妹頗好詩文,有着良好的文學功底。

1905年,時任陝西藩台樊增祥選派官費生赴日本留學,沈兼士及其次兄沈尹默在入選之列,但因兄弟二人并非陝西籍,隻得自備資斧東渡求學。受到濃厚的維新思潮、風氣的影響,懷着對清政府的不滿和改良圖強的理想,沈兼士選擇學習“應用的學問”(茜頻《學人通路記·文字學家沈兼士》),先後考取日本鐵道學校和東京實體學校,學習鐵路、實體和化學。然而,他的興趣卻始終在于“國學的‘國小’”(周作人《知堂回想錄》)。1908年,沈兼士參加了章太炎先生在東京開辦的國學講習會,系統地學習了《說文解字》《說文解字注》《音學五書》《爾雅義疏》《廣雅疏證》《莊子》《楚辭》《漢書》《爾雅》《毛詩》《文心雕龍》《文史通義》等國小、諸子學、文學方面的知識,同時亦深受太炎先生革命精神和信念的感召,“立志于語言文字學及革命事業”(樂芝田、張迺芝、高景成《沈兼士先生事略》)。從此,革命與學術、愛國與治學也成為了沈兼士一生的追求。

早在留學日本期間,沈兼士便投身革命活動。1907年他與錢玄同一起加入了同盟會,想擔任起當時危險性最大的革命工作(《學人通路記·文字學家沈兼士》)。像錢玄同改名為“夏”一樣,他取《公羊傳》“撥亂世,反諸正”之義,自名為“撥”(樂芝田、張迺芝、高景成《沈兼士先生事略》)。1909年,從東京實體學校畢業後,陶成章多次推薦沈兼士參加光複會元老李燮和在南洋組織的教育和革命工作。然而,最終未能成行。

歸國後,沈兼士投身教育事業,充分發揚留日期間從章太炎先生那裡繼承下來的革命精神與民族氣節,在推動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和反對封建軍閥獨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抗争中實作自己的革命理想。

新文化運動爆發後,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沈兼士以實際行動響應時代号召,一方面倡導寫作新詩、征集歌謠、調查方言、考察各地風俗,響應統一國語、改革漢字的國文現代化建設熱潮,擔任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漢字省體委員會會員;一方面熱心整理國故,主持搶救、整理清内閣大庫檔案,阻止文溯閣《四庫全書》外流,參與故宮文物點查和文獻整理工作,提出組織專業團體進行科學考古,為民族文化遺産的保護以及考古學、文獻檔案學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親自起草《籌畫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經費建議書》,提出“整理東方學以貢獻于世界,實為中國人今日一種責無旁貸之任務”,呼籲中國學者“于世界學術界中争一立腳地”。

1921年,沈兼士作為代表參加李大钊上司的北京大學等八校教職員抗議北京政府積欠經費的罷教風潮,在請願活動中被衛兵打傷——額頭被刺刀刺傷,腰部被槍柄重傷。

1925年春,北平女子師範大學爆發風潮,時任校長楊蔭榆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保駕下,強行開除許廣平、劉和珍等上司風潮的學生自治會幹事,北洋政府則明令停辦女師大。這些行徑,引起了北京教育界人士的強烈不滿。5月26日,沈兼士同馬裕藻、沈尹默、魯迅、李泰棻、錢玄同、周作人一起在《京報》上聯名發表《對于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公開支援女師大學生的反抗鬥争,堅定地站在了反對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隊伍中。

1926年3月18日,沈兼士參加李大钊上司的天安門集會遊行,抗議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向中國政府提出的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最後通牒”,段祺瑞卻下令向遊行隊伍開槍,制造了“三一八慘案”,之後沈兼士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緝。

1928年,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維護和擴大其侵華利益,入侵山東,在濟南制造“五三慘案”,沈兼士憤而辭去時任天津中日中學校長一職。“七七事變”之後,北平淪陷翌日他便宣布辭去故宮文獻館館長、故宮專門委員會委員等職,蓄須明志,堅決拒絕給日本人工作。之後,與同僚英千裡、張懷等在學校的掩護下秘密組織地下抗日組織——“炎社”,積極号召北平文教界同人參加淪陷區抗日活動,在敵後組織供應工作,支援前方的作戰。1939年春,在日本人密切監視的惡劣鬥争環境之下,“炎社”的組織機構進一步擴大,更名為“華北文化教育協會”,在天津、開封、濟南、太原等地成立分會,網羅有志青年,組織學術團體,宣傳抗日愛國思想,編輯出版《辛巳文錄》鼓勵不與日本人合作的仁人志士寫文章。1942年,沈兼士的抗日活動被日寇知悉,為敵僞所痛恨,列入抓捕黑名單的第一名。同年12月16日,趁着日寇實施抓捕之前撤離長期監視沈家密探的空檔,沈兼士在學生葛信益及女兒沈節的保護下,經由秘密交通管道,微服逃離北平,經西安,輾轉到達重慶。雖然身在後方,沈兼士深為滞留北平的輔仁師生擔憂,不久又轉返西安,組織輔仁校友會,開展收容安置、匡助輔導蜂擁而至的淪陷區青年的工作,設法營救因有共産黨嫌疑而被國民黨當局扣押的輔仁校友。

抗戰期間,沈兼士也将自己的愛國意志、抗日精神融入學術研究的字裡行間。比如在《“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文末落款“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打鬼節沈兼士寫成于北平”,用“打鬼節”一語雙關;《吳著<經籍舊音辨證>發墨》文末的落款“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四日寫于北平寓廬之抗志齋”,以書齋名寄寓自己的抗日志向;《石鼓文研究三事質疑》文章最後寫道:“烏乎,賊勢猶張,蔡州之消息久斷,士心未振,冀北之收複何期。孤憤之懷,莫之或寫,乃複尋行數墨,故事雕蟲,不亦大可哀哉!”

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沈兼士懷着對日寇的痛恨,接受國民黨當局教育部的任命,作為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回到北平,負責接收敵僞文化教育機關。1946年7月,接收工作甫一結束,便毅然辭職,回到輔仁大學繼續他熱愛的教育和語言文字學研究事業。惜天不假年,僅一年後,1947年8月2日,沈兼士邀請胡适、張懷等到家中做客,宴中突發腦溢血病逝,享年61歲。

與革命精神、抗日事迹相比,沈兼士更為人所熟知的是他的學術成就。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随着帝國主義侵略而再次卷土東漸的西學給本就日漸式微的中國傳統學術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和挑戰,也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在傳統與現代、中學與西學激烈碰撞交鋒而形成的交錯嬗變的潮流中,開啟了不可阻擋的學術轉型曆程。以章太炎及其弟子為代表的一大批既具有良好的傳統文化功底,又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科學文化洗禮的學者積極探索中國傳統學術如何走向現代化、科學化、理論化而獲得新生。沈兼士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之一,他憑藉着深厚紮實的文獻功底和開闊的學術視野,以“開風氣之先的魄力”和“高人一籌的治學方法和才能”(葛信益《沈兼士傳略》),在文獻檔案學、史學、目錄學、教育學、考古學、民俗學、古籍整理等方面都有突出貢獻。當然,其成就最為卓著的,還是在中國語言文字學方面。

在現代學術轉型的第一個三十年(1919—1949),沈兼士是探索中國傳統語言學現代化、理論化、科學化發展道路的代表性學者之一。他循着老師章太炎建立的“語言文字之學”理論研究架構,堅守卻不保守地繼承乾嘉國小、章太炎語言文字學研究的豐碩成果;接受了時代精神的陶冶,吸收、借鑒西方有益的理論觀點、研究方法和學術成果,對中國語言文字學的諸多課題進行理論化的改造、系統性的推闡,探索中國傳統語言學自主創新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取得了有着鮮明的時代烙印、富有繼承性又具有獨特開創價值的研究成果。

文字學方面,沈兼士采用全新的方法獨立地教授文字學,編寫了第一部文字形義學講義,使文字形義學成為一門具有較完整理論體系架構的獨立學科。他突破傳統六書學平面、泛時的研究方法,以科學的曆史發展觀為指導,從比較文字學的角度來研究漢字的起源和發展,提出了文字起源二進制論、文字畫、初期意符字、漢字發展四級論等新理論;又極具創造性地将德國文化史學家蘭普雷希特的“人類思想發達的五個時期”應用于漢字造字原則發生次序的研究,提出意符字造字原則的發生次序為:指事→獨體象形→借象→合體象形、象形兼會意字→會意字。他還不滿于千年來六書形體研究孤立地就一字說一字,汗漫支離的弊病,提出将數以萬計漢字形體進行拆分和歸納,提取其中的“最小分子”,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為組合造字的原則和功能,對漢字構形進行系統研究的理論設想。

詞源學方面,沈兼士繼承章太炎先生豐厚的詞源學理論、方法與實踐成果,建構以“語根論”“右文說”“聲訓論”等為核心的漢語字族學理論體系。他清晰地闡明了語根與語言、語詞、概念、聲音的關系,明确指出“語根”是一種以“概念”為核心、以聲音為存在形式的音義結合體,是産生最早且能夠分化語詞、賦予語詞音義的原始“語素”,從語言的外部形式——語音和字形的角度,梳理、總結語根分化語詞的總規律,明确“右文”可以作為探求漢語語根的重要媒介。于是,他從豐富卻淩亂散漫的右文現象中概括理論、尋找方法、建構體系,揭示“右文說”的科學核心和重要價值,推闡以“右文”追溯語根、推衍字族譜系的新“右文說”,歸納出“右文”分化形聲字的總模式和總規律,煥發新“右文說”在現代詞源學研究中的生命力。此外,他還透過聲訓釋詞與被釋詞在外部形式上所具有的音同音近關系,對其内部複雜的意義關系進行系統的描寫、分析與總結,提出了聲訓義類的六種分例,明确了在聲訓材料中運用音近義通理論系聯同源詞的有效适應範圍,保障了系聯結果的準确度與可信性。沈兼士努力提升漢語詞源學研究的理論化、科學化水準,推闡出了理論性和可操作性更強、系統更豐贍而嚴密、條理更細密的詞源學理論,提出了更為先進、穩妥的研究方法,獲得了更加真确的詞源系聯實踐成果,有力推動詞源學研究向新階段的轉型,成為現代詞源學研究史上重要的裡程碑。

現代方言學方面,早在1918年,沈兼士在北京大學“歌謠征集處”專門負責整理歌謠中的方言時,就已經認識到方言具有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行研究的價值和必要,倡導進行方言調查,并親自設計了一個包括方言征集流程、征集人遴選标準、應征方言的種類及方言征集調查表等在内的較為系統、完整的方言征集調查方案。後來,他又全面考察傳統方言學研究的曆史,檢讨前人得失,從語言的時空不平衡發展、語言接觸等方面推尋方言的成因,規劃未來研究方言的新趨勢,明确“耳治”的方言口語才是現代方言學的研究對象,提出采用“有系統的方法實行曆史的研究和比較的研究,以求得古今方言流變之派别,分布之情況”,倡導跨學科的交叉、綜合研究法,“利用與之有直接或間接關系之發音學、言語學、文字學、心理學、人類學、曆史學、民俗學等,以為建設新研究的基礎”(《今後研究方言的新趨勢》),為現代方言學的建立及其理論體系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沈兼士也是中國現代新國文建設的先驅。他面向新時代,關注語言生活的變化,積極響應“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統一國語、改革漢字的國文現代化建設熱潮,從理論上論證統一國語、改革漢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具體的操作辦法;同時,他也關注并參與現代白話文法建設,主持編撰現代白話文法書,從理論上規劃了一個以白話口語為主要語料來源,以音、語、文為研究内容,比照文法構拟國語标準語文法的現代白話文法研究體系。此外,他還參與改良白話文法的實踐,針對由文法歐化引發的結構助詞“的、地、底”分合問題及元代文言中就已存在的“的、得”通用現象,提出獨到的見解。

沈兼士本着“努力以求真實”之獨立、袪妄、實驗的研究精神,博通中學而推新知,廣引西學以尋出路;在重視傳統的微觀考據的基礎上,有意識的進行宏觀的語言文字學理論建設;既系統、嚴謹、富有邏輯性地整理傳統訓诂、文字材料,煥發舊材料的學術活力,又以開放的視域、客觀的态度發掘新材料的研究價值;繼承傳統形音義兼治的訓诂方法,又自覺借鑒西方先進的科學方法,緻力于探索中國語言文字學自主創新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成功地銜接了新舊兩個時代,真正實作了從傳統國小向現代語言文字學的全面跨越,成為中國近現代語言文字學發展史、章黃學術史上有着承上啟下的重要學術地位、影響幾代學人的現代語言文字學家。

沈兼士生前手訂《段硯齋雜文》,共收文24篇,附錄3篇,于1946年夏請他的學生葛信益編印,曆時年餘,期間又增收1篇文章、6篇附錄,總計文25篇,附錄9篇,按年編次,于1947年8月排印出版。隻可惜,該書問世時沈兼士已病逝,未能親眼得見。40年後,1986年,沈兼士誕辰一百周年前夕,葛信益、啟功二位先生從當時所能找到的各種民國時期學術刊物上廣為搜求,共收集沈兼士的各類學術文章共42篇,題名《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由中華書局出版。如今,距離《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的出版,又一個40年快過去了。本次整理在《段硯齋雜文》《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的基礎上,利用目前資料庫文獻資源檢索的便利條件,從1947年前的報紙、學術刊物上新發掘出沈兼士的各類文章22篇、訪談錄3篇,此外還搜集詩詞45首,一并重新分類梳理,按時間先後排列。每篇文章下,皆注明原始刊載、出版情況,轉載始末,以及本書整理所據版本。整理過程中,盡可能尊重沈兼士個人的用字、用語習慣,對于各篇文章用字不統一的情況,酌情統一;人名不統一之處,如“楊雄—揚雄”,則依據目前通行寫法統一為一種;妨礙字形分析、闡釋處,适當保留異體字;對明顯錯誤的誤字、脫字、衍字的校改,均一一加腳注說明。此次整理舛誤乖漏之失,誠請方家不吝教正。

甲辰年秋

于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

特别鳴謝

敦和基金會

書訊丨趙芳媛整理《沈兼士集》(菿漢叢書)

北京師範大學漢字漢語研究與社會應用實驗室

文章原創|版權所有|轉發請注出處

公衆号主編:孟琢 謝琰 董京塵

責任編輯:彭煜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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