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亞洲家族來說,“社會資本”能夠促進在本地和國際層面上緊密聯系和紐帶的建立,而這一過程經常是通過擁有“文化資本”來實作的。
對于生活在香港這樣一個全球最商業化的城市之一的人來說,有時可能會覺得金錢是在這個地方唯一重要的東西,我們有時候會看見似乎是對物質财富的盲目崇拜。然而,正如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主張的那樣,盡管金錢很重要,但僅僅關注“經濟資本”——即可轉移的金錢和财産——作為社會結果的唯一決定因素是遠遠不夠的。在他的著作《資本的形式》中,布迪厄提出了通過網絡建構的“社會資本”,以及通過教育獲得的“文化資本”這兩個概念,除了金錢以外,這些都是稀有而且值得追求的财富。
的确,盡管各種形式的資本之間具有高度的可互換性和顯著的重疊性,但對于家族企業來說,單純關注金錢是過于簡單化而且不理想的。事實上,我們認為“社會資本”對亞洲家族企業尤為重要。根據布迪厄的定義,“社會資本”是指與制度化關系網絡相關的資源,這些資源為每個成員提供了“憑證”的支援,使他們在不同意義上獲得信用。
毋庸置疑,在亞洲地區,共同的祖籍地或共同的方言(如上海話或粵語)能夠促進家庭之間的初步互動,并逐漸建立起聯系和紐帶。體育和音樂作為通用語言,在各自的領域内将不同背景的人們凝聚在一起,推動共同的興趣或激情。校友關系在擁有相同母校的人之間尤為強大,正如通過各種服務特定人群的俱樂部和協會形成的關系一樣。
在全球舞台上,“社會資本”使亞洲家族能夠在跨越國界和文化的背景下發展關系,尤其是在地緣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的時代,人際互動顯得尤為重要。例如,阿裡巴巴聯合創始人蔡崇信(Joseph Tsai)在體育領域打破了傳統的西方主導局面,成為最早涉足國際體育行業的亞洲投資者之一,搭建了跨越大陸的橋梁。
蔡崇信擔任BSE Global的董事長,該公司旗下包括布魯克林籃網隊(Brooklyn Nets);他還擁有女子國家籃球聯盟(WNBA)的紐約自由人隊(New York Liberty),以及國家長曲棍球聯盟(National Lacrosse League)的聖地亞哥海豹隊(San Diego Seals)和拉斯維加斯沙漠犬隊(Las Vegas Desert Dogs)。
在南韓,GS能源公司首席執行官許榕秀(Yongsoo Huh)也利用他的“社會資本”,在南韓和海外成為藝術領域的贊助人。許榕秀曾擔任南韓國家芭蕾舞協會主席,并擔任南韓國家博物館協會、首爾愛樂樂團和南韓國家當代舞蹈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他收藏的南韓年輕藝術家的作品曾在俄勒岡大學展出,而他還支援了南韓交響樂團在阿拉伯世界的首次亮相,樂團在阿布紮比音樂節上演奏了南韓作曲家的《阿裡郎節日交響曲》。
最近,許榕秀還擔任了南韓國家合唱比賽委員會主席,該比賽是全球最大的合唱比賽。作為主席,他強調2023年的比賽以“全人類的和平與繁榮”為主題,為從COVID-19疫情中恢複的世界傳遞了希望的資訊。合唱作為一種媒介,促進了在國際範圍内網絡、關系和社會互動的建構。
與此同時,作為香港房地産公司恒隆集團的第二代成員,陳恩怡(Annie Chen)創辦了可持續金融倡議(Sustainable Finance Initiative),分享她在影響力投資領域的先鋒經驗,與亞洲其他家族辦公室建立了一個活躍的網絡,這些家族辦公室位于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緻力于開啟各自的影響力投資旅程。
陳恩怡還在她的家族辦公室發起了“自然資本倡議”(Natural Capital Initiative),以彌合全球生物多樣性融資中的巨大資金缺口,并為亞洲企業家提供種子資金和實際支援,幫助他們開展保護和恢複自然資産(如土地、空氣、植物及動物)的項目。在這些項目中,陳恩怡不僅為她和她的家族,還為亞洲影響力領域的其他持份者開發了“社會資本”。
當然,第三種資本“文化資本”也極大地促進了“社會資本”的積累。根據布迪厄的觀點,這種通過教育獲得的資本可以存在于三種形式中:第一種是“物化狀态”,以文化産品(如圖畫、書籍、字典)的形式存在;第二種是“制度化狀态”,以學位和教育資格的形式存在;第三種,也是最有趣的形式,是“内化狀态”,即表現為持久的心理和身體習慣。
第三種狀态表明,“文化資本”不僅限于科學、數學或人文學科的硬知識,還包括思維和行為的軟技能:如何思考社會問題,如何為公共政策做貢獻,如何在音樂會上适時鼓掌,如何在比賽中展現體育精神,如何在畫廊開幕式上輕松社交,如何在晚宴上做東或作為客人被招待。
需要明确的是,我們并不是反對金錢的重要性,因為經濟資本在很多情況下是最主要的資本。但是,尤其對亞洲家族來說,“社會資本”能夠促進在本地和國際層面上緊密聯系和紐帶的建立,而這一過程經常是通過擁有“文化資本”來實作的。的确,在不否定物質财富重要性的同時,我們主張一種更為平衡的觀點,将“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納入考量,除了視角更廣闊,同時更勇敢地承認資本主義城市拜金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