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行着各種魔幻故事、科幻想象、虛拟現實與“設定系”的當代文學場域中，曆史小說寫作還能給我們帶來怎樣的新意？曆史提供給寫作者的，是更廣闊的虛構空間，還是“戴着鐐铐跳舞”？或者反過來問，曆史小說所能提供給讀者的，是營造一種曆史真相的幻覺，還是在“史實”層面之外，觸及到某種更為本質的真實？而對于中國這個有着悠久曆史與文學傳統的國家來說，傳統的說書、講史、曆史演義等文學形式又能夠為當下的曆史小說寫作提供怎樣的滋養和助益？
新生代作家周遊近兩年創作的《麒麟》與《欽探》，似乎為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一個有意思的研究樣本。
于曆史的細微處入手
從乾隆年間“麒麟降世”的祥瑞傳說，到明朝中後期的“土木堡之變”，周遊的《麒麟》與《欽探》聚焦于不同的曆史朝代，但又努力避開正面書寫那些曆史上發生的大事件，而選擇于曆史的細微處入手。比如《麒麟》從隐姓埋名的陶銘心及其結義兄弟、妻子、兒女、親家等人物關系出發，來徐徐展開一段所謂“蟲草”、“八字”與“命運操縱”的故事網絡。《欽探》更是讓主人公在“土木堡之變”發生後，才接手調查戰敗原因。其調查對象，也并非什麼權臣名将，而是更多聚焦于邊防戍卒、“夜不收”，乃至廚師。這種通過曆史縫隙切入，借助小人物寫大曆史的方法，好處在于容易在曆史的“真實”與小說的“虛構”之間達成某種平衡的效果。一方面，小說中大的曆史事件是真實的，整個故事的背景和架構有着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曆史事件來做支撐；同時，故事裡很多具體而微的場景、器物、服飾、餐飲也都是真實的，在細節處給讀者營造出某種真實質感或曆史幻景。另一方面，小說的主要人物、行動和故事卻又都是虛構的，這就為作者發揮自己的想象力，進行自我表達留足了空間。
對于這樣一種寫作方式，作者周遊是高度自覺的，正如他在《麒麟·後記》中所自陳，他寫曆史小說是為了“寄托與發憤”：
這些作家因孤憤而書寫，以書寫而發孤憤，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或立錐于當下，直面慘淡與絕望，或假托于過去，深蘊心曲與諷喻，借烏有先生以發洩其黃粱事業。一切文字，莫不從心底流出，千古文心，永不湮沒，連綴而成中國小說最重要的文脈之一。
在中國文學傳統中，曆史與小說之間有着密切的關聯，甚至有着“文史不分家”的傾向。一方面，曆史構成了小說書寫的重要題材和對象，比如我們都很熟悉的說書講史，或者曆史演義。另一方面，從更根本上來看，小說在古代一定程度上被視為“補”正史之“阙”的内容。而無論是講曆史故事，還是寫曆史小說，都具有“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的重要功能，這是每一個有抱負的古代小說家對自己文字的深切寄予。同時這也正是作者周遊如此看重曆史小說寫作“内蘊”的原因，他認為好的曆史小說可以發揮“寄托”之功能，并打破我們一般對于所謂“雅俗文學”的刻闆印象。
事實上也的确如此，在中國當代文壇上，從嚴肅文學到網絡文學創作，曆史小說可以說橫跨了“雅與俗”、“線下與線上”等不同界限壁壘——比如《李自成》《白門柳》《張居正》等“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當然是典型的曆史小說，高陽、二月河、孫皓晖也都是當代通俗曆史小說寫作的代表性作家，《紹宋》更是脍炙人口的網絡曆史小說，甚至如《步步驚心》《新宋》《回到明朝當王爺》《臨高啟明》等穿越小說，在主人公完成穿越之後，其所經曆的曆史時空與事件、人物等，本質上也都是曆史小說的寫法。向曆史深處不斷探尋，構成了當代曆史小說作者們自我表達的重要方式，周遊的這兩部作品也可以放在“曆史小說”這一略顯寬泛的文類中獲得了解和認知，而不拘泥于所謂“雅俗”之别。
中國古典小說的“寫法”與“讀法”
對于在曆史大事中塑造小人物的寫作手法，我們并不陌生，比如馬伯庸就堪稱這方面的高手。而馬伯庸與周遊小說之間的另外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善于采取某種類型小說的架構結構來寫作曆史小說，比如馬伯庸的《長安十二時辰》之于反間諜小說、《兩京十五日》之于逃亡冒險類小說等，而周遊的《欽探》也采取了典型的偵探小說調查結構。
但與一般現代類型小說不同的是，周遊的小說人物形象比較模糊、叙事更加散漫、情節更為跳躍，他的小說可以從任何一點枝蔓開去，然後層層疊疊，甚至完全脫離原有的情節主線而開啟另外一個新的故事。作者似乎是在刻意以某種反類型的方式來挑戰類型叙事正常。比如在《麒麟》中，開始最吸引人的當然是陶銘心假死逃生的故事，但後來讀者會發現這個故事對于整個小說情節來說似乎并不那麼重要，小說中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行為動機和故事動線——西洋傳教士渴望傳教、八卦教意圖反清複明、喬陳如施展“八字馭人術”，以及七娘和青鳳所關聯的家務與世情等等。又比如在《欽探》中，朱抗、張紹祖、田粥姐三人組成了主角調查團，讀者開始一定會以為朱抗才是查案的主力，但作者在情節展開過程中卻“出人意料”地安排他殺人未遂、被捕入獄，失去了查案的行動性，反而後面大量關鍵情節都是由張紹祖和田粥姐兩人來攜手完成。甚至于像《欽探》中王第三這種典型的反派高手人設，作者在花了大量筆墨寫其越獄逃走，一路和主角團拼殺而終于重回到瓦剌之後，卻又輕而易舉地将其“處死”，給人一種期待落空的感覺。
大體上來說，周遊并非從現代西方類型小說中獲得滋養，其所繼承的更多是中國古典小說，或者更準确地說，是明清白話小說的傳統。比如《麒麟》中情節的跳脫，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章回小說所常用的“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結構；《欽探》開場寫張紹祖之醉酒，反襯出朱抗的高度自律與警覺，也可以在金聖歎批“水浒”時所提出的“背面鋪粉法”中獲得了解；而同樣是在《欽探》中，先寫主角團在徘徊鎮追擊瓦剌騎兵（其中有一個騎兵就是王第三所僞裝的），後又寫主角團锲而不舍，一路追擊越獄逃走的王第三，正是所謂“正犯法”——即從不同角度反複寫同一類型的情節，卻給讀者帶來不同的閱讀體驗。是以，我們或許在中國古典小說，而非西方現代小說的傳統中，才能夠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周遊小說的獨特質地。其看似散漫的情節其實是一種對古代“說書”或者“講史”中故事結構的模拟。
與這種小說寫法相适配的，是周遊小說中古今雜糅的故事内容，與帶有明清白話韻味的小說語言風格。前者突出表現在《麒麟》中的“麒麟”設定。所謂“麒麟”，表面上是傳統文化中的所謂“祥瑞降世”，或者是寺廟裡的威武雕塑，但實際上卻是西洋傳教士巧奪天工的技術發明。值得注意的是，這裡作為“瑞獸”的麒麟當然是一種來自于前現代的文化想象，而葛理天和保祿所造的“機械麒麟”也并非乾隆年間西方所能實作的技術水準，而是一種帶有蒸汽朋克風格的科幻奇譚。而這種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奇幻與科幻的交織與碰撞，構成了小說中别具一格的時代特色。這一處理，則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蕩寇志》中将公孫勝鬥法與西洋發明家白瓦爾罕發明沉螺舟并置的寫作政策。
後者所謂“明清白話韻味的小說語言風格”，則貫穿了從《麒麟》到《欽探》兩部作品，比如作者在這兩部小說中都刻意隐去了作為直接引語提示語的“說”，或者直接用引号開啟對話内容，或者用更具古典色彩的“道”字。除了現代叙事之外，周遊的小說中還總是隐約徘徊着一個傳統說書人的口吻，好像他并不是在引導讀者“讀”小說，而是讓讀者聽他“講”故事。這種叙事“聲口”的交疊恰好和周遊小說語言的“拟白話”特色相得益彰。更有趣的是，《麒麟》中還真的出現了一個說書人趙敬亭的人物角色，趙敬亭在小說中通過說書表演，不斷篡改并講述真實發生的故事，甚至小說中很多事件的結局，都是通過趙敬亭的“說書”來曲折地傳達給讀者，這就形成了一種有意思的文本嵌套關系——趙敬亭的“說書”既改寫同時也表現了某些小說中發生的真實事件。而作者周遊何嘗不是在扮演另一個層面上的“說書人”角色，甚至在《麒麟》最後，周遊巧妙地借用“僞托之作”和頗有點“叙述性詭計”意味的手法，再一次颠倒了“故事”與“故”事（過去發生的事）之間的關系，形成了一種帶有後設意味的小說結局。
總的來說，周遊的這兩部小說與其說是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曆史小說”，不如說更接近于中國古代的“曆史故事”。從題材内容、叙事手法到小說聲口，《麒麟》與《欽探》都更多受到明清白話小說的影響。但與古典小說不同的是，周遊的曆史小說并不是為了“補”正史之“阙”，而是通過小說反過來質詢所謂曆史的真相。這一點在《欽探》中表現的尤其明顯，小說借助主角團查案的過程，不僅僅是想要揭示出誰才是“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這一案件層面的真相，而是想要揭示出更為複雜、幽微的時代曆史真相。甚至我們可以說，《欽探》借助調查真相的偵探小說叙事架構，最後抵達了曆史沒有真相這一所謂“真相時刻”。具體來說，小說中主角團經過一番辛苦的調查，最後卻将“土木堡之變”的原因追溯到皇帝吃飯時被一顆石頭硌了牙。這個看似荒誕不經的查案結果并非是一種解構曆史的虛無主義沖動，而是試圖進一步揭示出曆史真相的複雜，宛如蝴蝶效應般所關聯的巨大因果鍊條網絡中，每一個小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會影響到大曆史的走向。而這一點，或許正是周遊小說在古典外衣下真正現代的地方。
文：戰玉冰（複旦大學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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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周敏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