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建國和發展、壯大階段，正值唐朝強盛時期。
以文成公主人藏為開端，唐蕃關系邁入“舅甥之盟”階段，各方面的交流全面推向深入，音樂文化交流同樣如此。
那麼在唐藩時期，漢族和藏族之間，音樂以及各種文化，都是怎樣交流的？
唐蕃外交親密的影響吐蕃建國于公元618年，與唐王朝同年立國，兩國關系在唐王朝建立之初并沒有出現明顯進展。
彼時唐王朝尚未完全鞏固統治，隋末群雄并起的局面使唐王朝将統治的核心工作放在統一戰争以及發展經濟方面。
唐太宗即位後，唐代政治局面趨于穩定，對外交流漸漸恢複。
在此期間，吐蕃的統治者(稱贊普)松贊幹布欽慕漢族文化，屢次派使者來到長安，請求唐太宗将宗室公主嫁人吐蕃，公元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人西藏，成為松贊幹布的王後。
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入了來自中原的各項技術、物品以及燦爛的中原音樂文化。
史載文成公主帶人吐蕃技藝高超的制造技術，使得吐蕃人異常羨慕并互相學習，“工藝十六法”的具體内容已不可考，但均為音樂演奏、樂器制作相關技術，使藏漢民族問音樂文化交流得到極大的推動。
唐太宗去世後，吐蕃統治者(松贊幹布以及其後的統治者)依然尊重唐王朝，新王繼位依然請唐天子“冊封”。
而金城公主入藏等事件則保持了唐蕃外交關系的和諧，并為藏漢民族音樂文化的交流打下了堅實基礎。
唐蕃佛教文化的互通唐蕃文化交流的一個重點内容是佛教文化，佛教文化源自天竺(今印度)，當時的唐王朝與印度之問存在惡劣自然環境的阻隔，文化交流需經過泥婆羅(今尼泊爾)、入藏之後才能進入中原地區。
佛教文化與音樂密不可分，尤其是文化發展帶有明顯宗教色彩的吐蕃地區，密宗佛教長期作為同教，也催生了大量的宗教音樂，在唐與吐蕃之問的交流中，佛教文化以及音樂地位十分突出。
無論文成公主還是金城公主，都對佛教文化表示了尊重，也使漢藏兩地的音樂文化交流得到了足夠的重視，
交流都是有序、頻繁的，藏漢之間的音樂文化交流也多在這一時期進行。
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分别于公元641年、710年入藏，并将大量音樂文化内容帶人吐蕃。
其中，在大昭寺内至今還儲存着當時樂隊攜帶的部分樂器50多件。
這些樂器裡面大部分為“彈撥樂器”，制作異常精美，隻有到每年藏曆‘亮寶會’上，才會拿出來供遊人鑒賞。
金城公主人藏，同樣實作了音樂文化的傳播，史載唐朝皇帝考慮到金城公主年幼，特地賜給金城公主諸多雜役和“給龜茲樂”。
“龜茲樂”作為一種音樂文化，由唐入吐蕃，實作了進一步的音樂文化交流。
民間交流民間交流在唐蕃之間并不十分頻繁，一方面唐王朝文化以儒家文化為基礎、以農耕文化為主要形式，與吐蕃宗教文化、遊牧文化差别甚大；另一方面唐蕃邊界人煙稀少，交流活動缺乏開展的空間。
不過随着唐王朝在西部邊疆軍事活動的開展，漢文化的影響力持續增加，徙民戍邊、軍墾活動也越發頻繁。
吐蕃也針對性地在邊界部署軍隊、遷移人口，居民數量的增加使文化交流擁有了良生土壤，現代學術界部分學者認為現代新疆、青海部分地區的少數民族音樂即是傳承自古代，屬于漢藏互相融合的結果。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蕃民間音樂文化交流的形式進一步豐富化，一些軍事活動引起了“原産地”式的音樂文化交流現象。
天寶年問，樂曲的命名多以地域為主，如涼州等等，後來又“招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天寶為唐玄宗年号)。
有史實記載“安史之亂”時，吐蕃趁機進攻唐朝，占領了涼州、伊州、甘州等地，統治權的易主使音樂文化交流在民間變得繁盛起來。
唐玄宗之後，唐代由盛轉衰，對外作戰的力量越發不足，吐蕃連戰連捷，更大範圍的民間音樂文化交流頻繁開展，客觀地為唐蕃各地的音樂文化形成打下了一定基礎。
文成公主與金城公主入藏文成公主，原本是李唐遠支宗室女，唐太宗年間，松贊幹布屢次請求之下，唐太宗封其為文成公主，并在641年将文成公主遠嫁吐蕃，成為吐蕃贊普松贊幹布的王後，唐蕃自此結為姻親之好、形成“舅甥之盟”。
文成公主入藏帶來大量的樂器、樂工、技術和其他音樂文化作品。
金城公主入藏時，除龜茲樂外，還帶人了其他音樂文化樂曲，如“唐大曲”。
公元822年，唐蕃會盟，唐王朝使者在會盟處欣賞到吐蕃音樂表演，這種表演與“唐大曲”十分相似，又如史載吐蕃演奏“秦王破陣曲”以及“涼州、胡渭、錄要、雜曲”，這都是當時音樂文化交流的史料印證。
根據這段記載，可以判定金城公主帶人吐蕃的“大曲”已經得到了吐蕃統治階層的認同，且能夠派出人員進行熟練表演，可視作唐蕃音樂文化交流的典型形式之一。
歌舞與樂器文化歌舞文化和樂器文化是唐蕃音樂文化交流的兩個主要成果，無論是官方層面的傳播，還是民間的交流活動，均不能繞開歌舞和樂器。
如西藏地區的傳統音樂表演内容“諧欽”，在文成公主入藏前後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一般認為，“諧欽”的出現曆史已經超過3000年，原因在于“諧欽”表演的主要内容帶有苯教特點，而苯教出現的曆史顯然遠遠超過文成公主人藏。
但在文成公主人藏後，“諧欽”的表演方式出現了很多帶有唐王朝特點的變化，金城公主人藏後，這一變化更為明顯。
由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帶入吐蕃的“唐大曲”使傳統“諧欽”由簡單的舞蹈表演變為大規模的歌舞綜合表演，人數由“十六少女”增加至30多人的規模，而且舞姿動作也與“秦王破陣”等唐王朝表演形式存在關聯。
樂器方面，除琵琶以及“大昭寺藏品”外，還包括現西藏、新疆等地廣泛流傳的陶埙。
陶土制成的埙結構簡單，在唐代之前，吐蕃等地是沒有這種樂器的，随着唐蕃交流的深入，埙逐漸來到西域地帶，并通過民間交流被帶人西藏地區。
目前藏族的紮令以及其他少數民族都帶有陶埙的特點，被認為是前者的衍生物，也可以看做是唐蕃時期藏漢音樂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
壁畫文化在壁畫中可以尋覓到很多唐蕃時期音樂文化交流的痕迹，如敦煌壁畫《曹義金出行圖》中，有關于吐蕃音樂集體表演的内容。
在該壁畫中，參與集中表演的共有8人，牽涉到的尤其包括大鼓、腰鼓、橫笛、笙等等。
從表演規模上看，更接近于民間歌舞或者小規模的地方貴族表演，牽涉到的大鼓、腰鼓、橫笛、笙則無一例外是漢族地區常見的樂器。
而在壁畫的其他部分還可以看到箜篌、琵琶、箫等漢族傳統樂器，這也進一步為唐蕃音樂文化交流提供了支援。
在敦煌壁畫中，有大量的宗教文化内容，這些文化内容中也會牽涉到音樂表演，其中同樣不乏漢族和藏族兩地的音樂元素。
如飛天形象經常與笙、箫共同出現，也與西藏歌舞表現等形式共存，這些壁畫文化年代久遠依然栩栩如生，是唐蕃時期藏漢音樂文化深入交流的有力證明。
唐蕃時期，中原地區的文化發展水準很高，對周邊地區影響力也較大，唐蕃經濟、政治等方面聯系緊密，有效促進了音樂文化的交流，主要方式包括政治聯姻、民間交流以及商旅影響等，典型代表則包括文成公主人藏、金城公主人藏等。
在唐蕃的文獻資料以及現有音樂中，也可以發現相關交流的記載和痕迹，這為曆史學、音樂文化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