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三部曲”的修改與重寫
張義奇
1954年後,上級根據李劼人的要求,不再配置設定他擔負實際工作。擺脫了行政事務的老作家重新回到書齋,開始了他文學生涯裡最後的輝煌時期。于是,中國當代文學有了一部氣勢恢宏的長篇曆史小說——重寫本《大波》。盡管作品最終沒能完成,卻足以成為留存于史的經典名著。
李劼人畫像(羅雪村 繪)
1
最後兩個短篇小說
在李劼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大河三部曲”的修改與重寫的間隙,還留下了兩個短篇小說,這就是《解放前夕一小鎮》和《幫林外婆搬家》。寫這兩個短篇時,距離上一次發表短篇已過去了十多年。《解放前夕一小鎮》(後更名為《天快亮了》),寫于1959年10月,發表于《峨眉》雜志創刊号,是老作家為新中國成立10周年而創作的獻禮作品。寫的是成都東大路上一個小鎮的故事,地點就是沙河堡。1949年冬,在面對解放軍即将打來,小鎮上的“歪人”們陷入了一片驚恐萬狀的混亂中。小說沒有刻意正面塑造某一個人物,而是着力營造氛圍,通過袍哥陳大爺、人力車夫、潰兵、路警等各色人物在特殊氣氛下的表現,來表現其性格,揭示社會的變遷。
《解放前夕一小鎮》全文不足五千字,藝術結構平淡中顯奇特,将大時代的風雲壓縮在鄉鎮人物的生存狀态中,以各色人等的言談舉止折射出曆史的巨大變遷;人物性格在簡潔的文字中活畫得入木三分,叙事内涵豐富而含蓄,尤其是保持了老作家慣常諷刺的一貫手法,字裡行間充滿了作家的睿智以及幽默、诙諧的文風。著名文學評論家譚興國曾評價這篇小說:“顯示了這位老作家獨特的藝術風格。那充滿幽默感的文學化了的四川方言,真實地描寫了國民黨潰逃時的驚恐、狼狽景象,非常簡練而又精确地勾勒了小鎮上那些地痞、流氓、袍哥舵把子、滾龍爛眼的可笑形象……他的描寫簡直達到了絕妙的地步。”
《幫林外婆搬家》寫于1960年7月,同年9月由《上海文學》發表。這是李劼人唯一的一篇描寫1949年之後現實生活題材的作品,是他所有小說的“另類”。小說以大東鐵工廠的幾個青年勞工為主角,但作者并沒有直接寫工業生産,而是着眼于呈現一代青年勞工的精神面貌。鐘天生是大東鐵工廠的青年勞工,他有幾個十分要好的同僚,休息日經常相約一起去林外婆家聚會。但是自紅旗競賽以來,大家投入到火熱的工作中,已經整整五個星期都忘記了休息,直到生産名額超額完成,上司才決定休息一天。如何有意義地利用好這個星期天,幾個青年人商量了一陣,最終決定去幫林外婆搬家。因為林外婆居住的南門一巷子大雜院,在建設人民南路時面臨拆遷,政府已經替林外婆在陝西街選好了新居。林外婆是鐘天生的外婆,但并不是親生外婆,而是一個孤寡老人。但鐘天生曾經與林外婆相依為命。在抗戰前,鐘天生的母親領着兒子到成都謀生,因有拖累,很難找到工作,林外婆便收養了鐘天生。鐘天生在林外婆看護下長大成人,婆孫倆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是以,鐘天生工作之後,時常帶着幾個要好的哥們兒到林外婆家來喝茶聊天。當得知林外婆要搬家,便一緻決定一起來幫忙。然而,當他們一行來到大雜院時,見到的則是一片瓦礫,房屋都已經拆了,隻有一群學生和幹部在挖下水道。原來學生們早已經幫林外婆搬了家。鐘天生和他的朋友們立即商議決定,以大東鐵工廠青年小組的名義支援學生們勞動一天。
這個作品沒有被評論家關注過,幾乎被人遺忘,既非重大題材,也沒有多少故事情節的起伏跌宕。但是若聯系到作品寫作的時代背景,這個短篇仍可視為曆史的一頁記錄。《幫林外婆搬家》極有可能是他在主持興建成都人民南路時聽到的某些故事而激發的創作靈感,作品中涉及的諸多地名,如一巷子、陝西街、汪家拐以及大雜院等真實的存在,幾乎信手拈來,使之成為成都城市變遷的一頁文學記憶。
《幫林外婆搬家》的叙事很具匠心,現實當下與曆史過往熔為一爐,時空跨越自然巧妙,時代的變遷,社會的進步,從幾個青年人的精神面貌中得到了淋漓表達。藝術結構上,這篇作品亦不同于以往,尤其特别是結尾出人意料,一群學生打亂了鐘天生們的計劃,而鐘天生們又決定以大東鐵工廠青年小組的名義支援學生勞動,寫出了當年昂揚向上的社會風尚和積極奮進的風貌;小說結構上異峰突起,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頗有歐·亨利小說的味道。
《解放前夕一小鎮》和《幫林外婆搬家》的風格和結構,與作者之前的短篇小說都大相徑庭。盡管作家晚年隻留下兩個短篇,但看得出他晚年仍在不斷吸取現代短篇小說的新表現手法。
2
修改《死水微瀾》《暴風雨前》
1954年5月,李劼人接到作家出版社函件,根據馮雪峰的建議,希望老作家能夠修改重新出版長篇小說《大波》。李劼人則想先逐次修改《死水微瀾》《暴風雨前》。是年9月,他與出版社談妥出版事項後,便集中精力進入了寫作狀态。
“大河三部曲”自20世紀三四十年代相繼出版完成後,便再未出版過,作品從内容到校對,的确都存在一些問題,是以雖然作家出版社隻提出了修改《大波》,但李劼人則堅持要将前兩部作品一并修改再版。更主要的是,由于時過境遷,社會政治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李劼人自己的思想認識也有了重大轉變。作者提出同時修改再版《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兩部作品,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死水微瀾》是李劼人最重要的長篇小說,作者很認可這部作品。這次修改作者并沒有費太多的工夫,隻改動了十分之一左右,僅僅是對某些字詞和短語、短句做了修改,并增加了一些注釋。歸納起來,修改的地方有幾個方面,一是将原來過分地方化或口語化的詞彙,使所有讀者都能讀懂;二是增強了詞語的準确性與生動性;三是增添了注釋;四是增加了個别句子,以便更明确作品所寫的風俗曆史;五是個别的字詞句被删除掉,使行文更簡練。
《暴風雨前》的修改就沒這麼簡單。《談創作經驗》一文中,李劼人說修改了三分之二。無論作者或是讀者對《暴風雨前》的感覺都存在“勉強”的看法,這是李劼人要堅持修改的原因之一。其次是時代發生巨變,作者的曆史觀有了新的進步。李劼人在談及修改後的《暴風雨前》時,說他在作品中塑造了3個知識分子的典型,一個是前進的、革命的,但不知道革命後該怎麼辦;另一個是保守的,等革命勝利了來享福;再一個是搖擺不定的,代表了民族資産階級在革命面前的兩面性……修改後的《暴風雨前》,人物形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最明顯的是尤鐵民。原版中的尤鐵民不僅是一個空頭的政治家,還近乎是油頭滑腦的情感騙子,他喜歡郝家大小姐香芸,卻口口聲聲裝出一副“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高尚情懷,待到把大小姐勾引到手後,話語又變成“拿破侖也有約瑟芬作為他的紅顔知己”,以此來掩飾他無恥、虛僞的靈魂。修改後的《暴風雨前》,尤鐵民的形象發生了颠覆性的變化,盡管他的革命還是有些漂浮不定,但以前那種輕浮情感沒有了。按照李劼人的創作計劃,在重寫本《大波》第四部中,尤鐵民“不但要露面,而且還有許多戲文。”遺憾《大波》未完成,隻能從修改後的《暴風雨前》去判斷這一文學形象。
修改後的《暴風雨前》也有出彩的地方,如對蔡大嫂和鐘幺嫂兩個在《死水微瀾》中出現的女性形象的補充描寫。這是“大河小說”中兩個栩栩如生的女性角色。修改本中這兩個女性形象,雖然不再是主角,但她們出現在郝公館的叙事線索中,豐富了《暴風雨前》生活内容。除了對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之外,新版《暴風雨前》更強調曆史的真實性。作者不僅在叙事中修改了過去模糊不清的史事,包括準确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經過等,而且增加了重大曆史事件的叙事,進而更準确地營造出“暴風雨前”的主題氛圍……為此李劼人翻閱了二十多萬字,又去通路了十幾人搜集證據,最後就用了一句話。李劼人說,“這是是非問題,輕率不得,武斷不得。”
3
耗盡餘生重寫《大波》
李劼人生命的最後7年是在重寫《大波》中度過的。在新文學史上,對同一題材作品進行大規模二度創作,大概隻有李劼人。
重寫更主要還是作家自己的意志:“說要重印我寫的《大波》,叫我改寫。我大吃一驚。《大波》我不願提及,要我改寫,這倒給了我業餘創作的勇氣,但一翻原來的作品,我又出汗又臉紅。不行,得重寫!”
寫作匆忙,史事掌握不充分,遺漏了曆史許多大事件,李劼人對此深為遺憾。無奈首創《大波》時,因為要賣文為生,作品幾乎是一氣呵成,沒有時間去查閱核對更多的史料;加之抗戰爆發之初,救亡運動高漲,嘉樂紙廠與社會活動的需要,更使他無法持續創作。正如李劼人後來在《〈死水微瀾〉前記》中評價大河三部曲,“偏以《大波》寫得頂糟。預定分四冊寫完,恰第四冊才開始,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對日抗戰的大事發生,第四冊便中斷了。從此,在思想上背了一個包袱,十幾年來,随時在想,如何能有一個機會将《大波》重新寫過,以贖前愆。”
建構一個宏大的曆史文學叙事,是李劼人重寫《大波》另一個甚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動力源泉。尤其是到晚年,由于思想與藝術觀念的重塑,老作家建構宏大叙事的意識愈發強烈,重寫《大波》已成為他創作的必然。
從萌生重寫《大波》開始,李劼人就不遺餘力地四處搜集資料。抗戰時期,李劼人常住重慶嘉樂紙廠分公司,曾多次前往楊滄白家中,去尋覓核實四川辛亥革命時期的第一手史料。楊滄白是李劼人中學時的英文教員,二人有師生之誼。楊滄白早年曾參與上司重慶起義,後又擔任過重慶蜀軍政府顧問,是四川辛亥革命的元老。晚年因年老體衰,從不跑警報,李劼人也就甘冒被日機轟炸的危險,去向老師讨教,目的便是盡可能多地擷取準确的史事材料。由此可見李劼人早就為重寫在準備素材,而且已經有些“奮不顧身”了。
從那之後,李劼人便一直沒有停止過擷取史料的工作,他向辛亥革命的當事人請教,也與學者交流。1954年,他聽聞四川省圖書館館長伍非白搜集有不少辛亥材料,遂前往“訪候借抄,以作印證”。保路運動研究專家戴執禮就與李劼人有過資料上的交流。直到1962年1月4日,還收到巴金寄來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六冊,李劼人回信說,“将來于我參考時大為有利。”
主觀和客觀的諸多因素,促使李劼人不顧行政事務與社會活動纏身,更不惜自身年老體衰的現實,一定要花費大力氣去重寫《大波》。此時的李劼人,寫作已别無雜念,完全是為着作家的責任擔當而來。
在充分準備材料的基礎上,首先面臨的是如何處理曆史與文學的關系問題。好在老作家久經沙場,如郭沫若所說:“自由自在地,寫去寫來,寫來寫去……憑借各種各樣的典型人物,把過去了的時代,活鮮鮮地形象化了出來。”重寫《大波》設定了兩大線索,一條是真實的曆史叙事,一條是虛構的世情叙事,兩大叙事内容在文學藝術的統領下達到了有機的融合。
世情叙事,老《大波》已經提供了成功的範本,李劼人隻是根據新的道德原則加以修訂,如黃瀾生太太與情人們之間情感糾葛的描寫。而對曆史叙事,李劼人則秉承了太史公以來史傳的優良傳統和法蘭西自然主義文學強調文獻性和資料性的原則,藝術結構上卻學習了中外優秀曆史文學的成果。
為建構中國式的現代曆史文學宏大叙事,幾乎耗盡了李劼人晚年寫作的大部分精力。為了讓這個曆史叙事符合曆史唯物主義的要求,他常常将寫了幾萬字甚至十多萬字的書稿推翻重寫。“一九五四年寫的那一遍,不好,就丢掉了。一九五五年又寫了第二遍,十多萬字,看後覺得仍不好,也丢掉了。”
重寫《大波》一開始就不順,李劼人被兒子批評得一塌糊塗。據李眉回憶說:“我兄弟當時對這篇初稿的主要意見是,要他在分析曆史事件時加強曆史唯物主義觀點……”除卻意識形态對曆史叙事的要求外,青年時代就以“精緻”著稱的李劼人,在處理曆史事件時,絲毫不敢馬虎,對某些情節是正面描寫,還是側面描寫?又抑或該如何入手,才方為有力,都要寫三五次才能定局。
上述種種,都大大增加了“重寫”的工作量和難度。是以重寫《大波》越寫越長,連作者自己都感到有些吃驚了,在緻日本漢學家竹内實的信中,李劼人坦誠道:“《大波》原隻安排寫兩冊,不意内容太複雜,兩冊實在寫不完,大約四冊是可以寫完的。”
重寫《大波》可謂耗盡了老作家晚年的全部心血。李劼人生命的最後幾年疾病纏身,高血壓、肺氣腫、氣管炎、冠狀動脈粥樣硬化都來找他麻煩,有幾次在寫作時竟昏倒在書桌上,不知啥時候醒來的。但即使如此,他也沒有就此擱筆,而是加快了寫作進度。從1955年9月動筆算起,到1962年12月24日李劼人去世,重寫《大波》已經耗時了整整七年之久,可離最後脫稿仍然尚有30萬字。李劼人帶着滿腔的遺憾走了。但他的身後,一座用文字樹起的藝術豐碑卻已悄然屹立。
(本文有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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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成都日報》2024年9月24日第8版
作者:張義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