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波斯卡，米蘭昆德拉，略薩，馬内亞，特雷弗，根特格拉斯，魯西迪，裡爾克，帕慕克，阿蘭達蒂·洛維...他們都是我們熟悉的作家。當我們閱讀它們時，我們可以感受到文本表達的常見和不同的世界。
我們今天帶給你的是Hussan的評論集，從分心開始。在他的叙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熟悉的作家開始表現出與以前認知不同的取向。
胡山的書評不僅有詩人的敏銳度，而且有學者的嚴謹性，在文本與現實、曆史與想象、形式與價值之間自由穿梭，文本搖擺不定，也處處引導讀者思考文學、生活與生活之間的靜默聯系。這不僅是一篇書評，更是探索文學是什麼的思想的集合。
閱讀建議
《從分心的頭腦開始》
侯賽因
上海文學出版社
該書涵蓋了辛波斯卡、米蘭昆德拉、略薩、馬内亞、特雷弗、根特·格拉斯、魯西迪、裡爾克、帕慕克、安達爾達蒂·洛等當代著名中外作家。在他的寫作中，胡桑秉承納博科夫的"文學演講"閱讀方法，深入文本質地，揭示文本寫作的秘訣，為讀者開辟了很多文學作品的路徑。通過胡山的演繹，我們可以見證一個完整的精神世界，在文學作品中充滿了差異和競争，最終可以調和。
寫作從一個分散注意力的時刻開始
溫/胡桑
那麼，到底是什麼在寫信給我呢？寫作隻是如實寫下你所過的生活？還是想重建自己，改變自己？還是過你現在生活的另一種方式？
湖山是我的筆名，湖中的桑樹，後者是我的家鄉湖州的一種桑樹種。房子後面有一片廣闊的桑樹林。我一直在漫遊它。
我在大學時開始使用這個筆名，在異國他鄉漫遊，但我與家鄉和解了。我不想以我原來的名字生活。筆名是對生命和溢出的補充。這種方法類似于寫作。
寫作始于分心，自我放縱，抵消和建構。不可避免地，這可以被誤解為一種試圖逃避，甚至缺乏責任感的寫作。
但這個筆名還有另一個含義，我想把我的生活變成現在，而不是逃避。因為我保留了我的姓氏，這是我與我所愛的人，我的生活，我的家鄉，我的土地的聯系。
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在接受采訪時說："寫作是我了解生活的好方法。隻有通過寫作，我才能了解生活。寫信來了解你和你的家人所經曆的不幸。通過寫作正确了解生活狀況。當你寫作時，很多事情變得清晰起來，你寫得越多，你就越覺得寫作真的是處理損失、破壞和生存的最佳方式。"
通過寫作，我了解自己和他人。那些幸運的、不幸的記憶可以化解在寫作中，像夢一樣發光，讓我興奮，和恍惚的迷戀。然而，最後，我收到了一個光明的一天的邀請。
作者通過他人成為自己，一個更豐富的自我，關于他們自己的，一個元自我。在我的寫作中，我一直試圖抵制頑固的原住民，地方和國家，我不想成為一個有地區或國家标簽的作家。
當然，我并不把自己排除在區域或民族性格之外，而隻是當我在需要一個開放的地區或民族性格時，才能讓寫作保持行走的流動性。我的散文集《在夢熙身邊》就是朝着這個方向努力的。夢溪是我出生和長大的村莊。世界文學讓我認識到自己的封閉和貧困，進而渴望開放和流動性。
隻是當我錯誤地認為世界文學把我帶到了另一個外部世界的時候。現在我回過頭來，意識到這個世界實際上是一個從現在的生活發展而來的世界，一個更具可塑性的世界，它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它是流動的，不是凝固的。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猶如明星，互相補齊，牽引力，共同打造世界文學空間。當然，這是一個烏托邦。目前的情況是，巴黎、倫敦、紐約或柏林是世界文學的權力中心。
但這并不能阻止我們閱讀巴黎、倫敦、紐約或柏林的文學作品，而且我們通過閱讀别人會更富有，即使我們必須這樣做，或者我們不得不在固化語言的井中傲慢和自封。這并不妨礙我們用中文寫作，甚至不妨礙我們用中文寫作。因為，通過中文，我們可以呈現這片土地上的生命，通過外語或中文翻譯，我們可以讓這片土地上的生活有一個生活水準。
自我不是他人的影子，他人不是自我的鏡子，他人是絕對的，永遠保持陌生人，進而可以糾正自我貶低，打開封閉的自我。其他人，因為他們的異性，也讓我們看到了殘酷的生命法則，力量和克制的力量，這樣我們才能揭示，甚至抵抗，以驅散那些龐然大物。
通過世界文學，我開始重新審視現在，現在的生活。我所渴望的不是外在的生命，而是陌生的、畸形的内在生命，超越了日常認知中的生命束縛，不斷地"轉化"着生命。我還想說，這是對民族、民族、文明中心的一種"翻譯"的反抗，不僅針對西方中心，而且針對中國中心。
寫作，即轉化和提煉現在的生活，不是屈服于傾向于中心的生活，而是揭示到中心并塑造它的生命。在這樣的寫作中，我開始愛上現在的生活。翻譯，讓堅不可摧的障礙、鐵絲網、牆壁、戰壕分崩離析，讓語言流動，讓每個人的生命向上流動。
寫作使我們能夠克服（而不是放棄）當下的現實，克服它的封閉和束縛，并讓我們有可能想象一種不同的生活，建構另一種更加開放、無限和可移動的生活方式。
此時我們需要"世界文學"的概念。《世界文學》之是以能解放寫作，正是因為它的異質性。它是在民族之間産生的，在翻譯中形成的，它永遠不能超越翻譯，也不能在一個中心固化——趨勢中心的翻譯也應該是對中心的攻擊，滲透、占有和栖息，是中心的崩潰，固有文法的破壞和擴散。
翻譯意味着互相改變和塑造。沒有一個中心可以淩駕于和盜用其餘的語言、民族、民族和文明之上。世界文學是擁抱異質性的文學，而不是排除異質性的文學。我們需要世界文學。可能的生命不是排除當下的生命，而是要更好地了解、提煉、改造當下的現實生活，去瓦解其黑暗和模糊的那些限制性規律。我們需要一個可能的生活。寫作是走向中心，走向相反，走向陌生，走向語言行動的可能生活。
什麼是文學？這個問題應該由作者來回答。如果文學可以是一切，那麼就沒有必要回答它，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
從廣義上講，文學可以是所有表達，進一步說，是一種創造性的表達。文學對創造性表達有着天然的依戀。創意表達是什麼意思？如果文學隻能用固有的文法和詞彙來寫出一個具體的、靜态的、不可改變的人生，它就會失去意義。文學總是糾正甚至超越某種生活，一種特定的寫作。
文學作為一種表達方式，可以是政治的、哲學的和美學的。然而，無論如何，創造性表達本身是無法超越的。文學是語言形成的不斷更新和超級克。一旦語言所傳達的精神散去，它就不是無所不知的根除。
但是，漢語具有很強的變形能力，這并不意味着我們的文明可以在現代徹底重新開機，而是漢語表現形式及其精神内容的建立不斷轉化。
漢語自古以來就是一種極其開放的語言，在吸收中不斷變形，但并沒有被任何一種外語所取代。變形和平移是在星-神經叢關系中完成的，而不是在向中心移動時懶惰地完成的，不能交出整個自身。
我們應該有勇氣變形，而不是逃避。在實踐中，對方的力量可以被吸收，但不能被複制。如果我們讓文學隻表達一種生活，并且總是以一種方式表達相同的生活，那麼文學創造力就會消失，生活的頑固暴力就會變得無能為力。
我們也不能直接承載一種外在的生命。我們不能問一個作家他必須寫什麼樣的生活。外國文學的意義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表達方式，表達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重新審視了同一種生活的不同生活方式，同時形成了認知的開放性和流動性，屬于世界文學。
但是，如果外國文學成為寫作的模闆，一種固定的形式，那麼它就背叛了世界文學。我從未拒絕專注于生活，也從未停止過對生活的熱愛。無論你熱愛什麼樣的生活，文學作為一種寫作手段，一定有一種特殊的形式和方法，這是我們不能忽視的。
熱愛生活，首先是感受生活，深入了解生活的面貌。外國文學提供的方法，必須用我們自己的語言和生活來轉化和轉化，必須濃縮成我們看待自己的生活、感受自己生活的能力。任何創造性的文學作品都恢複而不是減少生活的複雜性，并表現出對生活本身的肆無忌憚的想象力。我們現在需要面對生活的倫理和政治。
除了能夠寫作之外，作家還需要履行生活所要求的其他責任：道德和政治責任。作家不應該隻能夠寫作。
在"世界文學"的時代，寫作似乎能夠跨越國界，不僅跨越語言、民族、文明的界限，而且跨越階級、年齡、性别的界限。這樣，文字就浩瀚、開放，任意越過邊界。
然而，歸根結底，寫作仍然是一件自由而自然的事情，源于一個人對語言和表達的熱愛，一種愛，權利和幸福。隻有當每個人都想探索寫作的規模時，才需要調整與語言的關系，認識到自己的語言能力和特征，連接配接文學傳統，活在當下，與他人及其社群建立關系，跨越許多界限，從外語及其文明中吸收潛力。
在這樣的規模上，寫作是一個可以讨論，甚至判斷和争論的公共問題。但它仍然不會影響你的權利和幸福。正是這種權利和幸福一直激勵着我去閱讀和寫作，寫下我在閱讀中的發現，寫下日常生活中錯綜複雜的文法和規則，寫下賦予我的生活節奏，寫下我思想的起伏。
（本文摘自《大海，全水，依然承受雨水落下》，有删節）
資訊：上海文學出版社
編輯：段鵬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