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曾經有過牛頓、達爾文等“巨匠”創造整個王國的時代，然而現當代科學家的工作卻非如此。這一方面是因為科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的擴充，另一方面也因為新的發現和科技進步越來越依賴于互相合作，靠一個科學家開宗立派的時代已遠去。
雖然在科學活動中，并非每個貢獻者都能得到公正的評價，但科學路上攜手并進的學者們相惜相顧之情，亦常令我動容。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花“長年”，人不長年</h1>
1931年4月，當時的中國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曆史博物館的植物組标本裝置員陳長年，帶着中學畢業就因成績優異被從貴州派到這裡學習的鄧叔群，一起去往鎮江寶華山考察植物。華東的闊葉林剛長出疏朗的葉，陽光可以透過樹枝照在開闊的林間，老鴉瓣、鵝掌草、浙貝母、延胡索、刻葉紫堇開出了藍色、黃色、粉色的小花，仰頭迎着難得的春光。
獨花蘭 | 鐘蜀黍
陳長年和鄧世緯經過寶華山這片早春的林地，突然被地面一小片粉白色所吸引。那是一種蘭花，與其它華東常見的蘭花相比，隻有一片闊大圓潤的葉子，而花比尋常所見的春蘭更大得多，玉白的唇瓣上點綴紫紅色的斑點，更有如小指般長而闊大的花距——那通常盛着吸引昆蟲的花蜜，但這蘭花的花距裡卻空空如也，隻如雕琢镂空的玉杯。他們猜測這是一種從未被植物學界所知的蘭花，于是小心翼翼地采了幾株壓在了标本夾裡。
獨花蘭的花朵 | 朱鑫鑫 / PPBC中國植物圖像庫
時光如梭，很快到了1935年，當時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教授兼植物部主任的錢崇澍先生在仔細翻看這批四年前采集的植物标本時，不禁悲喜交加——所喜的是，這的确是從未發表過的植物新物種，甚至是新屬；而所悲的是，标本的采集者之一，他的助手和好友陳長年，已經在他采完标本後的1932年，在野外工作中意外去世了。
在懷念和思慮之下，錢崇澍先生最終決定将這個發現于寶華山的蘭花新屬命名為”Changnienia”，即“長年蘭屬”，以紀念陳長年作為标本采集員——常常被遺忘的野外工作者對植物學的貢獻。“Changnienia”屬下的唯一物種，被命名為“Changnienia amoena S. S. Chien”，種加詞“amoena”即“美麗”之意。
獨花蘭的模式标本 | 中國數字植物标本館cvh
這一新種發表于《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論文集(植物組)》（Contributions from the Biological Laboratory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 Botanical Series 10: 90, f. 12. 1935.），《中國植物志》中保留了這一紀念屬，中文名改為更加凸顯形态的“獨花蘭”。中國植物标本采集者作為植物屬名而被後世所銘記。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悲傷的故事沒有結束</h1>
和陳長年同為采集标本者的另一位采集員鄧世緯，成為了專業的植物采集家，受聘于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也就是今天中科院華南植物園的前身。然而同樣聰敏勤奮、有着遠大科學前程的鄧世緯，卻在1936年對貴州貞豐縣的植物科考中不幸與助理都感染了惡性瘧疾，由于缺乏有效藥物，他和同行的采集員楊昌漢、徐方才、黃孜文在四天時間裡相繼病重去世，這是中國近現代植物采集史上最悲壯的一頁。鄧世緯在1935年采到的苦苣苔科植物新屬，也被另一位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镛先生命名為“Tengia世緯苣苔屬”。
獨花蘭被發現和命名距今已近90年了。随着交通環境的改善，從廣西、四川、陝西、甘肅都陸續發現過這種美麗的植物。但在這些分散的分布地點裡，獨花蘭的種群規模始終不大。
獨花蘭在前一年秋天長出葉子，孕育和分化花芽，在尚未蔭蔽的早春闊葉林下開花，然後在夏天葉片凋落，把營養儲存在地下的假球莖中。近二十年的研究中發現，獨花蘭也有着蘭花普遍存在的欺騙性傳粉，它們與很多早春植物同時開花，那些被其它植物花蜜吸引而來的熊蜂，偶爾也就一股腦兒紮進獨花蘭的“口袋”，卻懊惱發現其中沒有花蜜，氣急敗壞中就帶上了獨花蘭的花粉塊，在下一次上當受騙時，花粉塊就傳遞到了另一朵獨花蘭的柱頭上。
這種奇異的機會主義，使得獨花蘭在傳粉昆蟲衆多時能夠節約花蜜需消耗的昂貴能量，卻在變化的自然中更易遭受沖擊——當熊蜂因人為活動減少時，它們就面臨着傳粉機會的快速喪失。近些年的調查發現，熊蜂缺乏環境下的獨花蘭結實率很低。
獨花蘭 | 喻勳林 / PPBC中國植物圖像庫
而和其它蘭花一樣，獨花蘭的種子輕而微小，胚乳不發育，需要借由特定真菌侵入才能萌發——這一切都需要穩定的環境。如果環境劇變的同時遭受大量采挖，生長緩慢的獨花蘭就陷入了絕境。種群小且陷入人為幹擾和衰退，這也是獨花蘭被IUCN紅色名錄置于“瀕危”（EN）狀态的原因，這意味着它們的處境比大熊貓還要糟糕。但在最新公布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征求意見稿）中，獨花蘭甚至沒有被列入，也就意味着保護區之外的獨花蘭實際上沒有受到任何保護，這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四年前，當我經過寶華山那片森林的時候，時常回想着當年的植物研究者怎樣在華東最美的春天遇見它們，為它們激動不已。但兩年後，我卻不幸從社會新聞裡知道，那片陳長年最初遇見的獨花蘭已被嚴重盜挖，而采訪人員卻發出了“野豬拱壞”、“寶華山從未發現過獨花蘭”的奇論。
如果有一天，這樣一張植物的美麗名片徹底丢失，那些八十多年前不幸早逝的植物采集家、以及感懷他們的犧牲的植物學家們如果泉下有知，又怎能心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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