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向平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十九世紀末葉，一句“上帝死了”的斷言，曾經牽動了歐洲社會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神經，象征着歐洲文明乃至整個基督教文明的世俗化轉型。如今一個多世紀雖然已經過去，尼采的這句話始終在耳邊回響。
表面上，當今世界的宗教氛圍似乎日漸濃厚。但北歐這邊風景卻很獨特。在不斷膨脹的神聖大海之上，漂浮着兩艘曆經風浪且怡然自得的救生艇，那就是象征世俗生活的丹麥和瑞典。大多數丹麥和瑞典人不受宗教之累，既令人謙卑，又鼓舞人心。在那裡，犯罪率世界最低，清廉指數全球最高；在那裡，城鎮古色古香，風姿綽約，企業欣欣向榮，醫療免費，社會政策平等公正，唯獨沒有對上帝的虔誠，很少人思考神學問題或認為上帝在日常生活中至關重要。
長期研究世俗問題的朱克曼（Phil Zuckerman）在其《自足的世俗社會》中重提神聖宗教與世俗社會的論題，認為日常生活并不需要一個上帝作中心，沒有上帝的社會不僅可能，而且完全能夠做到溫文爾雅，國民幸福。作者附帶提及了英國和荷蘭，認為其宗教信仰也明顯偏低。
《自足的世俗社會》，[美]菲爾·朱克曼 著，楊靖 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1月。
在丹麥和瑞典發現一個複雜的社會事實
朱克曼曾經生活在美國，很不喜歡美國，盡管美國還是世界第一強國，但因為美國濃厚的宗教氣氛曾使作者感到窒息。丹麥與瑞典曾經很貧窮，在20世紀不僅變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也是最安全的國家。是以，宗教在這樣兩個國家能夠發揮的安慰與鎮痛的作用也就少了、小了，丹麥與瑞典成為現代社會世俗化的社會學典型案例之一。在此基礎上，該書的一個基本論點是：宗教信仰單薄的國家，同時也會位于最繁榮和成功的國家之列。
為了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同時也是為了說服自己和讀者，朱克曼不得不陷入這樣一個困境：這究竟是宗教神聖，還是宗教世俗化的結果？它直接影響到人們對當下生命、生活的價值判斷，我們究竟要生活在一個世俗的時代，還是依舊需要一個神聖的關懷？
朱克曼前後訪談了150位世俗的普通北歐人，發現一個複雜的社會事實，對當代丹麥人與瑞典人來說，基督教徒的身份并不局限于接受一套狹隘的超自然信條。基督徒的身份與他們的文化資訊相關，是他們集體遺産的一部分，展現在他們的童年經曆和家庭傳統中。他們對上帝的信仰既是宏大的，又是微妙的，既是私密的，又是開放性的，與文化背景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僅僅是“我相信”或者“我不相信”這樣的回答其實語焉不詳，隻觸及問題的表面。在這些訪談資料的梳理與思考當中，朱克曼的最大理論貢獻在于，丹麥與瑞典的世俗主義并非宗教衰落的古典世俗主義，而是當代文明社會中人們“自願選擇的世俗主義”。
這種自願選擇的世俗性，類似于泰勒在《世俗時代》中提出的第二種世俗化模式，即作為信仰與實踐的一種類型，而不同于其他兩種世俗性模式如退出公共空間的宗教和作為某種特定信仰或委身。恰好是因為這種類型的世俗化模式的形成，它們就能與自足自聖的人文主義如影相随，并由此終結了“天真的”宗教信仰的時代。這隻能說明一個信與不信與我們時代的新型關系，乃是活出來的經驗與塑造這種經驗解說的多種語境。人們隻需把自己的生活提升到神聖的程度即可。
丹麥本土反思17世紀教會宗教的電影《複仇之日》（1943）劇照。
世俗化的機制
丹麥與瑞典的大多數人為什麼會形成自願選擇的世俗化模式，朱克曼非常清醒，這是因為兩個國家中具有國教性質的路德宗教會擁有真正的壟斷，導緻宗教經濟缺乏競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國家稅收資助，盡管很少人去，也沒有關系。換言之，丹麥和瑞典的路德宗由國家資助，類似于壟斷宗教。牧師或主教幾乎沒有必要或動機向公衆大力推廣他們的宗教。
在其國家教會得以形成的過程中，教會财富不但向瑞典皇室大量轉移，同時也強化了國王的政治與經濟優勢，導緻因信稱義的路德宗傳統在此失卻了重要的意義。盡管80%左右的丹麥人和瑞典人都是國家教會的出資會員，但他們信仰的基督教是酋長和國王自上而下強加給他們的，從來沒有進入他們的内心深處。這就在“自願選擇的世俗化”模式中，還加上一個“懶惰的世俗化現象”。
在過去幾個世紀，無論丹麥還是瑞典都沒有受到來自不同信仰的外來文化的威脅、統治和壓迫。于是，這種宗教懶惰壟斷現象同時也導緻了文化懶惰的可能，特别是當這兩個國家的文化和宗教壟斷地位從來不受外來勢力的威脅之際，教會懶惰和公衆脫離宗教的現象就可能大幅度出現。由此，表面上是國家富裕導緻的宗教世俗化理論，實際上卻是宗教的壟斷與懶惰機制所促成。
丹麥有國家教會，國家教會舉辦周末靜修活動，無人報名登記，最後隻有不到百人參加。教堂隻是公衆紀念物，作為民族和國家的結構性象征，國家曆史、遺産、人民和精神的象征。雖然人們不常去。在此層面，宗教充當了文化角色，人們參加各種活動如儀式、節日、典禮和生命輪回的過渡儀式，但其中并不包含信念和信仰。
宗教在丹麥和瑞典僅僅是私人事務，個人私密的事情。與此相關，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現象，即便人們不信上帝，也不願意給自己貼上無神論的标簽，他們的宗教心，藏在世俗主義的外衣之下。
這就是說，朱克曼還發現了另外一種世俗性，即是在于國家操作的共同體的體制與實踐，作為前現代社會政治組織均與上帝相關，而現代西方國家則擺脫了這種連接配接。是以，比較人們遠離上帝、不再去教堂禮拜的自願選擇的世俗性，再将其社會區分為宗教或世俗的社會不再具有什麼意義。
重新定義世俗與神聖
遺憾的是，朱克曼所采用的傳統世俗化叙事方式，依然把世界與社會的許多問題歸于宗教，尋找宗教與文明社會之間的單一因果聯系，以至于把宗教視為對現代文明價值的敵視者。作者把社會繁榮與國家成功的若幹要素簡單化了，宗教隻是其變量之一。如同沒有宗教信仰，社會必将滅亡等論點也難以成立一樣。
朱克曼的結論似乎也有點性急，宗教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天生的，宗教也不是一個健康、和平、繁榮和極好的社會的必要組成部分。不過，宗教可謂有分别；但每個民族都要回答，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最高的善來自何處，以及展現這一最高的善能否形成一個社會的普遍規則。沒有規則，什麼宗教、任何信仰都可能無濟于事。
一個基本事實是，源自于宗教的善，在現代文明社會之中倘若能轉換為現代文明設計，宗教也就成為個人的選擇與信仰。神聖性表達方式的變遷，不一定就是世俗化，而是改變了宗教神聖性的實踐與呈現方式。當國家教會已經難以獲得國民的信任與信仰之後，個體信仰就直接與社會美德彼此整合。塗爾幹早就認為，近現代社會“對個體的膜拜”已成為新的“神聖”，一種“人性的宗教”，因為，現代個人“既是崇拜者，又是上帝”。
社會學家眼中的宗教是一種特定的經驗模式與神聖類型。國家教會是一種模式，個體信仰也是一種經驗模式。北歐兩國的社會經驗制度及其個體化的特征，賦予其個體最基本的社會及政治權利，突出與呈現的是作為行動者的宗教、道德個人主義，這種信仰的個體化既能創造、豐富及賦權給個體，又能确立、提升社會制度的神聖化。
應說明的是，朱克曼沒有差別宗教與宗教性，宗教是表面的，宗教性則是一種深層的、沒有被科層化的個人體驗。如果說丹麥、瑞典的社會宗教特征反映了神聖者的隐退或宗教的衰落，這也可能是教會宗教、國家教會的衰落而已。
在後現代社會中，宗教往往被看作是個人的私事。泰勒說過，“在現代性條件下，‘宗教’不再是一種獨立的激勵力量。”由此我們也能推論，現今社會應該重新定義世俗與神聖，社會、福利、公正已成神聖，個人的生命與自由如何自願選擇神聖？這就是該書面對的現代性問題。
沒有上帝的社會，不一定就是世俗的社會。社會學家所認為的宗教神聖實際上就是社會賦予的結果，社會就是神聖的本身。
最後，很不了解譯者為什麼要把書名譯為“自足的世俗社會”。該書的書名英文是“Society without God” 。作者自己将書題為《沒有上帝的社會》，而不是《沒有宗教的社會》，看來是很有道理的。在此，作者眼光非常獨到，使人去思考，一個被認定為“有道德”或“有倫理”的社會究竟意味着什麼。
作者 | 李向平
編輯 | 羅東
校對 | 薛京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