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齊森華
譚帆、陸炜合作撰寫的《中國古典戲劇理論史》，最早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2005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再版了修訂本，今年，本書的增訂本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一部已經問世近三十年的學術著作，至今仍得到學界同仁的認可，仍具有學術生命力，實在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我因與兩位作者有過數年互相切磋、教學相長的因緣，長期以來誼兼師友，他們不允我年邁力衰的推辭，執意囑我為新版作序；我當然不忍拂兩位作者的美意，隻好勉強就再次翻閱書稿的心得和他們這些年來的治學情況，談幾點未必妥當的感想。
中國古代戲劇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是一個很少有人涉足的研究領域，但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卻非常紅火，連續出版了趙景深先生的《曲論初探》、夏寫時先生的《中國戲劇批評的産生和發展》、餘秋雨先生的《戲劇理論史稿》和葉長海先生的《中國戲劇學史稿》等多種論著。這對于後人繼續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既是一種便利，也更是一種困難。因為在學術研究中筚路藍縷、開拓新域，誠然是艱辛的；但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突破，有所超越，更是一個極大的難題。就我所知，譚、陸兩位當時在撰寫這部《中國古典戲劇理論史》的過程中，首先遇到的難題就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礎上獨辟蹊徑。經過一段時間的苦苦思索，他們決定不走前人的老路，而是選擇了一條充滿挑戰性的研究路徑。他們有意識地試圖在理論史的研究思路和叙述模式上作出新的嘗試，這就是立論架構以曲學、叙事理論和劇學三大體系為輻射中心，突出古典戲劇理論的精髓和民族特色；論述方式以曆史分期為經，以理論問題為緯，進而以一種全新的視角，清晰地勾勒了中國古典戲劇理論的發展脈絡，較為準确地把握住了古代戲劇理論的獨特思想内涵。就我們熟知的同類著作來說，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種新異的理論史的範式，也應該說是一次較為成功的創新探索。三十來年過去了，至今我仍然覺得這種創新是可貴的、有學術價值的。我以為一部著作的吸引力就在于特色，沒有創新就失去了它的應有價值。在理論批評史的體例上，每個學者完全可以做出富有學術個性的選擇與創造，隻有這樣，才能在研究領域中形成一種多元并存、互競其長的生氣勃勃的局面。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在同志關系上應強調“求同存異”，在學術問題上應強調 “求異存同”。這确實說出了做人與治學的真谛。
前些年來，我們常常聽到不少學者感慨與惋惜中國文論的“失語症”，思考與探索如何對傳統文論加以現代轉換，古為今用。實際上，這二者是一個問題的正反兩面，因為學術界覺得，當代世界的文學理論失去了中國的聲音，中國的文學理論丢失了本民族的傳統，是以才呼喚要對中國傳統文論作現代轉換。現在回過頭來看，譚帆和陸炜早在二三十年前便甘于寂寞，不畏艱難，已經在默默從事傳統戲劇理論的本土化闡釋工作，以啟動優秀的傳統文化資源，建構具有民族特點、中國特色的戲劇理論體系。我以為，兩位作者以“曲學”“叙事理論”和“劇學理論”三個系統來概括中國古典戲劇理論，确實獨具識見地抓住了古代戲劇理論的核心與關鍵。
正如兩位作者所言，中國古典戲劇的精神實質是“詩”的，它的外在形态是“以曲為本位”，通過“詩”與“樂”的有機結合，達到情節結構與音樂結構的和諧統一。因而“曲學體系”探讨的理論對象自然地向音韻、格律、詞采三方面展開，形成曲韻、曲律、曲論三方面的格局，而核心問題則是“曲”的作法和唱法。衆所周知，古代“詩”與“樂”相結合的文學體式，一直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的《詩經》，漢魏的樂府、唐代的律絕、宋代的詞、元代的曲（包括劇曲、散曲或民間小曲）等，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無一不是與“樂”有着密切的關聯，在合樂這一點上，古代的詩、詞、曲有其内在統一的性質。但“曲學”又有自身獨特的内涵，比如宮調的選擇、曲牌的配置、宮調和曲調的音樂特色與所表現的情感及事件的關系等等。是以對“曲學”的探讨隻有将其放在古代詩樂傳統中加以系統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其獨特的内涵，以及對傳統詩學的繼承與發展。本書對于中國古代戲劇叙事理論的研究也是有獨特貢獻的。在目前學界，運用西方叙事學理論來研究中國古代戲曲小說的可謂非常熱鬧，但大部分的研究無論是觀念體系、對象選擇，還是在論說架構、分析模式，與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古代戲劇小說有着較大的間隔與錯位。而譚帆、陸炜對古代戲曲叙事理論的研究始終關注着古代叙事理論的獨特性，認為古代叙事理論是在史官文化的孕育中生成的，史官文化是古代叙事理論的發源地，多方面影響了古代戲劇的叙事理論；同時，在古代戲劇的叙事理論中，視戲劇為“寓言”的認識幾乎是戲劇理論家們普遍信奉的觀念。在這種藝術精神的影響下，古代戲劇家通常把戲劇當作寄托情志、抒情寫憤的載體。同樣，本書對“劇學理論體系”的探讨也是在把握戲曲是一種高度綜合的藝術樣式和扣住其“歌舞演”的形态特性來展開探讨的，如果不緊密地聯系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美學，而僅依據西方的編、導、演的藝術理論來加以評判，恐怕很難把研究推向深入。
可以說，這部論著在對古代戲劇理論的研究中，提煉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戲劇理論觀念，為全面研究中國戲劇理論體系夯實了基礎。從他們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戲劇理論擁有如此豐富、明确的見解，不僅可稱發達，而且足以與西方戲劇理論相比照，因為在衆多的戲劇美學問題上，中國古典戲劇理論都有自己明确的理論，并且富有我們民族的特色，這是前人留給我們寶貴的文化遺産，值得我們大力繼承并發揚光大。重讀《中國古典戲劇理論史》，我仍然覺得兩位作者對古代戲劇理論的本土特色與成就方面所作的探索确實是可貴的，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從譚帆、陸炜《中國古典戲劇理論史》的特色和貢獻，我們引出了中國文論“失語症”的話題，我們益發感到，提倡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不僅是個曆史話題，更是一個關系到當代文化建設的現實問題。我一直認為，我們提倡世界性的文學對話或文學交流，但這種交流與對話，要立足于本土文化與文學，是以西學為參照，而非以西學為坐标。20世紀中國的學術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學沖擊下的産物，對西學的響應也就成為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的重要特點。在這樣一種特定的學術文化背景下，中國文論怎能不患“失語症”呢？實際上，任何形态的交流，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隻有在同等實力的狀态下才可能趨于公正平衡。經濟領域是如此，文化與文學的交流也是如此。哪一個國家的文學及其優秀作家，不是依仗自己獨特的文化土壤，依仗自己與衆不同的藝術創造，而最終成為可供全人類交流的文學财富？是以，醫治中國文論“失語症”，最根本的辦法恐怕隻能是加強中國傳統文論的研究，努力探索古今文論的現代轉換，建設具有民族特色的當代文藝學。從這一點上來講，譚帆和陸炜對中國古代戲劇理論所作的研究，無疑為我們的學術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與借鑒。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所闡述的觀點，所運用的研究方法，都富有建設性、啟發性，有助于開拓人們的思路，也可以誘發人們繼續探索和深入思考的學術熱情。
據我所知，大概在這本著作完成以後，譚帆的研究領域漸漸由古代戲曲轉移到古代小說，先後出版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和《中國小說史研究之檢讨》等幾部頗受學界贊譽的研究著作，由他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項目《中國古代小說文體史》也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我看來，從古代戲曲研究到古代小說研究，譚帆的研究對象雖然在轉換，但其研究目的和主旨顯然是一以貫之的。因為無論是小說評點研究，還是小說術語研究，抑或是小說文體史研究，貫串其中的研究思路，依然是以回歸中國小說的本身存在為出發點，試圖通過對古代小說本土語境的闡釋和對古代小說整體面貌的梳理，來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小說理論思想體系。陸炜從南京大學中文系随陳白塵先生、董健先生攻讀博士學位起，研究重心轉向了中國現代戲劇史，多年來，他在田漢研究、中國現當代戲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古代戲曲的研究已不再處于他研究工作的中心位置，但從本書附錄的《李漁戲劇結構理論批判》一文可以看出，他對古代戲曲的研究仍然延續着一貫的傳統，既有宏通的視野又有理論的深度。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來源： 文彙報